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城市空间场域与文化记忆的互文性关系研究

董琦琦[1]

摘要：自城市诞生之日起，便充当了人类文化记忆的工具与载体。鉴于此，文章着力从如下三个方面分层阐释城市空间场域与文化记忆的互文性关系，旨在强调城市发展史及其空间表现形态内蕴的强大文化认知功能。首先，城市空间形式产生前，基于共同的祭祀礼仪和宗教信仰，作为神圣精神和世俗权威象征物的集会地点能够将原始初民定期或永久性地会聚在一起，有效见证了人类史前文明的崛起。其次，长时间的纷争与混战导致安定团结的呼声一度高涨，城市秩序随之确立，为人类提供生存庇护的同时，也赋予其稳固的社会身份与地位。最后，当下，都市化潮流席卷全球，然而城市已不再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取而代之的是支离破碎的现实镜像以及无家可归的心灵创伤。

关键词：空间场域；文化记忆；互文性关系

德国学者阿斯特丽特·埃尔（Astrid Erll）在《文化记忆研究导引》导言中写道：“最近二十多年来，文化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已经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出现在世界许多地方，它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相当广泛，包括历史、社会学、艺术、文学与传媒研究、哲学、神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这样，它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人文科学、社会研究和自然学科连接在一起。”[2]如上所言，文化记忆作为当代学界的前沿问题已经超越单一学科范畴，正在向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领域强势拓展。

那么，究竟何谓“记忆”呢？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这样解释道，“过去不仅仅过去了，而且在现时仍然存在；现时中存在着某种由近及远的对时间的组织，过去就从中表现出来，或体现在纪念碑、古董上，或体现在关于过去的意识中。过去意识既表现在历史中，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在历史那里就是传统，在个人身上就表现为记忆”[3]。过去贮存于现时的时间组织中，且通过有形的与无形的两种方式得以显现，前者集中凝练为文物古迹，后者即所谓的传统与记忆。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记忆”既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也能够被动词化，然而无论何种用法都不意味着对过往印象的直接复现，其间不排除历史想象的介入和参与。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柏林纪事》中所言，“记忆不是探索历史的工具，而是历史的舞台。记忆是以往经验的媒介，正如土地是埋葬消亡城市的媒介。……必须不惮于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同一件事情上。将它揉碎就像揉碎土地；将它掀起，就像掀起土壤。因为，那事情本身只是一种储存，一个层次，只服从于最细微的检视，检视土壤中埋藏的真正的宝贝……因此，记忆不能以叙述的方式进行，更不能以报道的方式进行；而应以最严格意义上的史诗和狂想曲的方式进行。要将铁钳伸向每一个新地方；在旧的地方则向纵深层挖掘”[4]。本雅明立足于人类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将“记忆”与耕地翻土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突出强调了文化想象与历史记忆的回环往复性和逐层递进性。

在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看来，人类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即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在前文化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亲密无间，血统、种族、土地是原始初民赖以生存的全部基础。随着文明进程的深化，上述整一化的生存格局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与践踏，人与他者的友伴关系逐渐解体。在此期间，城市悄然诞生了。城市作为人类文化记忆的载体与工具，它诞生于何时？何地？曾经且正在扮演何种社会角色？凡此种种并非三言两语可以阐释清楚，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城市发展史及其空间表现形态内蕴的强大文化认知功能。

一 原始初民的虔信情感与集会地点

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在城市空间形式产生前，城市的某些功能和目的可能早已开始发挥作用了，而有关城市隐幽结构秩序的探究与揭示则必须从深层的文化记忆中找寻答案，无论它们距离业已被发现的第一批人类文化丘是何其的遥远。[5]

关于城市起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前7000年前后，人类步入农业文明时代，以作物种植和动物养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革命使居无定所、以渔猎和游牧为主的原始人逐渐演变为生活安定的农民和牧人，从而促进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在距今5000年前后，世界主要农业区相继涌现出了一批早期城市，它们虽然规模有限，却已跻身为经济繁荣、王权与神权并重的空间场域。上述文字大致包含两层意涵：一是人类过渡至农业文明形态前，尚无剩余食物用于交换，贸易往来不可能发生，也没有社会分工得以存在的条件，城市的诞生无从谈及；二是早期城市的功能是多元的，除能够为人类提供身体庇护外，还负载了某种神圣光晕。

