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我同一性的迷失

自我同一性是西方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虽然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就其本质而言，是指人格发展的连续性、成熟性和统合感，其形成与确立标志着人格的形成。它包含了自我身份同一性、个人同一性与社会同一性等内涵，体现了对自我、集体自我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与链接。在青少年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自我同一性是指他们的需要、情感、能力、目标、价值观等特质整合为统一的人格框架，即具有自我一致的情感和态度，自我贯通的需要和能力，自我恒定的目标和信仰。“自我同一性”首先是确立自我，个体尝试着把与自己有关的各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自己协调一致，不同于他人的独具“统一风格”的自我。人在确立自我、寻求自我的发展中，往往对理想、职业、价值观、人生观等重大问题要进行思考和选择，逐渐形成了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的统一的自我，这个过程也是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与确立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往往会受到来自自身、家庭与社会环境诸多因素的影响，“环境的意识形态结构正是在青年期才变成了自我的作为根本的东西”[63]，如果处理、引导不当就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日本进入成熟社会后，出现了“人口增长停滞化、高龄化，劳动时间缩短，业余时间增多，消费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者主体性与创造性走向联营，价值多元化，追求个性自由等倾向；出现了一系列发达国病症，如劳动欲望减退，少子化老龄化，麻药酒精中毒者增加，技术革新缓慢，投资欲望减退，犯罪率上升，等等；表现出了人性空洞化，地缘血缘消减，家庭空洞化。这种慢性病在社会各个阶层人群中蔓延，青少年身上体现出了‘青少年颓废症’，年龄段跨越了高中生到30岁，社会规范衰退，意味着作为人们行为规范与基础的道德观念的衰退”[64]。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复制常态化，便捷的生活模式逐渐削弱人的进攻性、主动性、占领性，随之而来的惰性、依赖性、惯性思维性不断增强，导致“御宅族”在信息化过程中失去了个人同一性和时代连续性，表现为失去了对自己中枢神经的控制，失去了自我同一性，其混乱感主要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内心冲突。而在混乱的反抗者和具有破坏性的少年犯罪者身上，则与社会发生冲突。在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影响下，“自我同一性过剩”“同一性缺乏”“早期完成”和“同一性扩散”等自我同一性迷失引发了青少年“同一性危机”,“宅”们表现出了极度的彷徨、犹豫、迷向，迷失了自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变得似是而非。

一 偶像崇拜中的自我迷失[65]

“自我同一性过剩”是当今日本社会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都可能遇到的难题，强调的是，一个人过分地卷入特定团体或某种亚文化中的特定角色中而绝对地排他，坚信他的方式是唯一的方式。这些人主动热情地将一些人召集于自己的周围，把自己的信念、爱好和生活方式推介、强加给其他人，他的预设就是我拥有的一切都是顶级的，不顾一切地推介给别人，根本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这种“过于自我”“非爱行为”状态，是典型的“御宅族”的思维逻辑，呈现出极端的自我中心、个人崇拜、狂热主义等不良社会态度。2004年获得第130届芥川奖的绵矢莉莎的《欠踹的背影》较为深刻地思考了“御宅族”偶像崇拜中的自我同一性过剩的问题。小说书写了“自我同一性过剩”的主人公在经历了明星狂热崇拜的自我迷失，如何走出困境，实现自我身份同一性的成长过程。绵矢莉莎借助极富有象征意义的具有关西人特质的动作“踹”这一外力，在“踹”别人与被人“踹”的互动中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在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中确立自我定位与他者认同，重新回归社会，进而实现社会认同。绵矢莉莎在书写困惑的同时，也给出了走出同一性危机的方法——回归社会、回归人际交往与互动。

美少女作家绵矢莉莎及其小说《欠踹的背影》轰动日本文坛一时，其所书写的文本世界吸引了读者的高度关注。绵矢莉莎2004年获奖时刚19岁，如此小的获奖年龄打破了芥川奖自1935年设立以来的获奖年龄纪录；小说《欠踹的背影》的销量也打破了纪录，因刊登《欠踹的背影》，当年3月号《文艺春秋》的印刷量突破了118.5万册，创芥川奖小说印刷数量新高。绵矢莉莎本名山田梨沙，1984年出生，京都府出身。2001年就读高中时凭借《安装》获得第38届文艺奖，成为该奖当时最年轻的得主。2004年读大一时凭借《欠踹的背影》获得第130届芥川奖。19岁摘取芥川奖后，笔耕不辍，多部作品面世。2008年获得第26届京都府文化奖鼓励奖。2012年凭借《这样不是太可怜了吗》获得第6届大江健三郎奖。同时，不断尝试小说动漫化、电影化的结合，自己也主演了处女作《安装》。2020年与导演大九明子合作将同名小说《把我关起来》搬上了银幕，当年冬季上映并获得了第3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观众奖。在此之前，2017年也曾与大九明子合作将《不想恋爱》拍成电影，获得好评。随着作家本人年龄的增长，思考社会问题的范围不断拓宽，其作品多半描写了社会转型期女性的同一性迷失，在抗争、适应的博弈中，绵矢莉莎带有劝诫式的引导读者走出困境。

《欠踹的背影》描写了不能融入集体的高一学生“我”（长谷川）与模特Oli的偶像崇拜者蜷川不习惯班里三五成群的所谓“志同道合”的小团体，看不惯他们“无聊与庸俗市侩”的行为，宁愿自己忍受孤独。原以为“多余事”可以解除空虚，但在见到偶像后，热衷的狂热并没有换来轻松感、满足感，反而更加空虚。反思之后，从追星梦想中清醒，“我”在蜷川的回归中，踢向了蜷川的后背，微妙的感情，谱写了一曲青春之痛与成长之歌。第130届芥川奖的评选会上，《欠踹的背影》获得十分之九的赞成票，并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小说并非简单地描写了男女高中生的人际关系，而是运用关西人的踹后背的动作行为，隐含着关西人做爱前与做爱后的生理行为，巧妙地捕捉到了男女交往时所折射出的距离感”[66],“展现出作者准确描写高中学校里排挤另类的机制的才能”[67]。“作者既没有局限于自己周围流行滑稽的游戏概念，也没有拘泥于形式的创新，而是坚持描写人际关系”[68],“人与人关系的书写与表达，不正是小说创作的捷径吗”[69]?“从这个意义上讲，看到了作者文学成长的潜在性”[70],“成长年代中才有的成长力量”[71]。高中生人际关系的书写与探讨，表明日本作家开始关注青少年的成长，这一文学趋势应当值得注意，作家在有限的观测范围内，焦点透视到了更大的、更宽阔的社会风景。

