序一 何天炯——被遗忘的辛亥革命元老

李长莉

一

为一个生活在一百年前的历史人物编文集，是因为这个人及其留下来的资料，对我们认识历史有值得重视的价值。

何天炯（1877—1925），字晓柳，广东兴宁人。1903年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二十年。但是，在后世记述辛亥革命及孙中山革命的史书中，鲜少见到他的身影。孙中山、黄兴在日本创建同盟会时，何天炯是第一批干部之一，任本部会计兼广东支部长，因此有关同盟会创建的记述中会偶尔提及，至于他后来的活动行迹，则少有记述。[1]即使在已经出版的数量繁多的历史资料中，他的名字也只是偶尔闪过。

百年前辛亥革命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潮，是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并领导，他们堪称具有决定性、关键性作用的“革命领袖”“历史巨人”。同时，这也是一场凝聚、汇集了众多海内外爱国志士，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投身其中、共同奋斗的“群体革命”。他们也为这场革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只是迄今这方面的探索尚不充分，同时也由于留存资料及我们的视野所限，一些为革命作出各种贡献的人物事迹还有待我们发掘和认识。何天炯就是这样一位以往少为人知的辛亥革命元老。

这本《何天炯集》，是编者集多年之功，在海峡两岸及日本等多地广为搜集资料，拾零缀散、汇集整理而成，包括何天炯的文章言论、私人信函、诗词题字、文书资料，以及他去世后的纪念文字等，并附有几十幅图片，更直观、形象地展现了一些历史场景及资料真迹，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人物活动及资料的背景，还编写了《何天炯年谱》附后以供参照。这本书是有关何天炯存世资料最为集中和力求齐全的资料汇编。其中有的是从未面世的私家所藏，有的是零星分散在中日文档案、报刊之中的资料。将这些散落在世事变迁的历史长河之中有幸留存下来的琐屑碎片连缀起来，终于使何天炯这位几乎被历史遗忘的辛亥革命元老的形象与行迹，显露出了大概轮廓和轨迹。

这些资料显示，何天炯自1903年赴日本留学，结识黄兴、宋教仁等，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直至1925年继孙中山之后离世，长达二十年。辛亥革命前，他在日本东京同盟会本部长期驻守，接应来往同志，购买运送枪械，支持国内各处武装起义。1911年春，他参加黄兴领导的广州“三·二九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受黄兴、孙中山派遣，赴日本筹款购械，支持革命军与清军作战。进入民国以后，何天炯长期在孙中山身边辅助其工作，1913年春，随同孙中山赴日本访问并考察实业，后来又参加反袁运动，随孙流亡日本，担任其秘书，参与创建中华革命党，任广东支部长。1917—1925年间，孙中山三度建立广州政府，对抗北京军阀政府以维护共和，何天炯也一直追随其左右，以党内公认“日本通”[2]的专长，主要承担对日事务及筹款工作。虽然他的职衔只是孙中山的秘书、顾问、赴日本代表、大本营参议等，并非位高权重，但他也属孙中山阵营长期稳定的成员之一，是孙中山对日事务的主要助手和辅佐之一，是同盟会、辛亥革命和国民党元老。由于他参与的对日事务及筹款活动缺少正式记载，使他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一位历史“隐身人”。

由于何天炯的身份与经历，本集收录的这些资料，不仅展示了他个人的人生轨迹、活动行事、人际交往、思想感情以及他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作用与贡献，同时也揭示了一些其他记载所未见的孙中山革命相关史实，使我们得以对孙中山及其事业增加一些新的了解与认识，对以往的历史记述有所补正。

二

本书收入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近130封，是分量最重、最具价值的一批资料。其中110余封原件为宫崎后人私家所藏，此前未曾公开，何天炯后人家中有这些信函的复印件。迄今仅有杨天石、狭间直树两位中日资深中国近代史专家，经宫崎后人允许利用这些信函进行过研究，他们于1987年发表了合写论文《何天炯与孙中山：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摘引了部分信函的内容。本书是第一次将这批信函全部公开，并增加了在其他地方收集的十余封，可谓现存最全的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汇集。