事实上，此前永久性固定居住地的出现与形成已经蕴含了城市文明的萌芽，而期间原始初民的情感体验与信仰观念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是时，出于对死亡现象的疑惑和对逝者的敬畏心理，人们会选择固定地点厚葬死者。换言之，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尚处于不安定的游牧生涯之际，率先获得永久性固定居住地的是死去的人，而非生者。由于生者会不定期地返回安葬地点，告慰死者灵魂，所以墓穴、以石冢为标记的坟丘、用于集体安葬的古冢充当了首批永久性固定居住地。尔后，城市核心地带也多半由此衍生而来。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根深蒂固的虔信情感是城市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城市发展的胚胎还远不止于此。拉斯考克斯和阿尔塔米拉岩洞是迄今为止可考的最古老的史前岩洞，据研究表明它们是当时礼仪活动的中心。这些自然天成的巨大岩洞往往位居深幽隐蔽之处，洞内布满了壁画，构图精致，形象生动，有效记录了当时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岩洞壁画的存在不仅印证了“图像证史”的强大功能，而且彰显出超凡的艺术技艺，芒福德认为其美学价值可以与15000年后建成的宫殿和庙宇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6]如果说此类岩洞壁画尽显世俗生活风情的话，那么同时期的另一部分空间表现形式则揭示出原始初民单纯朴素的信仰状态。比如，法国南部地区的阿里埃日岩洞内就保留了一幅男巫壁画，该男子身披熊鹿皮，头戴一对鹿角；英国同时期的骨刻画上也出现了头戴马头面具的男巫形象，以其为中心举行的礼仪活动在当时具有强大的感召与威慑力量，是古代社会凝聚人心的强大精神支柱。这些岩洞呈封闭式空间，且集宗教性和社会性于一体，所以有说法认为它们已经具备了最早的空间建筑概念。

据考古发现证实，后世的一系列城市组织形式无一例外地发端于旧石器时代的坟冢、岩洞、树丛等圣地举行的古老集会。这些固定的地面目标或纪念性的汇聚地点，基于共同的祭祀礼俗与宗教信仰，将古人类定期或永久性地聚集在一起。与此同时，为满足古人类实际生存需要而形成的季节性营地也不乏类似功效，它们能够将家族团体和部落集团聚拢在共同的生活环境中从事采集或狩猎活动。上述空间场域除具备优良的生存条件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们作为神圣精神和世俗权威的象征物早已内化为集体无意识的母题原型融入民族血脉当中，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向度上为城市的最终确立积蓄了力量。

二 安定团结的心理诉求与城市秩序的建立

待城市出现后，稳定秩序的维系便成为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基本诉求。美国马里兰大学（UMBC）公共政策教授约翰·伦尼·肖特（John Rennie Short）在分析城市秩序与权力统治关系时指出，“这些早期城市出现和存在的基础是威慑作用和宗教影响。城市的控制范围只能以中央政权的威慑能力所及之处为限。在城市里，控制作用一目了然：城墙把人们分隔内外。宗教的作用在于通过典仪、假借宇宙的要求建立社会秩序，但生活在边缘地区的人们却不是这种体系的一部分。因为离城市越远，宗教的感染力越小。所以越边缘的地区，统治权力就越难以维持”[7]。在其看来，早期城市是连接神圣与世俗、现世与彼岸世界的中介桥梁，城市秩序的确立是世俗权威和宗教势力协同合作的结果。围墙作为标志性建筑形式之一，将城市内外空间明显区隔开来，不同程度地实施着权力统治。

在伯里克利统治前1000年前后，雅典人开始修筑城墙力求保护卫城安危，尔后往北发展，在前6世纪为新兴市区建造城墙。至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古罗马帝国已经衍生出许多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但可惜的是，随着帝国时运的衰微，城市发展呈现出倒退的态势。在500—1000年，欧洲居民生活艰辛，为了躲避蛮夷部族的攻击，只得向修道院或教堂寻求庇护。

众所周知，待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各国经历了长达5个世纪的混战局面，各方力量的博弈与抗衡使之成为很难被描述的一段历史，然而正是这段动荡不安、备受争议的历史，在根本上决定了城市发展路径由神圣走向世俗。芒福德声称：“从这个时代无以疗救的苦难和恐怖中，生长出一些特殊的、新的态度来看生活。这些态度后来强有力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全部重要社会机构和制度的孕育发展，尤其影响了西方城市的发育。”[8]如其所言，全新的生活态度伴随着无以疗治的苦难与恐惧孕育而生，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命运。具体来说，经过长时间的分裂与割据后，城市退化，人口流离失所，欧洲社会要求安定团结的呼声普遍高涨，寻求避难场所的诉求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目标。