（一）自我意识的放大与迷失

“我”、蜷川、绢代都是刚刚进入高一的新生，面临着校园生活的转型，不仅是学习内容难度的加大，还有人际关系的转型。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出现同一性的成长危机。如果不能快速融入新的集体，就会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像“我”一样对学习不感兴趣，课业内容如同多余的东西，把正常的三五成群所谓“志同道合”的小团体，看作“无聊与庸俗市侩”，显得很清高、孤傲，宁可自己忍受孤独，也要恪守自己的原则，不与他们随波逐流，“我”在小组学习与活动中成为另类与“多余人”。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偶像崇拜型，将校园内的孤独、寂寞与追星纠葛在一起，时而孤独、时而在移情与疯狂中排解孤独，精神游走于现实与媒介世界里，具有不确定性、不可捉摸性。蜷川竟然喜欢时尚杂志模特Oli，典型的女模特追星族。课堂上，“他避开老师的视线，看着膝盖上摊开来的杂志，打发时间，表情黯然，没有特定焦点的虚幻眼神”[72]盯着女模特，成为课堂生的“局外人”。同病相怜的两个“多余人”，相同的孤独与寂寞使他们逐渐有了共同语言，在较为密切的交往、相互影响与关照中，各自逐渐反思自己的成长。

在“自我同一性过剩”中，蜷川首当其冲成为主角。蜷川具有比较典型的御宅族的特征，“好长的刘海，如同整瓶酱油泼洒在头上般，又厚又黑的，在过长刘海深处，隐约可见充满警戒的发光眼睛”[73]。喜欢穿“墨绿黑格子，象棋盘图案的旧衬衫，以及裤管已经磨得发白的紧身细长牛仔裤”。喜欢搜集与收藏有关模特Oli 的报道的旧杂志，“其他的衣服、饰品，回馈读者的抽奖奖品或广播节目的赠品，还有Oli签名的手帕”，在自己的房间里装了满满一大箱。许多令“御宅族”沉迷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社会上的流行事物，但真正造就御宅的其实是人们在某一领域投入的巨大精力和时间，蜷川便是如此。除了旧房子，他家里用的东西都比较陈旧，如泛黄的棉被壁橱，旧式小型冰箱，老旧的家具，粗糙的墙面，去世奶奶留下的日本娃娃以及“泛黄的睡衣”。虽然他在生活上不肯花钱置办东西，对崇拜的偶像却舍得花费大量精力与金钱，“从网上的商店里买齐了很久以前里面有关于Oli报道的旧杂志”[74]。蜷川的粉丝箱子里装着Oli使用的同品牌的香水，香水瓶上贴着小字条，上面分别写着不同的年代。箱子里装满了从很久以前开始搜集的大量流行杂志、T 恤、鞋子、糖果、饰物、手机吊饰、书、漫画、签名的头巾、各种零碎的东西以及Oli爱用的红色罩衫。还有一个有关Oli详细档案的文件夹，内装Oli的详细档案文件、大量的剪报。文件中详细记载了Oli的生辰年、月、日，读过的小、初、高、专门学校的校名，常去的商店，家庭地址，手绘的房间结构图。Oli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不是蜷川喜爱特定的一件事，而是除了这一件事之外对其他的事毫无感觉。“‘整个偶像生产过程’的批判者和接受者共同构成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偶像这个具体的身体被弱化，而产生偶像的整个过程，即所谓作为信息的偶像取代了身体。”[75]

“御宅族”的自我意识放大后容易导致自我身份的迷失，“男人把自己已经投射给（现在原则上可以征服的）上天的永久同一性又重新加以内化，并力求在一种制造同一性中再造”[76]。蜷川对偶像的崇拜不仅局限于默默地关注与积累，他的注意力也是可以进行分流的。他还可以保持正常的生活状态，但往往偶像崇拜者会采取行动，进一步走进偶像领地，并将这种狂热进行扩散、传染。蜷川拉着“我”去MUJI咖啡厅追寻Oli的足迹，寻找间接接触感、体验感。坐到了Oli曾经坐过的椅子，当听到Oli带着外国男伴像一对情侣一样彼此喂对方爆米花时，“蜷川眼中的光彩消失了”[77]。这表明“御宅族”同一性剩余时存在着领属观念，往往会挣脱约定俗成的道德规定，一般不太容易被影响与同化。同时，他们也给自己找到维持追星的理据，对偶像也会很理解与包容。明明很在意与妒忌Oli交男朋友，却又自我解嘲，认为27岁的Oli与男朋友交往也属于正常范围，体现出“御宅族”面对无力解决的问题时的阿Q 精神。挫败不会阻止他们崇拜的脚步，邀请“我”来自己家时正赶上收听Oli的广播时间，他也会毫不在意地坚持自己的收听习惯，“啊，Oli的广播时间到了，对不起，我要听了”[78]。蜷川火速从抽屉里拿出收音机，把银色天线拉长到极限，再以娴熟地动作将天线倾斜到45度左右的位置。然后背对着我，面对收音机坐着，再戴上耳机，自己听广播。蜷川如同幼儿园小朋友们一起玩儿时，一个小朋友躲着偷吃糖果一样，他的社交活动还停留在幼儿园时代吧。“御宅族”的偶像崇拜导致了交往能力与水平的幼稚化，他们自己却认为自己品位高，跟幼稚的人说话会很累。这种对没有自我意识的高中生形象的叙述，其实反映了“叙述者本人想从自我意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欲望。”[79]

