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博闻强识

沁园春·雪

毛泽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忆秦娥·娄山关

毛泽东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一、知识网络

二、延伸阅读

青年毛泽东的志气骨气底气摘自《党史博采(上)》2021年第11期,作者周伟东。

争志气,矢志不移求真理

志气即力求达到一定目的的决心和勇气。青年毛泽东既有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又有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决心和勇气。从1910年至1920年,青年毛泽东十年磨一剑,历尽艰辛,矢志不移,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共产主义。

走出韶山,立志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02年至1910年,毛泽东在韶山的私塾里断断续续读过6年“孔夫子”,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传统文化功底。1910年秋,青年毛泽东走出韶山冲,来到东山小学,开启了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在东山小学,青年毛泽东“就像土包子进了洋学堂”,大开眼界。他开始接触到维新派的思想,对康有为、梁启超非常崇拜。由于基础很好,学习很用功,他半年就基本学完了小学6年的课程,在老师的推荐下,于1911年春,考进了位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在湘乡省中,青年毛泽东的收获很大,初步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在辛亥革命的大潮中参加了湖南新军,准备上战场为国效命。辛亥革命胜利后,政局逐步稳定下来,毛泽东认为当兵的任务完成了,又想回到学校继续深造。

走进一师(即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树立教育救国理想。1912年,青年毛泽东先后报考了警察学校、制肥皂的工业学校、法政学校,但都没去读,后面考进了湖南公立高级商业学校。但是进去之后才发现,这所学校多数课程都用英文讲授,毛泽东基本上没学过英语,感到吃不消,只读了一个月就退学了。不久,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了半年,他发现这所学校的课程过于浅显,感觉在校学习不如自学的效率高。于是,放暑假时,他又自动退学了,到湖南省图书馆自学了半年。父亲知道后,认为他不务正业,责令他要上学就要报考正规学校,否则就断了他的生活来源。1913年春,经过认真思考,毛泽东认为自己最适合教书,为国家发展培养人才,于是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春,四师合并于一师。在一师,青年毛泽东一共学习了5年半,他的知识和能力获得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在一师期间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形成,并且获得了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

走到北京,确立共产主义信仰。1918年6月,毛泽东从一师顺利毕业。此时,他已从一名普通的农村青年成长为有知识有才华的新青年,但是对于如何救国,尚未形成明确的主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源自两次北京之行。第一次北京之行是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目的是办理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利用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助理员的机会,阅读了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旁听了陈独秀等北大知名教授的讲座,从而对社会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思想上有了新的进步。1919年4月回到长沙后,他组织了长沙的学生运动声援五四运动,并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第二次北京之行是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目的是发动首都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这段时间,他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于1920年夏从思想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的理想信念就没有动摇过。

壮骨气,敢于斗争驱虎豹

骨气多指刚强不屈的气概。青年毛泽东主张奋斗,强调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天”“地”“人”指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困难,要敢于与困难作斗争。面对困难不畏缩,而且要敢于斗争,这是骨气的体现。骨气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敢于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

青年毛泽东和强敌斗争的典型事例是猴子石缴枪。1917年11月,一支3000多人的北洋军被湘桂联军打败了,从衡阳溃退到长沙城南。由于不知城内虚实,他们在猴子石一带徘徊。实际上,当时长沙是一座空城,只有少量地方警察维持治安,没有驻军。猴子石距离一师不到5千米,因此校内人心惶惶,很多人准备收拾东西到山上躲避兵灾。一师学子毛泽东力主依靠学生自愿军歼灭这支溃军。校长孔昭绶认为毛泽东讲得有道理,让他全权指挥这次军事行动。毛泽东带领200多名手无寸铁的学生自愿军,联合地方警察,趁着夜幕把溃军包围在猴子石的山下,又是鸣枪,又是在油桶中大放鞭炮,营造千军万马的声势,同时喊话:“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吓得溃军纷纷缴械投降。一场兵灾,化于无形。时人称赞毛泽东“浑身是胆”。这是毛泽东平生指挥的第一次军事行动。

青年毛泽东还参与领导了“驱张运动”。1919年11月,因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期间祸湘乱湘,而且镇压湖南的“五四运动”,民愤很大,毛泽东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他们一面在湖南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面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支持。毛泽东是赴京请愿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他进京开展舆论斗争,组织千余群众示威请愿。他们还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游说分驻衡阳和郴州的吴佩孚部和谭延闿部驱张。经过半年多斗争,“驱张运动”取得胜利。通过“驱张运动”,青年毛泽东已成长为小有名气的政治活动家。

