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平成年代的日本社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与危机，维系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道德伦理和社会关系均发生了裂变和转型，出现了传统价值观弱化、多元价值观冲击、共同体归属迷茫等问题，日本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正处在解构与建构的拐点，人们从不同层面探索着“重构”的路径。纯文学奖项芥川奖以时代性、社会性的评选标准在平成年代的30年间共推出了71部作品，其中有30部作品是女作家创作的，占芥川奖历届获奖女作家总数的56.6%。女作家的集中获奖不是偶然现象，她们迎合社会变化，迎合迷向的读者心理慰藉的需求，通过不同题材的作品帮助读者深入认识社会变化的内在本质，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引领读者的价值取向，用女性特有的社会关切方式言说着平成年代的“破型”与“构型”。

本研究立足于转型期的平成社会，依据文学所承载的文化建设功能，利用代表日本当代文学律动的芥川奖这一平台，将分散的、各自书写的、相互独立的30位获奖女作家的30部获奖作品聚焦在“价值取向”同一主题下，置于后现代主义视域中，运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的研究结论，抽取其调查中与日本相关的数据，整理出日本的价值取向指数值，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权势距离、不确定规避、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等价值取向维度，对日本社会价值取向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获奖女作家文本世界的现实书写，围绕迷失中的问题呈现、现实中的问题探索、引领中的问题破解，深入探讨了该创作群体对价值取向的认知、找寻及引导，总结了平成年代芥川奖获奖女作家及其作品引导的价值取向和引导策略，在此基础上回应了女性文学言说及文学的文化建设作用等问题。

本研究以30部获奖小说言说的“价值取向”为主线，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第一，迷失中的问题呈现。获奖女作家不约而同地聚焦“转型”及由此引发的价值“迷失”，透过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呈现了不同群体的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一是自我意识的弱化与迷失。以贯穿平成年代的“宅思想”和“御宅族”群体为切入点，关注“宅思想”影响下的中学生、大学生、白领、家庭主妇等群体的自我迷失问题。分析了家庭沦丧后的自我意识弱化和身体交换中的自我意识弱化，并以偶像崇拜中的自我迷失为例，分析了自我迷失的种种表现及引发自我同一性缺乏的机理。二是角色冲突中的身份错乱。女作家们十分关注价值取向的主体性问题——角色和身份。通过作品解读，分析了个性化社会与自我身份确立、性别角色的冲突与自我认知、家庭归属与女性角色裂变等自我身份定位问题，呈现了角色冲突的多重性、反复性，自然身份、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的稳定性与传承性，自我身份和角色定位的可变性、多元性；揭示了多重身份与角色转换的冲突、矛盾、迷茫，身份与角色定位固化、位移带来的困惑与空虚等身份错乱问题。三是社会适应中的价值迷茫。价值取向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迷茫，首先分析了“大物语”衰退后的“价值迷茫”，并以获奖作品中描写的女性身体的“破”和“变化”为视点，对身体感受中的认同迷茫、性别迷失中的自我确立、异化中的身份找寻进行了解读，分析了社会适应中的迷茫、困惑，以及试图用身体的非正常体验摆脱适应中的迷茫的行为选择，言说的是平成年代社会转型带来的个体奋斗目标的迷茫。

第二，现实中的问题探索。30位获奖女作家呈现的不同文本世界有一个共性的认知，即将“人”的需求放在时代的坐标中，通过自我找寻，追问“我是谁”，寻找深层次的“我”，重新树立人生目标，在交往中获得他者认同。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从寻求认同与交往方式的调适、人际关系中的他者认同、价值取向与情境的力量等几个层面展开，分析了获奖作品中言说的自我找寻的方式和获取他者认同的可能。在寻求认同与交往方式的调适中，女作家首先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探讨了在原生家庭、重组家庭中获得认同的种种方式；在人际关系调适中的他者认同层面，女作家描写了新型的既有传统社会痕迹又有后现代意识的人际关系，在自我找寻和他者认同的律动中，这种关系决定、影响了行为者的价值取向；在价值取向与情境力量的互动中，透过作品我们看到了一种充满真情、彼此信任的新型的人际关系，人性“善”的回归是维系这种关系的保障，是走出后现代情境下认同危机的密钥。