间接体验、收听信息当是偶像崇拜的第二阶段，顶级追求是见面，见到活生生的偶像那才是最高的享受。高价购买各种演唱会门票，各种活动的现场交流，追求直接体验感，并试图通过自己将这种激动与疯狂传递给他者，与自己认为关系比较好的人一同分享，试图让别人走进他自己的世界。当蜷川得到Oli在一个周六晚上举行现场秀消息时，从凌晨4点开始排队买票，一个人最多可以买4张入场券，索性一下子买下了4张。每张票3500日元，对于一名高中生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对“御宅族”的崇拜与痴迷来说，数字从来就不是问题，无论是金钱还是暴力杀人的数字，他们完全没有概念，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享受获得过程中的快感，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甚至是恐怖。因模特Oli的长相是鼻子高挺，具有雕刻、深邃与清晰般的脸部线条，配上具有日本传统古典美人的单眼皮，所以蜷川很用心地穿了件英文图案的印满了英文字母的灰色对襟衬衫，表明自己是Oli迷，故意将自己打扮得成熟些，以配得上27岁的Oli。入场排队时看到明星T恤一件4500日元，海报一张1000日元，蜷川虽然很想买，但是看样子经费不足，“蜷川盯着摊子看，一脸的渴望”，如果还有钱，他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拥挤不堪的现场，在观众狂呼中Oli站上了舞台，蜷川第一次见到了活生生的真人Oli。“他露出了饥渴的表情，着迷似地看着Oli”,“渴望Oli，紧紧盯着Oli，仿佛自己就要消失不见了”[80]。蜷川全场紧盯着Oli粗糙的表演，任何的细节都没有放过，还做着狂欢之时发生地震英雄救美的美梦。但他绝望了，因为现场表演根本不可能发生地震，大失所望后的孤独感油然而生。现场表演散场时，蜷川和粉丝队伍一起来到了停车场，蜷川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一直盯着表演会场紧闭的后门。当Oli在粉丝们的拍照、花束、惊声尖叫中经过蜷川时，“像突然被Oli拉走似的，踉踉跄跄地往前走，走到包围Oli的人群前，想用双手拨开人墙”。粉丝们对Oli着了迷，怎么拨也拨不开，是蜷川用力推开了挡在Oli面前的女孩。Oli瞄都没有瞄蜷川一眼，转了个大弯，避开了蜷川所在的地方。蜷川顺势踏进了专门为Oli准备的通道，却被工作人员揪出来警告，蜷川“眼睛呆滞，神情茫然……好像被丢在地上的大型垃圾”[81]。蜷川自己出钱买票并邀请“我”和同班同学绢代，原本想一起来欣赏自己崇拜偶像的现场表演，一起分享其中的快乐。但没想到就算是狂热之际的自己也未如愿以偿，与偶像面对面时受到的冷落、无视以及失控保护Oli却遭受侮辱，如一盆冷水泼到了头上，一下子清醒了，认为自己“简直就是个变态”，露出神色黯然的微笑。“我觉得接近Oli时，反而是她离我最远的时候，比收集她的片段，放入箱子那段时间还要遥远。”[82]欢笑之后的代价便是寂寞，在经历了一切现实之后，蜷川开始反思自己的追星行为。其实蜷川根本不了解Oli，而Oli只是一个作为信息的偶像，一个符号。对于不符合自我选择之物，眼中的光彩就会消失，那是对现实世界的躲避，当幻想的符号消失，他们自己就会迷失，最终感觉到了厌烦，变得空虚，萌生了改变自己的欲望。

当世界从遐想走向现实，走向信息化时，模仿主义被放大，赞美模仿主义背后的某些东西暴露出来。人总是对陌生的新事物拥有好奇，在追逐好奇事物时，有时眼里只有前方与想象物，一般不太关注当下，脚下的荆棘往往会被忽略，一心想着热衷物，往往在他者看来不拘小节、不和“规矩”与不和“秩序”。一系列的“怪形”打破了已经程式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约定俗成了的机制，自觉、不自觉地调节着人际关系与互动模式，这种调节模式是内外合力的产物。当“我”在训练时受伤，蜷川快速地从书包里拿出了创可贴，谨慎地贴上创可贴，很让“我”感动；当排队入场Oli现场秀时，也能够想到自己占排，让两个女生坐在旁边椅子上等待；当“我”和绢代未赶上末班车住进蜷川家时，他主动腾出自己狭小的、有冷气的房间，自己却睡到了空调外挂的阳台一端，蜷着身子，忍受着燥热。这一切都表明“蜷川”具有可塑性与可变性。

（二）群体隔绝的自我不确定

日本社会的团体概念根深蒂固，学生自幼儿园时，就已被分到不同的组别，到了中小学每个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团体，每个人都不想被自己所属的团体离弃。为了避免自己与他人有所不同，同一群体的人通常会做同一种事情。日本社会通过这种方式从小培养日本人的集团意识与团队意识。相对于其他国家，日本的群体压力较大，恐怕这也是“御宅族”脱离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御宅族”因喜欢的事物太狭窄，过于单一，明显地与其他人“不合群”，很容易被身边的人所排挤或者将其看作另类，也很容易因其与众不同成为被欺凌的对象。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远离身边的人，与其他人保持距离，消解了集体主义、长期等位、权势距离的价值建构的效力，我行我素，“人一旦与身体、感官和真实环境越来越疏离，很可能就会感觉孤单、迷失方向”[83]。高中时期是一个人学习生涯中最为重要的阶段，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取向趋向成熟的重要阶段，更是人际关系、人力资源形成的重要时期。“在任何时期，青少年首先意味着民族喧闹的和更为引人注目的部分”[84]，高中阶段校内各种“俱乐部”“社团”“ALL教室”的设立也都有这方面的考量。日本人在进行自我介绍时往往要提及自己毕业的高中。一般情况下，高中毕业典礼当天就要成立同学会以及由家长组成的“后援会”，将同学的名簿、家长的名簿及联系方式统统制作完毕交给专人管理，并隆重举行交接仪式。从那时起，同学之间就建立起了一个同学家长交际圈子与联系网，可见日本高中人际关系的重要。绵矢莉莎的《欠踹的背影》书写了当代日本高中生的人际关系，通过对“不合群”的“御宅族”的书写，为阅读者提供了观察日本社会的别样视角，让人去反思当代高中生的价值取向为变革中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建构提供了怎样的土壤，应当说，美少女作家绵矢莉莎已经在思考社会的大问题。

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人物间关系也很容易勾勒出来。主要出场人物“我”（长谷川）、蜷川、绢代两女一男，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日本高中校园的人际关系的缩影。绵矢在展现高中生校园生活和青春风采的同时，通过这三人的微妙关系，表达了个体与集体隔绝的困惑以及“御宅族”人际交往的思考。初中时“我”和绢代是形影不离的朋友，关系维度比较单一。进入高中以后，这种一对一的交往模式被打破，变成了一对多、一对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人际互动，“我”是非常不适应的。先是瞧不起班里的其他同学，认为他们长相不好，“他们的体型、脸部气质参差不齐，就像一束绑到一起的各类杂草”[85]。他们品位低、水平差，是“不可思议派”。甚至不了解各个不同的社团组织开展活动的形式、内容与意义，认为这些活动没有用，还将其误读为小集团，认为从成立的那一刻起，就是靠不断做表面功夫来维系。“我”从心里蔑视与远离这些小集团，根本不想加入任何一个活动小组，因好友绢代加入各种活动而对其产生不满，主动疏远了“志不同、道不合”的绢代。“我”变成了特立独行的大侠。

