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说明

一研究缘起

自新诗诞生100余年，追求“自由”成为汉语诗的主要潮流，废韵、废平仄的主张一直具有强大影响。与这些主张相应，百年来对汉语诗节奏、声韵等深入、系统的研究相对有限 [1]，与古代诗学、音韵学相关研究的发达形成巨大反差。

现代以来，研究汉语诗韵律具有系统性、开创性的，主要有朱光潜的《诗论》和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朱光潜基于中西比较视野，其韵律学体系以节奏为核心，兼及声（平仄）、顿、韵与节奏的关系，强调诗韵“与各国语言的个性也很密切相关”。但朱光潜的主要兴趣在于美学，《诗论》成于条件有限的战乱年代 [2]，10万余字，其中约一半论汉语诗的韵律，形成了中国现代诗学及韵律学基本的——也比较粗略的框架。当代如陈本益的《汉语诗歌的节奏》[3]、许霆的《中国新诗韵律节奏论》[4]等多受朱光潜诗学体系影响，同时也明显受废韵、废平仄以及新、旧诗歌对立等思潮限制，主要探讨新诗的“现代形态”，一般不论及古、今诗歌韵律的变异因缘及传承的可能性等深度或敏感问题。王力以研究古代诗韵、平仄为核心 [5]，兼及对仗、句式、语法、诗篇结构，集古代诗学、音韵学大成，建立了阐释古代汉语诗歌韵律学的理论体系，延及现代“白话诗和欧化诗”的相关考察 [6]。

朱光潜《诗论》指出：“诗为有音律的纯文学。”[7]爱伦·坡在《诗的原理》中也曾指出：“文字的诗可以简单界说为美的有韵律的创造。”[8]因而韵律——包括节奏、声、韵等，显然与诗歌文体的完善及创作的繁荣密切相关。例如春秋以前的四言诗、战国的六言诗（楚辞体）、汉代的五言诗、魏晋以来的七言诗，都和整齐抑或参差的节奏有关。六朝汉语“四声”的研究催生了“永明体”，到初唐后期形成完善的近体格律诗。隋代陆法言的《切韵》成为《唐韵》及宋代《广韵》的蓝本。成熟的体式、“四声”、《唐韵》《广韵》等显然支持了唐宋诗词的高度繁荣。因而进一步总结古代诗学、音韵学相关成就，深度考察古、今汉语嬗变等形成的汉语诗歌韵律古、今变异及其现代价值，就学术而言，可补古、今诗学传承这一重要发展链条研究的缺失，就创作实践而言，可为新诗文体建构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或“助力”。

二相关概念、基本思路、主要创新

节奏、平仄（声）、韵三大要素，构成汉语诗韵律的核心部分。此外，韵律系统还涉及诗句（行）、诗章（节）等建构，诗句、诗章是三大要素的有机整合，可形成具有不同审美个性的诗歌体式。

本研究以汉语的“动力特点”或“动力基础”[9]及古、今汉语诗创作实践为逻辑起点（所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题为“汉语诗律的语言基因与文化传统研究”），首先分别考察汉语诗节奏性质及其形成机制（第二章）、平仄律及其对节奏的优化作用（第三章）、汉语诗韵的资源优势及其功能（第五、第六章）；以此为基础，第七、第八章从诗行、诗章考察节奏、韵等的综合运用与新诗体式建构；第九、第十章总述汉语诗韵律的比较优势、古今变异及新诗前景。

论著的主要创新有以下三点。

（1）对汉语诗节奏性质及形成原理的系统研究（第二章）。关于节奏性质或类型，朱光潜、孙大雨、王力等分别提出“音顿”型、“音组”型、“长短”型节奏诸说。论著以汉语的“动力特点”为依据，提出构成汉语节奏的“凸显的要素”首先是“双音化”——在词、语句层面以显性或“隐性”方式强势趋近双重音时长，生成标准音步及其“衍生形式”；其次是朱光潜等所称的“顿”[10]，“双音化”和“顿”，以及“词长弹性”、虚词等语法工具的综合运用，可形成“有规则”的“间断”，生成汉语诗节奏。论著还首次以汉语突出的“动力基础”——“连续重音”特性为据，论证汉语双音化及“顿”的形成机制，并提出“隐性”双音化等概念。