第三，引领中的问题破解。女作家纷纷把认同危机的引导目标指向人性、传统，分别从自我探寻与他者认同、认同危机与价值引导、叙事话语与自我建构等层面探讨价值取向问题的破解之道。她们强调爱是重建自我的生命基点，强调现代人超越困境、走出迷茫的能力，强调活着就要创造自己的传统志向。同时，通过对作品中女作家言说策略的分析，探讨了女作家关于叙事话语和身份建构的历史性、时代性结合的思考。她们一反后现代社会“去中心化”“碎片化”的潮流与惯习，从叙事形式入手，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与叙事策略、叙事技巧进行叙事，凭借组合式的语言与多种创作模式进行着自我身份的建构。她们以日本女性特有的母性进行着示范与引导，告诉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们“说什么”“怎么说”。叙事形式的多元化与独特性局面的呈现，既表明了她们基于现实的文学形式的创新，也说明了她们对“新价值建构”的叙事策略与方向的选择。

在上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了芥川奖获奖女作家及其作品引导价值取向的策略以及所引导的价值取向，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女作家们通过作品引领价值取向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的交往功能，在与读者的对话中，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读者的价值判断，引导着读者的价值选择。一是充分发挥作品的传达潜能，让读者在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中，理解、接受取代她们熟悉的态度和行为的可行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判断；二是充分释放作品表达的情感，透过隐藏在风格化的语言和虚构性的故事中的情感，使读者产生亲切感、认同感，与人物同呼吸，与作家共同寻找、建构文化身份；三是策略运用文本的劝说功能，有意或无意地采用了正向策略和逆行策略，引领读者走进文本建构的世界，并把他们对小说的反应同其他读者相协调；四是积极建构语言的交际功能，她们创作的文学世界不断地与历史对话，与经典对话，在古今日外的对话与交流中获得写作灵感，从文化的深层次对读者进行引领、启发；五是刻意强化文本的元语言功能，充分发挥日常语言的复杂性，运用丰富的叙事“话语”技巧，让读者在阅读中自然获取语言逻辑，体悟语言掩饰的思想，感悟语言结构背后作者的意图；六是自然追求文本的审美功能，没有在小说结构上煞费苦心，只是把所思、所想、所感、所为直接写出，通过身体、宅、物哀、涩等方式实现审美功能。

其次，通过作品交往功能的充分发挥，女作家们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日本人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提出了回归人性、回归自我、回归传统的价值取向。一是从人性中的爱入手，描写了人性深处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不约而同地将尘封了的日本式的爱呈现了出来，娓娓道出了什么是爱，应当怎样去爱；二是在女作家集体上演的故事里“静悄悄”地引导着读者要重新形塑自我，回归自我的关键在于内心的强大与内在的改造，在选择和行动过程中创造自己；三是面对转型期出现的价值取向问题，女作家们尝试着向日本传统索要答案，透过活着的、流动的言说策略，立足于日本文学的传统写作模式，用温柔的方式，引导读者创造性地保存与传承日本文化。

本研究将获奖女作家的文本世界与日本当下社会问题密切关联，对价值取向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不仅为我们观察日本社会文化提供了素材，而且也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参照。第一，平成年代女作家之所以能够频频摘得芥川奖，一是因为她们的文学言说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超越男女二元思维和东西方界限的新的共同体，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又一个在社会转型风浪中沉浮的现实的“自然人”，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人的内心需求，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顺应了芥川奖的社会性评价标准，诠释了芥川奖的时代性；二是女性作家得天独厚的感性、细腻，看似可爱、单纯，实则有品位、有深度、有厚度。她们的作品着眼于看似没有任何波澜的日常生活，书写“小物语”却在反映时代的“大物语”，探讨着人性、价值取向等人类的大问题。第二，客观、科学地认识社会是作家重要的文学能力，也是文学实现价值引领的重要前提。作家对时代、社会、个人的现实书写应处理好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多一些理性书写，多思考文本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实现话语意义的增殖。第三，借鉴日本利用文学奖项推出新人新作、培养作家人才的经验，从年轻人抓起，从评选标准、培养过程、方向引领、可持续性机制的设置上入手，构建中国文学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推动文学创作的后继有人，实现文学的文化建设作用。

以“平成社会”为背景，跟踪研究芥川奖的多位获奖女作家及多部获奖作品的价值取向问题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获奖女性文学的言说价值，以及文学参与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体现了本研究的应用价值。项目组成员发表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专业期刊中日本女性文学研究专栏的设置，一些研究成果的被转引，项目组成员在一些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研究成果的多次获奖，都说明本项目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