高中阶段是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期，是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拐点，也是一个人由少年向青年阶段过渡的重要时期，人的交往能力大多在该阶段定型。同时也是青春叛逆期，由懵懂到成熟的转型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他们自认为已经长大成人，把“‘按照自己的意愿’当作唯一的价值基准”[86]。校园生活中，小组学习模式、小组课外活动使小团体经常一起行动，即使是课间、中午休息也是如此。现在的高中男生比较蔫，女生十分活跃。男生一般喜欢坐在教室靠后的位置，目光怯怯地观察眼前的一切，而女生就不一样了，她们的活跃身影无处不在，她们更会充分利用午休时光，边吃饭边跟同伴搞笑嬉闹，教学楼的走廊里流淌着她们之间交流的声音。高中生的课间、午休时光是这群年轻人非常重要的人际沟通、交往的时段，他们多半以三三两两的小集团的形式出现，善于交往、性格外向与活跃者会充分利用这些碎片化时间来交际、结交朋友。但在“我”看来，这些做法很无聊与幼稚，“她们为了抓住无聊的话题，想尽办法炒热气氛，发出夸张的笑声”[87]，感觉跟初中没有什么两样，“不成熟”的班级氛围，“我”极度排斥。于是，“我”在班级里拒绝和“幼稚与无聊们”交往与合作。生物课时我无心听课，在“我”堆积成山的撕成条状的教科书的纸屑堆里排解着游离于课堂之外的孤独与空虚。漫长的午饭时间，也是“我”最难受的时光，“我”不愿意和她们在一起，故意躲开她们以示存在与清高。“我”将教室的椅子搬到窗前，连人带椅子一起钻到窗帘里，打开窗户，眺望着窗外的风景，将便当吃完。这样既可以不看绢代及其小团伙一起吃便当，眼不见心不烦，也逃避了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吃饭时的孤独、寂寞与无人理睬的尴尬。表面上似乎是“我”自己不喜欢与那些“幼稚们”同流合污，自己选择了孤独，要凸显“我”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一种逃离。“我”因另类与“不合群”招致了欺凌。小集团们不允许“我”另开小灶，班上男同学煞有正义感地警告“我”，命令“我”关上窗户，理由很简单也很合理，说什么教室今天开始开空调了，把窗户打开就会影响整个教室的温度，“我”自己靠近窗口是凉快了，那么班级其他人会热死等一些维护公共利益的理由，似乎“我”是多么的自私与不可理喻。“我”乖乖地关上了窗户，在全班同学差异的目光中，很难堪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自我解围的、可以缓解被排挤尴尬的藏身之处也被赤裸裸地曝光。“多余人”没有话语权，只能被动地、不得不按着“集团人”那样去做，无地自容的“我”煎熬着中午休息时光，承受着被排挤出来的尴尬、无助、无力。在学校时，一刻也不想多留，盼望下课，盼望放学，盼望回家。但是回到家仍然赶不走学校里的孤独、欺凌，满脑子都是学校的事，满脑子都是小集团们的容颜。孤独与寂寞每天都是这样的重复，袭击着、困扰着“我”。

随着社会转型和集团社会的瓦解，日本进入个人主义社会。日本的个人主义被称为“温柔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伴随日本社会传统的集团主义、家庭主义的衰退与崩溃而产生，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不完备的个人主义，始终纠缠于个体群体的缠绕中，既有挣脱与突围的强烈欲望，又有瞻前顾后的徘徊、恐惧与不自信。“被认为缺乏主体性，没有确立自我。”[88]“在自我建构中，常常是‘外的客我’意识强，因过分意识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产生的‘自我意识过剩’影响着整个自我构造。‘外的客我’压倒‘内的客我’便形成‘否定我’。”[89]这个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御宅族”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伴随着“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甚至“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社会进入了“迷失时代”“迷失社会”，出现“道路迷失”与“人的迷失”，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们的游离、试错、进退徘徊的表现塑造了“宅思想”与“宅文化”，呈现出“宅文化”的多元化样态，成就了日本“宅文化”的大本营。

女作家在揭示这一现象的同时，也预测了另外一种倾向，以及“御宅族”的“自我同一性过剩”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在个人核心、集体核心和社会核心中建构同一性，且这种同一性的建构会更加艰难。以“我”为代表的高中生人群，他们与学校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且根本没有试图融入其中的打算。生物课堂上“撕讲义”代表着对现实教化、约定俗成规范的否定与决裂，表现出极强的反抗意识，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了世界的虚无性，并希望通过对世界的否定来消解这种虚无”[90]。不想与世上万物互动的“我”，努力抹消自己的存在，却又害怕自己的存在彻底被抹消了。人是需要交流的动物，“我”虽然有自己的交友原则与个性，但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可以参加吹奏社团、田径社团，特别是在田径社团的拼搏与努力中，焕发出青春的活力，锻炼了自己的心智，获得了同学的好感，其实也是在改善同学关系。当蜷川邀请去看Oli 现场秀时，能请绢代一同前往，表明“我”有想摆脱孤独困境，排解这种空虚与虚无的愿望，并付诸努力。这一切昭示着“我”的同一性建构的动态性与可调试性，存在着重构“我”的身份的主观与客观潜意识。