（2）古代诗歌平仄律的功能考察（第三章）。汉语诗节奏鲜明、整齐，容易配置形成，但缺少起伏变化且柔和度不够。从发生过程、形态特征、审美效果综合考察，古代诗歌最终形成的平仄律并非独立的审美形式，而是利用声调的差异形成起伏变化，利用平声调的延伸性（余音）改善节奏的柔和度，对汉语诗节奏进行优化、升级。著者不认为平仄律的作用是朱光潜所称的“产生节奏”，在中古汉语确认“四声”之前，《诗经》、《楚辞》、乐府等诗篇都有很强的节奏感，这是汉语诗“形成节奏”不依赖“四声”的铁证。

平仄律是一把双刃剑。它大幅增加了创作难度，可能制约创作者充分发挥，因此即使是唐、宋、元时期也多用于篇幅相对短小的格律诗、词、散曲等。同时，也拓展出新的高度。唐、宋、元时期诗词曲的节奏由于平仄律的提升达到无与伦比的水平，成为推动古代诗歌唐、宋、元时期高度繁荣的要素之一。

既然平仄律的根本功能是改善、提升汉语诗的节奏水平，沿着这一逻辑，新诗的节奏是否需要借助现代汉语声调“升级”到更高水平，以促进新诗更加优质发展？如果需要，对古代诗歌平仄律加以改进或重新设计，或许仍然是新诗的选项之一。同时要指出，即使并不排斥汉语声调的审美价值，它也只适用于少部分较短小的新诗。亦因此，对汉语声调善加利用，可以增加新诗的丰富性，而不会损害其主体（大部分）的自由本性。

（3）汉语诗韵三大功能及其对节奏的影响研究（第五、第六章）。古代音韵学及王力《汉语诗律学》等详论“韵式”（如密韵、疏韵等），朱光潜略提及“诗韵”的“贯串”等作用，均不见对汉语诗韵功能的系统论证，新诗诞生以来极端的废韵思潮也扼制了相关研究空间。论著指出，第一，相同的韵形成包容性“语音结构”，把与该韵相关的诗句覆盖于内，构成“同韵模块”，这种“同一性”形成内部的向心力，在结构上更为紧密、浑然一体，有利于平衡诗歌因时空转换及感情起伏形成的大跨度或跳跃性。第二，汉语元音（乐音）占优势且通常为重读音节——乐音与重音叠加——成为极具美学价值的语音资源，不同乐音可以强化不同内涵或感情的艺术表达，“使某种叙述方式比起别的方式来显得更为欢愉，或显得倍加哀伤”[11]。第三，规则或半规则用韵可构成语法句层面的“韵节奏”并构成复合型节奏，有利于调控感情的缓急变化。

本论著主要的理论进展及创新突破是基于历代音韵学成果以及现代如朱光潜、王力等无数学者的探索，并关注现代语言学等相关进展——向前的推进。希望这本论著的研究有助于推进现代汉语诗歌韵律学的理论建构，为汉语新诗文体重建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法，以有助于推动现代汉语诗更加优质、更高水平的发展。

[1] 参阅张中宇《汉语新诗韵律学的现代历程》，《南国学术》2016年第4期。

[2] 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页。《诗论》著于1931年，其时朱光潜尚在欧洲留学，1943年修订后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1948年正中书局出版增订版。

[3] 陈本益：《汉语诗歌的节奏》，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 许霆：《中国新诗韵律节奏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5] 王力的论著未见专论节奏，他把对“平仄”的全面考察视为汉语诗节奏的研究：“汉语诗的节奏的基本形式是平平仄仄，仄仄平平。”见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略论语言形式美》，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5页。

[6] 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还可参阅王力《中国格律诗的传统和现代格律诗的问题》，《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

[7] 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1页。

[8] [美]爱伦·坡：《诗的原理》，杨烈译，载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01页。

[9]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语言和文学》，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6、205页。

[10] 现代语言学一般称为“停延”“停顿”。

[11]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