宫崎滔天（1871—1922），本名宫崎寅藏，又名虎藏，号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县出身，社会活动家。他早年受其兄弥藏、民藏影响，接受自由民权思想，以助中国革命、实现亚洲及世界革命为理想。1897年与孙中山结识，服膺其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中国革命理想，毕生支持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为孙中山终生亲密友人，与黄兴、宋教仁等诸多革命党人有交谊。1903年何天炯赴日留学后不久，即与帮助支持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的滔天相识，二人志趣相投，并长期携手进行筹款购运军械支援武装起义等革命活动。何天炯长住东京期间，日常往来于滔天家中，1915年后常住国内，有时短期来日也暂住其家，可见二人关系之亲近。何天炯视年长六岁的滔天为师友、同志，二人可谓知己之交。

正是由于二人的关系如此亲近，何天炯在离开日本与滔天分别后，仍与其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特别是在1915年何天炯由日本返国，二人预期会长期分隔异国两地，遂相约“一周一回通信”[3]，互相告知双方情况，且此后践行此约而保持日常通信直至1922年（当年冬滔天病逝）。正因如此，滔天家中仅保存下来的何天炯来信就达百余封，为其家中现存所有中日人来信（包括滔天日本亲友）中数量最多者。这批信函起自1911年5月，止于1922年5月，持续时间达11年，集中在1915—1922年即何天炯常住国内时期。两位中日异国人士，远隔大海而保持通信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数量如此之多，间隔如此之密，不仅为孙中山革命阵营内之最，在中日交流史上也属罕见。这批信函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孙中山革命事业特别是与日本有关的情况，有些内容以往少有记载，具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

本书收集的何天炯文章言论、诗词、文书等资料，数量虽然不多，但从中也可看到他的人生大致轨迹，看到他从一个受传统教育的读书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并终生为民主革命奋斗的人生历程，看到他为革命事业作出的特殊贡献，也看到他对革命事业的体验、感受、认知与思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段历史的一个个人视角。

何天炯在1903年赴日留学后到辛亥革命前长住日本的八年间，写下了不少感事怀人的诗词，可见他走上革命道路早期的一些体验和认知。这些诗作记录了他刚到日本时眼见日本富强、对比清朝腐败衰弱而立志改革救国的感慨，由留学生拒俄义勇队激发的爱国热情，加入同盟会后与战友并肩革命的豪情，起义屡屡失败、队伍出现内斗时的忧虑，在人心涣散、生活贫困中对革命的坚守，对历次起义中牺牲战友的感怀，以及对故国家乡的思念。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与黄兴一起匿居香港时，二人常以诗词遣怀，在诗注中可见黄兴读到他的思乡诗后“抚然泪涔涔下”的情景。

何天炯曾先后担任宋教仁等创办的早期宣传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及由此改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记者，主要担任编务，撰写文章不多，现在可辨认的他以笔名“卫种”所写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发刊词，提倡爱国主义，教育启发民众，反映了他在加入同盟会之前，还主要执教育救国的思想。后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与张继、戴季陶共同发表《告日本国民书》，深入揭露与严厉抨击日本当局奉行侵略中国的传统政策，论证中国人民反日情绪的合理性，呼吁日本国民改革日本政治，罢除侵略政策，以求中日友好和平。此文反映了他们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国策的深刻认识及对日本人民的期待，这也是何天炯长期与日本打交道的观察与体认。

何天炯于1922—1924年乡居避乱期间所写的《山居一年半》，是他的回忆与自述。在此难得的空闲时期，他得以有时间和心境，追忆往事，感怀友朋，抒发情志，反省革命，虽然是随想随记，不成体系，但也正因此而多为直抒胸臆，有感而发，较少顾忌。

何天炯在这段避乱乡居期间，回忆往事，追怀先烈，反省革命道路的曲折及国民党内部纷争乃至发生陈炯明叛乱的现状，为革命事业的前途而忧虑。他虽然不居高位、未握重权，无力直接对此作出改变，但身为献身于民主革命奋斗二十年、亲历革命进程的革命元老，深感自己有责任记述革命历史，倡扬革命初衷与先烈遗志，总结经验教训，向后继者提出警示与忠告，以对革命所陷之困境有所挽救。因此他着手撰写革命史书，计划撰写上下两篇，上篇为同盟会史，下篇为中华革命党史，并拟出写作大纲，涵盖了这两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全书定名为《革命史衡》，意为既是记述史实，也加品评衡鉴，使后继者能够有所借鉴与记取。他于1924年夏应孙中山之召再返广州时，上篇同盟会史已经完成初稿，为了补充资料及续写下篇，他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征集资料，并刊出此书大纲。但可惜的是，此书未及完成他便离世，随后，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国民党内斗激化，世事变乱之中，他已经写成的同盟会史书稿也散失不见，实为憾事。