如何建构，其实绵矢莉莎给出了范本——绢代。绢代是当代大多数高中生的状态，能够按照学校规定去完成学习。她们的精力不在学习内容上，而是通过学习过程来结交朋友，将“学习过程交际化”，成为交友、交往的媒介，学习成绩早已不是她们的最爱了。生物课堂望远镜的设置，与同学们的学习态度形成了落差，反映了当下日本高中生的学习状况。1970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标志着学历社会的终结。在日本，“除非名牌大学，如今是想上大学就能上，即所谓‘全入’时代。高考出的是考高中的试题，甚至只要在试卷上写上名字就能录取”[91]。高中学生不再把学习知识当作唯一的主要任务，拯救世界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许多高中生身上存在，自认为有着强大的力量和重要的责任，他们似乎有自己的信仰与奋斗目标，往往与高中生身份偏离，与学校教育格格不入。“日本高中生、国穿越者、美国流浪汉（抑或是美国退伍士兵）并称为地球上单兵作战能力最强的人类单位，是很多ACG作品里常见的主角身份设定。”[92]日本的高中生无论是性格、想象力还是创作力具有无比的可挖掘空间。“待在学校这段时间，我都在大脑中跟自己说话，所以，离外面的世界很远。”[93]绵矢莉莎把令人惊诧不已的否定性感觉生动地描绘出来，“年轻人感受到自身的不确定性，与世界的隔绝感，都以文学特有的普遍性和说服力表现得淋漓尽致”[94]。绢代在处理“我”和班级同学的关系方面，得体与老道。她适应环境很快，短短的2个月，就能快速地融入新的学习环境，马上就建构了自己的小集团，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因此，无论是生物课的实验，还是课间、午休时光，都会和小伙伴打得火热，形成了生存共同体，在维护小集团关系的同时也考虑“老友”——“我”的感受，主动拉我进入她的小集团，但当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她便“临阵倒戈”，倒向了小集团，传递出人要不断适应环境、适应新的集团主义利益的世界观。“日本人一个人时，谨慎、谦恭，但一旦成为集体，便积极得如同换了一个人。”[95]绢代选择快速融入集团比较符合日本人的集团思维方式，追求的是超越成员个人之力的超越性的存在。这样在“集团我”形成中强化自我以减轻自我不确实感。日本文化中的集团概念、村落的“内”“外”意识影响着他们所维系的人际关系。日本“间”文化意味着维系人际关系需要距离，但同时绵矢莉莎也道出了“不破不立”的道理。

（三）人际互动的同一性探寻

日本高中生的成长深受传统文化、西洋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关键词是“混搭”。蜷川的偶像Oli是“混血女模特”，洋人面孔上镶嵌着日本式的单眼皮小眼睛；时尚打扮的Oli偏偏在老旧的市政厅前拍写真，“露出与建筑格格不入的开朗笑容，摆出撩人的姿态”[96]；蜷川房间里的陈旧物品与Oli光鲜亮丽的肖像画；等等都形成了反差。这一切表明了在“混搭”语境下自我的定位，需要经历更复杂的探险与追寻。蜷川房间与父母房间的“混搭”，揭示了现代人生存空间的狭窄，存在感被挤压的社会现实，自我同一性确立需要拨开层层幔帐。蜷川崇拜的是一只游牧于现代都市的“犬”，这种动物生活在都市里，已经丧失了动物性、兽性与生存性。城市“犬”的欲望很低，他们只会通过讨好主人来获得他想要的一切。在众多的生存本领中，讨好主人最容易做，城市“犬”是没有自我的。以蜷川为代表的“御宅族”，灵魂是漂游的，外表是伪装的。只有回到自己的家里，他们才觉得回到了现实，他们才觉得安全。越是对某一事物显得过于热衷，越能体现出现代人追求的虚无，也就更加反衬出他们的孤独与空虚，更没有存在感。以蜷川为代表的“御宅族”,“在学校或学校以外都缺乏自我能力感，他们不想在学校里学习，只是一味做着与学习无关的也是无法实现的有关亚文化的梦。如果既没有能力，又一味空想做梦，始终无法从梦中回到现实来，那倒的确是个问题”[97]。对于这个问题，绵矢莉莎给出了一个密钥，一个答案——“动起来”与“活起来”。通过参加社团活动融入集体，让梦者尽快醒来，在“踹”与“被踹”的人际互动中走出空虚与孤独。这个“踹醒”的过程也会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美少女作家通过蜷川对在象征资本主义制度与权威的老旧市政府大楼前拍广告的模特Oli的狂热到冷静的书写，以初生牛犊不怕死的气魄开始思索与触碰社会制度本身。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禁锢的生存空间，为青年人提供利于成长、利于自我同一性形成的社会环境，才能使他们在语言、意象、符号等多重元素的“混搭”的社会背景下成为“日本人”。

绵矢莉莎如同一时期的樱庭一树（《推定少女》《糖果子弹》,2005）、日日日（处女作《在遥远彼方的小千》,2005）一样，探讨了在教室这个严肃的、充斥着自我意识战争的空间里，共有的是“要不要活下去”的“生存感”。绵矢莉莎在作品中渗透了对于社会自我实现信赖的低下，但是只要努力了就会有意义的世界观。

高中生的这种努力不是沉迷于偶像崇拜。蜷川等这一代年轻人的成长恰逢日本社会的转型期，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时期出生，在“终身雇佣制”解体时读高中，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家庭教育环境，其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与确立都是在变与不变的选择中完成的。当网络信息化袭来，社会、学校与家庭一时难以判断和控制孩子对电子信息的接受维度，他们陷入了迷失。“后期现代社会里，社会原本存在的宗教、阶级和中间共同体空洞化，社会被‘液体化’。人们将社会性问题还原到个人环境和异常心理的角度加以解释。”[98]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与电子教育的博弈中，电子教育、动漫等新生事物占了上风。“个人的成长在心理（特别是情绪）发展过程中反映了社会的历史发展；个人生长中出现的危机也反映着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危机，两者直接相关，是不可分离的。”[99]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秋叶原为中心不断上演“游戏宅男”的“无差别杀人事件”[100]，虚拟世界现实化，在无杀人动机、无罪恶与痛苦背景下，自编自演了一场现实版的游戏，“点击”杀人=愉快地点击“删除”。狂人的偶像崇拜亦是如此，他们的忘我程度不亚于“游戏宅男”。人是群居动物，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约定俗成的清规戒律，存在着伦理关系及道德秩序，伦理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及道德秩序。偶像崇拜在打破了这些秩序的同时却不知道自己该走向何方。表面上看，如蜷川似乎对于自己沉迷的事物无所不知，对于崇拜的偶像每天不断寻找新的资料加以牢记，不惜重金购买，收集有关偶像的物件、资料，对其他事情丝毫不感兴趣。但实际上蜷川并不了解真实的偶像，“蜷川只搜集Oli自己释放出来的信息，他完全不了解活生生的Oli”[101]，他只是在他自己做的Oli大人脸少女身裸体的剪接照片的媒介世界里幻想，这种媒介符号唤起了从虚构中寻求与现实信息相同的蜷川的认知，以及虚构世界假想现实化而形成的具体的信息总量。只有作为含有那些属性的“常见御宅”，自己才能生存下去，那种状态才能让自己觉得获得了某种身份认同。