为了鼓舞大家起来斗争,青年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说“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军阀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是他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写照,正是在与强敌的斗争实践中,青年毛泽东练就了坚强的骨气。

增底气,文明精神强本领

底气是一种做事的信心和力量,它可能来自一定的财富、知识、技能或其他可以依靠的力量。青年毛泽东坚持文明精神、野蛮体魄,以此增强底气。

他文明精神的重要方法是探索大本大源。刚进一师的时候,青年毛泽东原想通过教育救国,但是经过学习和思考,他认为教育也好、实业也好、军事也好、议会也好,都是细枝末节,都没有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要解决根本问题,就要从哲学上入手,研究世界的大本大源,解决了世界的本源问题,才能说服人心,调动民众,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于是,他从各种文化中探索大本大源,包括湖湘文化、西方文化等。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重镇,青年毛泽东经常去那里学习和锻炼。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校长宾步程手书“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悬挂在讲堂上作为校训,给毛泽东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毛泽东对该词的意义进行改造提升,赋予它新的含义,使之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对西方文化,青年毛泽东也认真深入学习,开放吸收,他一度学习和相信过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反复研究和比较,并在实践中探索,希望找到一种最适合中国的主义。正是对大本大源的探索使青年毛泽东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大本大源的解释最能说服人,它最终说服了青年毛泽东。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毛泽东才练就了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底气。

他野蛮体魄的方法之一是洗冷水澡。洗冷水澡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磨炼意志,培养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青年毛泽东坚持一年四季洗冷水澡,体会颇深。那一年,一师连续病死了七名同学。毛泽东目睹学友未来得及学成本领报效国家而英年早逝,深感惋惜,曾写了一副挽联总结经验教训:“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他主张青年学生一定要加强体育锻炼,甚至创立了一套体操帮助同学强身健体。

青年毛泽东不断修炼身心,为他后来成长为一代伟人打下了坚实的知识能力基础和强健的体魄基础。这种学力和体魄的强固基础就是干事创业的底气所在。

毛泽东诗词中的群众语言摘自《学习时报》2021年12月10日第A06版,作者汪建新。

毛泽东历来重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向现实生活学习语言。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这么强调,自己写文章、作报告乃至写诗填词也都大量运用群众语言。他的诗词多是旧体形式,但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自然本色、言浅意丰。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传诵、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谣谚语直接引用入诗

谚语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简洁短语,反映老百姓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谚语流传在老百姓的口头上,有广泛的教育作用,如“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人心齐,泰山移”,等等。正如元代房皞《读杜诗》所云:“欲知子美高明处,只把寻常话作诗。”谚语入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可以使诗词语言变得生动鲜活。

《水调歌头·游泳》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自注“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对“武昌鱼”注释道:“据《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是化用。”“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既体现出长沙、武汉不同的风土人情,更表达了毛泽东从长沙前往武汉畅游长江的急迫心情。《清平乐·会昌》中“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出自清代《增广贤文》中的旧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登山本是寻常之事,而“莫道君行早”却写得颇有气氛,也显示出毛泽东的兴致很浓。《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句,化用民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仅极大地增强了谚语本身的表现力,而且与开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前后呼应。

如果说上述的引用属于照搬套用的话,那么在《十六字令三首》的“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之中,就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附作者原注:“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毛泽东借用民谣“离天三尺三”成句,极为夸张地写出了山势的高峻,又反用“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之句,用以形容红军非但没有低头下马,反而快马加鞭,飞腾而过。活用一句民谣,于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大无畏气概跃然纸上。

采用大众话语方式写诗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适合大众需要”“反映民众生活”,是毛泽东一贯的文艺思想,这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诗学主张中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诗词直抒胸臆、生动活泼、言近旨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将口语入诗。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唐代王昌龄《从军行》中“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诗句略显古板,颇似呈送上级的战报。而毛泽东则把着眼点放在欢呼雀跃的红军战士身上,鲜活地展示奔走相告的喜悦情景。《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既写出了反动军队“步步为营”的狰狞面目,突出了蒋介石屡战屡败的可怜嘴脸,更反衬出了革命军民庆贺胜利的欢欣鼓舞。《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就像民间艺人在说评书,描绘出了老百姓送瘟神的生动场面。《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不爱红装爱武装”,用平易近人的口语,生动刻画出了新中国妇女英姿飒爽的崭新风貌。