四

何天炯这样一位几乎被历史遗忘的历史人物，是怎样引起我的注意并立意编辑他的文集呢？

早在30年前与夫君何星亮相识成家以后，就常听他说起家族中多位先辈参加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有的官至将军，最早的一位是族堂祖父何天炯清末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后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等。1988年家乡寄来一册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的《兴宁文史》第十辑“何天炯先生纪念专辑”，收录了何天炯的一些诗文、照片、资料及后人记述文章等，虽然数量不多，但使我对何天炯生平事迹有了初步了解。特别是杨天石、狭间直树先生1987年发表的论文《何天炯与孙中山：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利用宫崎家藏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对何天炯与孙中山关系作了研究，了解到宫崎家藏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这一线索，由此我心中埋下了想更多了解他、研究他的愿望，并开始留意寻找相关线索。我于1989年博士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里作为中国近代史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收藏的专业文献资料堪称举世第一，但我翻阅相关文献也很少有关何天炯的记载。至于研究成果也很少，除了上述一篇论文之外，只有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对辛亥革命前后何天炯奉黄兴、孙中山之命到日本筹款等活动有所记述。1996年我与何星亮去日本访学期间，承京都大学狭间直树先生介绍，到东京宫崎滔天之孙宫崎智雄、蕗苳夫妇家中拜访，承蒙他们展示何天炯致滔天信函、题赠字幅、照片、印章等实物原件。当时智雄先生说，正在整理何天炯信函等，整理好以后准备出版。由于我那时正研究其他课题，国内关于何天炯资料很少，所以一直没有着手研究。

2011年是一个转机。10月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利用已掌握的资料撰写了《何天炯与同盟会东京本部》[4]一文，这是我研究何天炯的开笔之作。会议之前与星亮一起回广东家乡，与何天炯之孙何达英族兄相见畅叙，他拿出家中自印的天炯先生《无赫斋诗草》等遗物，以及宫崎家藏何天炯致宫崎滔天百余封信函的复印件，这令我非常高兴，终于有了何天炯的集中资料。我当即与达英兄商谈了收集、整理何天炯资料，编辑文集及进行研究的计划，他遂委托我全权负责。在随后武汉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研讨会上，遇到日本研究辛亥革命专家久保田文次教授，我虽早年在日本访学期间，参加辛亥革命研究会时见到过他，但他是年长我二十余岁的前辈老师，我是年轻后辈，且我那时研究重心不在辛亥革命，所以彼此交流不多。但在此次会议上他担任小组分会的主持人，因为他在以往研究中常见到何天炯的名字，但对他知之甚少，因而我的这篇论文引起他的注意。他在会后与我交谈，了解何天炯的情况，鼓励我继续进行研究。回到北京后，我和星亮又到何天炯幼女何莲史家中拜访，她向我们介绍了从她母亲口中了解的关于何天炯的一些情况。随后，我与何氏家族几人联名写信给宫崎蕗苳及黄石先生，告知我们希望利用其家藏的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等资料，编辑《何天炯集》的设想。随后通过久保田先生居中联络，得到宫崎蕗苳和黄石先生的支持，此后我开始正式着手对何天炯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此书。

自2011年开始着手编辑此书，至今定稿付梓长达七年。之所以耗时如此之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此期间我还穿插着其他研究工作，使这项工作时有中断。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力求将有关何天炯存世资料尽量收集齐全，而这一过程十分艰难。除了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和《无赫斋诗草》是比较集中的资料之外，其他已刊资料很少，因此只能到当时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中去广为搜寻和打捞，依他的大致行迹，凡认为有可能或稍有线索者皆不放过，这一工作耗时费力。适逢在学的博士研究生刘静尚未选定博士论文题目，我遂把何天炯的资料情况告诉她，最后商定以何天炯研究作为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所以，她也参与了后期的资料收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完成博士论文《中国革命中的何天炯》，于2013年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本书后附《何天炯年谱》，参考了刘静编写的《何天炯史事编年》初稿，在此致谢。