高中生的这种努力应当从虚拟世界中走出来，回归到作为自然人的人际交往与互动状态。要给予他们时间，学会等待他们的成长。“只有一种坚实的内在同一性才标志着青年过程的结束，而且也才是进一步成熟的一个真正的条件。”[102]在人际互动中尽快帮助他们形成自我的同一性。对学习毫无兴趣的“我”虽然课堂上撕讲义、睡觉，但对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还是乐意参加的。“我”可以潜心研究跑步的技巧与规则，并能自主，也非常卖力气地练习。“我这双勇猛的腿，为了赢得胜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103]学校里教师与同学的互动也启发了“我”：人，只有与人接触，才能融入人的集团。“跟别人交谈，就不会有沉默的时候了。即使有，也是很自然的沉默，完全不会让人觉得不自在。”[104]绢代教“我”与别人多交往的好处，以及人际交往的技巧与方法。“我”逐渐开窍，开始反思“我”的特立独行，在目睹了运动场上排球团体训练后，有强烈的回归集团的愿望。要迈出这一步必须面对现实，适应现在的环境，走出困惑。在操场跑步受伤后，蜷川给“我”上药、耐心贴上创可贴的举动焐热了我孤独、冰冷的心，激活了“我”与人交往的欲望，“我”还主动提出去蜷川家，开始尝试着与人交往，尝试着去喜欢别人，这是一种自觉的成熟，是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关键一步。“我”还邀请了绢代一起去看Oli的现场秀，在“融冰之旅”的交流中“我们”和好如初。另外，高中生的这种努力首先要与人交往，但不是“身体”交往。小说里三处描写了“我”“渴望”与蜷川的“身体”交往，甚至是一种期待，在一直没有发生“性爱”时，产生了一丝丝的忧伤。作者告诫阅读者以及高中生，“身体恋爱”不是高中的人际交往方式，因为它无法摆脱寂寞，也没有任何的存在感。

“在青少年期要么形成良好的自我同一性，要么就形成同一性混乱……这种同一性的混乱，与伦理的、宗教的及社会意识形态均有某种联系。”[105]相对于同一性较为混乱的“御宅族”的“我”与蜷川，绢代的自我同一性形成当是绵矢莉莎所褒扬的。绢代是日本大多数高中生的缩影，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由初中到高中阶段的转型，进入高中后马上就投入课程学习环节，很合群地处理着同学关系。开始化妆、改变头型、打扮自己，“眼皮上的白色眼影涂得太浓，初中那头乌黑的秀发，也染成了不会被老师发现的褐色”[106]，表明绢代从心理上暗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并开始以成年人的形象打扮自己。同时，绢代也能社会化地去处理人际关系，入学刚刚两个月，班级里就有了一群死党，处理问题得体、有分寸，能够考虑到各种因素，很是周到。“我”对绢代的做法嗤之以鼻，虽然在表面上“我”有意远离她，但绢代始终没有放弃“我”、疏远“我”，想尽办法尽一切可能拉我进入她的小团体，客观上绢代起着“教化”“引导”“我”的功能。绵矢莉莎设置绢代这一“他者”告诉“我”与人沟通交往的道理，自我同一性的确立有时也需要外力的介入，环境成就了一个人的成长，作者通过“我”的“踹”在迷失中进行着突围。

二 自我同一性缺乏

日本社会较为重视团体，重视垂直关系。泡沫经济的破裂致使从前那种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结成的大小、强弱之间的团结，已经逐渐开始出现了障碍。作为被社会压抑的边缘人群，御宅族由文化小众变成了多数，“动画、游戏、偶像明星、卡哇伊等充斥在日本普通人的生活中，御宅族已经被社会完全接受”[107]。一些青少年将自己融入某一群体，将自己从主流社会的规范中分离出来，通过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体现存在感与生存价值。埃里克森将这种现象称为“拒偿”（Repudiation），即同一性缺乏（Lack of Identity），强调一个人拒绝自己在成人社会中应担任的角色，甚至否定自己的同一性需要。

（一）自我生物体同一性的缺乏

以绵矢莉莎为代表的女作家通过文学书写着日本社会现实与青年人的成长危机。信息化时代“御宅族”沉迷于自我追求的世界，在心灵与身体分离的同时，作为生物体的自身明显与年龄不同步。他们醉心、痴迷于自我世界，生理年龄“冻结”。

1.懒散、不修边幅

《欠踹的背影》中“我”（长谷川）之所以与班级同学“格格不入”，就是因为心智还停留在初中阶段，身体年龄没有跟上高中的节奏，学习方法显然不适应高中生活，误解了初中同学绢代游刃有余的同学关系处理，将新朋友视为“一群死党”。“蜷川”就更谈不上“长大”了，进入高中后，既不主动学习，也不主动融入集体，仍然延续着他的追星生活，且生活邋遢。庭院如同没有屋顶的仓库，杂草丛生，蚊子成群；房间脏乱，下不去脚，牙膏、牙刷、自动铅笔、美工刀竟然都能放到笔筒里；黏答答的橘色三角形糖果上，沾满了毛巾被的毛絮；桌子上更是杂乱无章，《广辞苑》、不断堆积灰尘的剩的意大利面，等等，宅气十足。高中生仍然活在初中生甚至小学生的幼稚、懒散中。

2.图省事，极简主义者

《咸味兜风》里的美惠虽然已经34岁，四年前就开始追星，生理年龄严重缩水，为了与不喜欢的“虎牙妞”嫂子置气，离家来到游先生的小剧团“奉献一切”。当被游先生无情抛弃后没有做出符合她自己年龄的事情——像她的同学那样嫁人、生子，为人妻为人母，而是走了一条捷径，与又老又丑的九十九同居，既可以将欠人家的几十万日元一笔勾销，还可以不用再去打短工。这也是比较符合“御宅族”的越简单越好、越省事越好的逻辑。

3.闭塞，生活无序，依赖睡眠自我调节

《至高圣所》中病态的消瘦的渡边真穗在大学入学晚报到两周后，见到室友“我”“像铁一样没有表情”，并没有像一般新入学大学生那样对大学充满热情、好奇，解释说明为何迟到两周才办入学手续等，全没有交流，只是在床上说：“我暂时要睡觉了，但是不是生病请不要担心，如果在周五的晚上还在睡的话，对不起，请叫醒我。”不吃不喝，大学报到后就钻进被窝大睡，而且是从现在（周二）一直到周五。“那天矿物会聚会，在谈话中无意得知东京出生的前辈和渡边真穗是同窗。他对她没有很好的印象。”生活无序，半夜起来淋浴，不管“我”（沙月）是否需要休息，将需要了解的学校信息统统问个便，一直问到天亮。经谈话方知，渡边真穗之所以晚来报到，是因为她的母亲去世了。“她一边大口吃着火腿三明治，一边像说着别人的事一样。”[108]在整整睡了60小时以后，吃完后又去睡了。“因为母亲的去世所带来的悲伤，代替哭泣，而一直睡着。”[109]面对生活的不幸，“御宅族”最大的办法就是通过睡觉来麻木与逃避。参加多个活动似乎超繁忙，可以工作到深夜，大白天在房间里睡觉之类，生活没有节奏没有规律。“御宅族”除了做自己热衷的事情，还有就是睡不完的觉。睡觉是排除空虚与孤独的良方，也是生存下去的基本常识。