作为当时体系完备的机构与组织，教会最先荣升为众人朝拜与皈依的空间场域。教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主要取决于如下几种功能：作为政治组织，教会人员凭借不可撼动的奉献精神建立了无法离间的精神纽带，令其他政治组织望其项背；作为经济组织，十一税为教会开支提供了保障与支持；作为宗教组织，教会吸纳各行各业人员会聚一堂，感恩上帝的眷顾与垂怜；作为文化组织，教会在蛮族部落的文化清洗运动中保存了古希腊—罗马文明遗迹。中世纪早期，商业贸易的建筑风格就继承了宗教机构的特点。至中世纪晚期，宗教信仰的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而是向世俗领域持续扩展，忠诚理念广泛传播，对近现代商贸往来信用意识的普遍勃兴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为了抵御外敌入侵，一些部族会在难以攀缘的石壁上设立堡垒，以此作为行之有效的军事手段力求自保。另外，他们还在村庄周围建造围墙，外围又有壕沟环绕，层层叠加，牢固防守之余，也开辟了封建主与保护人民利益共享的局面。受惠于封建领主的庇佑，各行各业的居民定期汇聚集市进行贸易活动，永久性居住地点慢慢确立下来。区别于宫廷和修道院等地方，这些区域属于商人居住区，尔后逐渐发展成为城镇中心，先前的神权要地则相应边缘化了。

中世纪壁垒森严的组织结构虽然禁锢了人的自由，却同时因为坚不可摧的依附关系赋予其稳定的社会身份与地位。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所言，中世纪统治秩序虽然可能使人遭受饥饿与压迫等痛苦，却避免了所有痛苦中最煎熬的一种，即全然的孤独与怀疑，而后者恰是现代城市之弊病所在。在随后的几百年间，城市一直稳步前行，人口增长、规模扩大、功能转型，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等空间表现形态接踵而至，分阶段主宰着城市建筑风格，然而欣欣向荣的背后却始终难掩城市文明的缺失与不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秩序井然局面的赢得是以牺牲城市生命与活力为代价的。

三 大都会组织结构与无家可归感的蔓延

“现代性”一词是对现代化进程总体性特征的概括与总结，它最初由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于1863年在《现代生活的画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一文中提出。现代性，在波德莱尔看来，是“过渡、短暂和偶然”[9]。于本·哈莫而言，现代性是“被缠绕的经验”，“有时突遭戏剧性的变化”，尽管与现代思想有关，但现代性是个“危险的东西”，是“新旧事物摩肩接踵时产生的临时蒙太奇”，而“这种既向前又逆转”的摩擦地点恰是现代性的栖身之所。[10]如上所言，是否意味着现代性无从寻觅呢？西美尔对此予以明确解答。他认为对现代生活及其引发的诸种后果的深度探究必须在大都会这样的组织结构内进行。因此可以说，城市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产物，或隐或显地昭示了现代精神之本质。

与乡村生活不同，城市生活要求人们迅捷快速地做出反应，换言之，城市性格形成于持续不断的紧张和变化之中，较之于司空见惯的景观而言，转瞬即逝的印象似乎更容易被城市心理所察觉。但长此以往，伴随印象更迭而来的不再是新奇罕见的体验与刺激，而是疲惫不堪、麻木不仁的感觉器官，不足以胜任城市景观的过度负荷。于是乎，城—人关系发生逆转，城市景观开始野蛮粗暴地撕裂人的神经，使其没有片刻停歇，无法积蓄力量适应新鲜事物，甚至为了抵御城市生活的上述威胁，个体生命会选择以逃避的方式中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西美尔将此种消极厌世的心理状态命名为“自我退隐”（reserve）[11]。然而都市性格的悖谬性决定其并未就此停滞，为了适应都市生活的最后可能性，或者说实现自我保全，人在拒绝回应之余也走向了自我意志的对立面，顺从现实，无差别地知觉对象，对象的实质、内核、个性等丧失殆尽。在此不能不说，缺少个性色彩的性格结构同时催生出了高度个性化的自我本位性，而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以降低对客观世界意义与价值的认识为前提和代价的。

本雅明将上述城市体验形象地描述成为“震惊”。何谓“震惊”呢？本雅明解释说，即外部世界的过度能量突破刺激防护层对人所造成的威胁[12]，其所指意涵与西美尔对城市景观特征的把握并无二致，突出强调了城市感官冲击过度泛滥所导致的精神创伤。事实上，本雅明对此种城市经验的发现与阐释直接来源于波德莱尔诗歌的启示与引导。