由于何天炯活动多与日本相关，故日本方面的资料需着重搜集。我遂利用三次短暂访问日本的机会（其中一次携刘静同行），除了在久保田先生陪同下三次拜访宫崎家之外，还到东京的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外交史料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处收集资料；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得到狭间直树和石川祯浩教授的帮助，得以看到该处收藏的宫崎滔天家藏资料；在爱知大学得到马场毅教授的帮助，在该校图书馆查阅山田良政及纯三郎兄弟家藏资料；到神户市立图书馆查阅旧报刊，拜访神户孙文纪念馆，得到蒋海波教授的帮助。还承蒙日本中央大学深町英夫教授及其夫人张玉萍博士的介绍，在日本佐贺县立图书馆石桥道秀先生的帮助下，查阅了该馆所藏“塚原嘉一郎档案”。此外东京大学的村田雄二郎教授也曾提供资料和线索。

何天炯是中国国民党元老，而国民党史资料多被携往台湾，故我两赴台湾，到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等处搜集资料，得到“国民党党史馆”王文隆馆长的帮助。

正是由于得到上述各位师友及机构的帮助，才得以收集到难得而宝贵的历史资料，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本书的另两位合作者久保田文次教授和宫崎黄石先生，为此书的编成作出重要贡献。

本书的重头资料是宫崎家藏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及字幅、照片等珍贵资料，感谢宫崎滔天及其几代后人对这批资料的精心庋藏与守护，并感谢宫崎蕗苳、黄石先生慨允，得以将这批资料收入本书而面世，提供中日近代民间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学界一大幸事。感谢宫崎智雄、蕗苳、黄石诸先生多次接待我的到访，对本书编辑给予诸多帮助，并且一直致力于中日民间友好交往事业，包括与何家后人的友好交往。

久保田文次教授虽已年届耄耋，但得知我立意编辑此书后，便一直以高度的热情，尽其所能给我以鼓励与协助，提供他收藏的何天炯信函等珍贵资料，介绍资料线索，陪同我多次拜访宫崎家，代我与黄石先生之间沟通联络，随时回答我的请教咨询并提供意见。在编辑此书长达七年时间里，我与久保田先生之间跨越大海往复联络的电子邮件达数十通，而且我每发一信，几乎在二三小时之内就会收到他的回复，他的勤奋、对学术的执着及对本书的关注与热情，常令我惊叹与自惭。在我访日期间，他还亲自陪同我重访东京的同盟会时期《民报》社旧址，以及孙中山、黄兴等人住处和活动旧址，我踏着当年孙中山、黄兴、何天炯等一众革命先驱走过的街道，恍然而生今昔穿越、与先辈神交之感。

还要特别感谢日本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教授，早在二十年前介绍我和星亮首次拜访宫崎家，得知我编辑此书后，又越洋寄来了京都大学收藏的宫崎滔天家藏资料影印件，后在我们访问京都大学时，又破例允许我们查阅这批私家资料的原件。感谢本所前辈杨天石先生，他和狭间先生对何天炯的最早研究，是促使我立意编辑本书的契机之一，还在得到狭间先生和宫崎家允许后，向我提供了他保存的宫崎家藏何天炯信函的复印件，以供我参照。

何天炯之女莲史，其孙达英、孙女何霈等提供了家藏的宝贵资料，讲述家族的口述传说，是启发我编辑本书的最早机缘。

在此还要感谢的有：日本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爱知大学图书馆、佐贺县立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神户孙文纪念馆、住友财团等机构为本书的资料收集及出版提供了支持。

感谢日本中央大学李廷江教授、深町英夫教授及东京大学博士张玉萍女士、御茶水女子大学博士大江平和女士，陪同我在日本的访问活动并提供帮助。

感谢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馆”为本书的资料收集提供帮助。

感谢何天炯家乡广东省兴宁市政府、政协文史办公室、历史纪念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家乡亲友为本书的资料收集和出版提供支持。

感谢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特别感谢李朋给予的帮助。

感谢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档案馆，提供周到的服务。还感谢本所同事高莹莹、赵庆云、李俊领的帮助。

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吴丽平博士，她对本书出版的尽心尽力、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令我十分钦佩。

2018年6月20日于京北书斋

---

[1].此前关于何天炯的研究专论仅有杨天石、狭间直树合写论文《何天炯与孙中山：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2].见何天炯1921年6月29日致宫崎滔天信函。

[3].见何天炯1915年10月8日致宫崎滔天信函。

[4].后刊于《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