4.炫酷、另类，生活混乱

《蛇舌》作者金原瞳本人就是一位染金发、戴淡褐色隐形眼镜、留着青绿色长指甲的女孩。小时因不喜欢受到约束，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旷课，初中几乎没上过，高一年级时终于退学。但热爱文学，喜欢山田咏美、村上龙等人的小说。《蛇舌》内容“惊世骇俗”，小说中牛仔女[110]路易、“崩客族”[111]阿柴、流氓阿马等另类“宅男”“宅女”，可以忍受常人无法理解的身体改造之“痛”，凸显他们的“酷”与“另类”。他们经常另类打扮，“眉间、嘴唇扎着三个4G的针形饰环，头发染得红红的，背上背着纹身的飞龙”[112]，出入Hip-Hop[113]风格的夜总会。酗酒，在马路上招摇，致使路人“敬而远之”，平日邋里邋遢，在一起同居生活却不知道对方的姓名，性虐待狂，同性恋与异性恋并举。

5.暴力与自杀

“御宅族”作为“多余人”最不擅长语言交际，生气时可以采用暴力。《欠踹的背影》中“我”在蜷川家曾两次踹了蜷川，“我”因田径运动外伤，提出去他家休息一下，到他家以后，恰巧到了听Oli广播时间段，蜷川置“我”于不顾，独自一个人专心致志听起来，“我”趁机翻看到了蜷川搜集的有关Oli的物件，特别是看到Oli人头照片嵌入一裸体少女画上时，将被冷落、嫉妒甚至是朦朦胧胧的“醋意”瞬间变成爆发力，用脚使劲地踹向了蜷川的后背。高兴时也可以采用暴力。当看到蜷川追星受挫后能自我反省，“在表演会场的休息室外面，完全失控，还挨了一顿骂，简直就像个变态”时，还是想踹他、弄痛他，“那种感觉，比所谓的爱还要强烈”[114]。仇恨时还可以采用暴力。《蛇舌》中小流氓阿马在与牛仔女交往的同时还与崩客族“阿柴”保持同性恋的关系，阿柴喜欢上牛仔女路易后，将阿马强奸后杀死；《指甲与眼睛》中3岁的女孩阳奈的母亲虽然是一位合格的家庭主妇，却没有经受住网络带来的空虚与孤独，在2011年某漫画连载结束时不顾年仅3岁的女儿的死活，选择了在自家阳台自杀身亡。

（二）自我心理同一性的缺乏

究竟是怎样的心理导致“御宅族”们的“特殊行为”？

首先是内心孤独与自命清高，缺乏群体融入的主动性与自信。其实他们内心极度自卑，不知道该如何与人交往，一般是在逃避与侥幸中打发时光。明知道自己特立独行，在他者眼里是“另类”“不合群”“多余人”，但偏偏说“选人的品位相当高，跟幼稚的人说话很累”[115]。他们把自己装入自认为安全的装置与套子，我行我素。他们认为当今社会人的价值观有问题，现在社会是不安全的，需要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对于自己无序、邋遢的生活状态不在意，正如影片《百元之恋》里的32岁的“家里蹲”斋藤一子整天百无聊赖，非常享受整日玩游戏虐杀小外甥，反而还瞧不上在店里整日忙碌的妹妹。《欠踹的背影》中“我”与蜷川、绢代等小集团“格格不入”，瞧不上、不喜欢、不来往，清高中不但没有增加自信，反而更加孤独与空虚。他们太看重主观感受，过分强调主观感受的价值。“主观感受只是一种电光石火的波动，每个瞬间都在改变，就像海浪一样。不论你感受到的是快感或不快，觉得生命是否有着意义，这都只是一瞬间波动而已。”[116]“御宅族”太看重这些内心的波动，因此变得太过执迷，心灵也就焦躁不安，感到不满。每次遇到不快，就感觉痛苦。如路易的身体改造就算得到了内心的激动但还是担心这种快感的消失或减弱，因此她们的心理还是不能满足，始终都无法摆脱空虚。

其次是回归常态，自信心不足。明知自己该怎么做，但由于慵懒与痴迷单一事物，对如何适应日新月异的信息化、网络化底气不足。一是不了解变化了的社会，二是没有打破原有生活秩序的勇气与能力。《咸味兜风》里的美惠明知游先生根本不爱他，而又老又丑的九十九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最爱，但为了不再靠打短工维持生计，为了将外债一笔勾销，却与还没有离婚的又老又丑的九十九公开同居。表面上看，美惠似乎“吃亏”了，但实际上也是为深度的“宅”生活奠定基础。《蛇舌》里的中泽路易在同居男友阿马死去后，非常痛苦，自己也觉得真的爱阿马，体重从四十二千克降到三十四千克；在阿马被杀现场的薄荷型万宝路香烟证明是阿柴所为，但最终还是和阿柴同居，指望“阿柴也许不再与我做爱，但他一定会格外爱护我”[117]。其实，中泽路易一直依赖阿马打发日子，打打工，和阿马一起去外边吃饭、喝酒，吃下酒菜，然后回到家再喝酒、做爱，在对她阿马的依赖中也慢慢产生了爱，但这些都不足以产生开启新生活的动力。