波德莱尔身为一名寓言诗人，首次将巴黎作为抒情诗歌题材加以处理。在其笔下，巴黎拱廊街、咖啡馆、世界博览会、大百货公司、剧院等空间场所，密谋者、拾垃圾者、游手好闲者、赌徒、妓女、文人等形象跃然纸上。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看似写城，却意在说人，反之亦然，城与人由此被弥合得天衣无缝，巴黎公共空间建筑及街头极具魅惑力和挑战性的人群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综观巴黎熙来攘往、行色匆匆的路人，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就是其中的一名游荡者，为了躲避孤独置身其中，却又不至于随波逐流，不仅醉心于街头游荡，而且能够进入前所未知的深度发现新鲜事物。现代城市与游荡者之间由此建立了微妙的二律背反关系，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对抗。就前者而言，现代城市缔造了游荡者，游荡者在其中获得了生存意义与价值；就后者而论，游荡者虽为现代性产物，却能够不为机器节奏所羁绊，将悠闲慵懒演绎为一种内在个性，并在不乏敏感与警觉的凝望中对“以金钱和数字为主宰的现代社会秩序”[13]作出抵制。若即若离的边缘身份及飘忽不定的灵魂赋予波德莱尔诗歌一种与众不同的忧郁气质，表面看来完成了对“现代性的粗糙垃圾”的诗意过滤，实则却含蓄婉约地暴露出现代文明社会内蕴的阴暗与丑恶。

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经验的温和描摹在根本上与福柯、马尔库塞等人对现代文明的犀利诊断不谋而合。福柯一生致力于在文化边界地带寻找被摒弃或遗忘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疯人院、禁闭所等特殊空间档案资料的系统整理后发现，现代化进程不过是上述非理性意象不断被规训甚至清理的运动过程，表面看来人类文明步伐向前迈进，实则却难掩由于恐慌所造成的过度防卫与惩罚，倒退的种子同时隐匿其中。马尔库塞也认为现代消费社会对人的异化越发潜移默化、不为人知，他抨击技术理性往往在富足与消遣的名义下掩盖矛盾与冲突，使大众安于现状，超越性、批判性日渐消弭，最终沦为“单向度的人”。

当下，城市化潮流席卷全球，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城市已不再是人类安身立命的家园，而是摇身一变为礼崩乐坏的“深渊（海德格尔）”“兽栏（尼采）”与“监狱（福柯）”。正如约翰·伦尼·肖特所描述的，“走进一个大城市，你当然能够辨别建筑、看见人群、找到地点、弄清楚每一条道路通向何方，然而，它的整体身形却似乎总在故意回避着我们。城市越是庞大，在我们心灵中呈现出的印象却越是支离破碎”[14]。支离破碎的现实镜像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家可归感在今天是如此的引人瞩目，以至于无可争议地确立为当代城市生活的两大主题。

鉴于城市构形的复杂性，有关其内涵的界定实属难以统一。于巴特而言，城市是一种话语；于帕克而言，城市是一种心态；于哈桑而言，城市集双重结构于一身，一层是灰尘、魅力、玻璃、钢铁、混凝土构成的几何体，在这一粗糙的结构下还存在着另一个城市：看不见的、想象的、由梦想与渴望构成的。[15]事实上，城市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场域，早已超出单一物理结构的范畴，其内蕴的错综庞杂的社会关系、知识系统、话语逻辑决定了城市及其记忆是融经验与体验、实在与想象于一体的历史积淀物，或者不夸张地讲，城市本身就是文化生产的一种形式。芒福德有言为证，“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结构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16]，城市空间场域与文化记忆的互文性关系在此显而易见。无论有形的与无形的，还是主流的与边缘的，抑或是神圣的与世俗的，每一维度的城市空间表现形态都与文化记忆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

---

[1] 董琦琦，北京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

[2] Astrid Erll，Ansgar Nunning，Sara B.Young：Cultural Memory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Berlin & New York：De Cruyter，2008，p.1.

[3]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164页。

[4] [德]瓦尔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潘小松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21—222页。

[5]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6]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7] [美]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8]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郑时龄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9] [法]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页。

[10] 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11] [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12] [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1页。

[13] [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191页。

[14] [美]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2—3页。

[15] 转引自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16]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