最后是从自我肯定到“内心世界”的崩溃。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人的消费目标是提高档次，生活再好一点，钱再多一点，居住条件再好一点。而经济泡沫破裂以后，人们的消费观、价值观从自我扩张开始转向自我肯定。“御宅族”不追求消费的档次与生活环境，讲究的是自我存在感，如蜷川家一样，御宅族的家庭环境大多为脏乱，遍地堆满垃圾、报纸、漫画、零食袋子，他们很享受他们的“属地”，似乎这才是他们的标配。《蛇舌》令人感到惊世骇俗并给人以冲击的地方在于，金原瞳过度地叙述“自我”，她以第一人称“我”发自内心、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身体改造，阅读者却将这种叙述当作一种奇怪的事情来接受。金原瞳这种放大了的自我意识，使阅读者在小说中遇到的这种自我意识=“我”的情形。金原瞳“歪曲了的我”的方式是通过破坏“我”的方式实现的。在小说画面中，金原瞳完全将“我”和身体极端地暴露出来，只是寻找自我的手段，在“身体之痛”中获得了“自我”的内心和身体。“‘御宅族=新人类文化’不是将‘女性的身体’作为消费的对象，而是通过换一种说法——‘女性这种信息’，试图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118]

（三）自我社会同一性的缺乏

将虚构世界的形成与现实世界等同。“御宅族”并不了解现实世界，他们对虚构世界过度阐释，“认为虚构世界是在与现实世界相同的结构中形成的，他们在物语消费过程中，看到作品情节背后存在的与现实相同的整合性以及有序的‘世界’，读出了创作者还没有开始构筑的深层次的东西”[119]。他们仅仅从小说、动漫中了解历史，是“‘历史’缺失的典型”[120]。因此他们与社会的对接出了裂缝，自我社会同一性的缺乏是他们作为“自然人”融入社会的障碍之一。

1.深陷媒介世界，难以自拔

《指甲与眼睛》里“我死去的母亲”，作为日本经济高度发展时期无忧无虑、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其实与现实社会渐行渐远，接触的人十分有限，娘家的父母双亲早已不在人世，只有一个50岁哥哥在外地生活，基本没有什么来往。丈夫转勤于全国各地，家里只剩下3岁的女儿和她。随着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她们的工作变得简单、轻松，物联网的便捷使得各种上门服务随叫随到，“母亲”工作的时间大大缩短，增加了大量的空闲时间。读书、看漫画、网络交际成为她生活的主旋律。媒介世界成了她的全部世界，她无法走进现实社会，醉心于网络世界，追求着“不能取消的、固定着的、独一无二的、不能变化的欲望”[121]。在2011年某漫画连载结束时自杀，在连接自我世界与外部世界的“阳台”死亡。即便是3岁的女儿也没有留住她的心。虚拟世界、媒介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博弈中，现实世界让位于前者。“以1988年为界，支撑我们现实的语言的确走向崩溃，发生着变化。换句话说，新的‘世间’取代社会，在假想的现实领域中迈出了第一步。”[122]这恐怕也是“御宅族”成为“世界族”的土壤。

2.“虚拟环境”，远离社会

由于大众媒介的普及，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人的认知能力大大加强，“御宅族”的“虚拟环境”能力不断提升，因远离社会，他们对“虚拟环境”的验证能力则大大缩小了。《欠踹的背影》中的蜷川与“我”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绢代的世界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表面上是两种类型人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个世界的博弈。他们开始时对绢代及其小集团的排斥实际上是对现实社会的拒绝。支撑他们坚持下来的不是偶像而是“虚拟环境”的力量。《蛇舌》里的路易尽管怀疑阿马的死与阿柴有关，怀疑阿马与阿柴是同性恋者，在阿马死后的第六天，还是去了阿柴处，尽管暗下决心不与他做爱，可以很明显断定路易的犹豫以及在虚构领域和现实领域之间的摇摆不定。路易的“疾病”是虚构的现实与现实的现实重构过程中的焦虑症，是在现实感的重构、转换中的迷茫所在。

3.暴力事件与心灵深处的荒原

“人们单纯地相信，所谓都市就是信息的聚集，它是1980年代的一种价值观。”[123]信息时代，人们从海量的信息中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御宅族”对信息的筛选手足无措，一些不能够利用的垃圾信息迷惑了他们的视线与判断力。信息化加重了虚拟化，两者遮蔽了真实，在海量信息淹没下建构“主体”实属难事。一些未成年人被信息淹没，无力从“丛杂信息”中汲取成长的有机养料。1988年日本发生了令人发指的宫崎勤幼女系列杀人事件，在他的住所搜出了很多含有暴力、色情、猎奇内容的漫画和录像带。2008年6月17日杀人犯宫崎勤最终判处死刑。多年以来他在监狱一直未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反而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宫崎勤在被捕之后，一直认为是卡通人物“老鼠人”下的毒手，还画了一张所谓的“老鼠人”草图。当时在案发之后，在他不堪入目的家里发现了5000个不良内容录像，其中一部分就是儿童不良内容的录像以及漫画。宫崎勤与父母冷淡的关系是他心理变态的先兆，为了找到替代品，他逃到了一个幻想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有漫画书和动漫电影，它们给予宫崎勤慰藉。《欠踹的背影》中的蜷川与父母虽然住在一个二层楼里，其实生活在各自的“领地”。蜷川生活在自己的“王国”里，在学校不与同学接触，时不时“不登校”，醉心于他的偶像世界。在家也很少与他的父母交往，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看电视、洗澡，他与父母其实没有交集。蜷川家的设置，隐喻了现代社会中“御宅族”问题的家庭根源。《蛇舌》里的阿柴觉得路易是个孤儿，她的生活中根本就看不到“父母”的影子，而阿马的父母也只是出现在其葬礼上。《咸味兜风》中34岁的美惠，在父母离世后与充满了算计且无亲情的“虎牙妞”嫂子生活在一起。昏睡了60小时的渡边真穗也是因受母亲去世的影响而产生痛苦、无助而致。

4.日本集团文化的形成与日本传统的家庭生活密不可分

日本进入高速经济发展期后，受传统文化中“间人意识”的影响，这种家庭关系的处理方式以及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价值观为“御宅族”直接提供了主动切断社会关系的借口，他们醉心于远离社会关系的虚拟自我世界，建构着虚拟的自我同一。家庭、故乡是一个人成长的心灵家园，但随着日本现代化进程，以农业文明为特色的日本文化的底色悄然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如同“新型矿物质”的“殖民地”，荒无人烟、宽广与孤零零，“冰冷的大理石建筑”里充满了石头和矿物质是《至高圣所》隐喻的现代社会“石头的语言，石头的距离感”[124]。内在与外在家庭生活的丧失，朋友间、恋人间、家人间的距离感导致精神家园的荒废，成为现代人内心孤单的根源，其后果是陷入更深的孤独与空虚，在更加“宅”的状态中呈现自在的“我”，与此同时，却用暴力捅破涨得满满的孤独与空虚的气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