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时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毛泽东诗词属于古典诗词,但少见艰深语言,也从不用深奥典故,而是嵌入了大量大众化的常用词和习惯语,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看万山红遍”“看红装素裹”,像游客在描绘观感。“苍龙”“蚂蚁”“苍蝇”“小虫”“蚍蜉”等,都是人们痛恨和鄙视的邪恶势力。“六月天兵征腐恶”“天兵怒气冲霄汉”中“天兵”是人民群众对革命军队的形象叫法。“黄洋界上炮声隆”“百万雄师过大江”,俨然就是老百姓对战争风云的直白描述。“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好像老少爷们在谈天说地。“吴刚捧出桂花酒”“今日欢呼孙大圣”,即便神仙也都是一些人们熟悉的人物。“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工整典雅,但也类似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春联。

从民歌中汲取丰富营养

1957年1月《诗刊》杂志创刊号首次发表毛泽东的18首诗词作品时,毛泽东在给臧克家等人写的信中指出:“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据梅白回忆,毛泽东曾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毛泽东认为古典诗词在诗体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他也深刻地认识到,要使古典诗词艺术之树常青,“一万年也打不倒”,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革”。

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新诗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965年7月21日,他在《致陈毅》中写道:“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民歌来源于民间,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反映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语言应用生动活泼,凝练传神,多以人民群众的口语入歌,体现出鲜明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

其实,新诗旧诗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能单纯从形式上判断新旧。毛泽东诗词只是采用了旧体诗词的形式,但作品所呈现的内容、思想、感情、语汇则是与时俱进的。《杂言诗·八连颂》以三言为主体,类似于三字经,朗朗上口,其中“拒腐蚀,永不沾”“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该诗以其通俗浅切、铿锵有力的风格,明白如话的民歌情调,鲜明突出的政治倾向,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应。这首诗是毛泽东在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一次积极探索。

毛泽东重视诗词的语言问题,就本质而言,是在致力于解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极力倡导诗歌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无疑为古典诗词推陈出新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及启示摘自《求是》2021年第18期,第36-43页。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从此中国革命事业便不断走向胜利。回顾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确立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艰难困苦时期创立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自创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挫折: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毛泽东后来曾形象地比喻说,“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进而在理论上逐渐创立起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毛泽东思想是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些人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奉若神明,机械照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企图以夺取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接连发生了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1930年6月至9月的“左”倾冒险错误和1931年1月由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长达四年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毛泽东同这些错误倾向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在领导红军作战和根据地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先后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阐明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思想,从而“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与此同时,与之相关的土地革命的思想、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等,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也逐步深入展开。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调查工作》(20世纪60年代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批评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照抄决议本本、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重要思想。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初步解决了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问题。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起伏曲折,中国共产党人在比较中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毛泽东后来认为自己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文章和起草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总结和哲学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系统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篇军事理论著作,系统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和人民战争思想等。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1939年到1940年年初,毛泽东接连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从总结论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到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再到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仅回答了当前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的深入展开,毛泽东在1940年、1941年撰写《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著作,科学论述了“争取中间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丰富和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日渐成熟。

——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随着毛泽东思想的不断发展成熟和正确指导实践,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需要对这一主要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给予适当的命名和加以正确的评价。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1943年7月5日,王稼祥首次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此同时,刘少奇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

在使用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过程中,人们对其在党内指导地位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1943年,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把全党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思想上”。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完整概括和系统阐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新民主主义”“解放农民”“革命统一战线”“革命战争”“革命根据地”“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设党”“文化”等方面的理论与政策,“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6月11日,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全党在思想上的成熟和统一。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核心地位确立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确立

毛泽东核心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都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艰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思想也不断得以发展成熟,直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确立毛泽东核心地位和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正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逐步形成,党才能够更好地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进行理论思考,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从而使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逐渐赢得崇高威望。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和发挥作用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

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理论上还是在斗争实践中,都尚未成熟。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路线和策略,遭到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反对、排斥和打击。但是,这些错误倾向在实际工作中却不断碰壁,甚至直接导致了各主要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这些错误“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党内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也不断“开始觉悟”。这样,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方向和毛泽东思想就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这就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时,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出发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性,从而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被毛泽东认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此前,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肯定了毛泽东等领导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这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央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做了重要准备。六届六中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不仅指出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入“新阶段”,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事实上也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任务——“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中,对之后被概括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问题也都作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延安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促进了全党进一步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

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学习讨论党的历史路线,明辨思考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基本是非过程中,全党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革命功绩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到确立毛泽东核心地位和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是一次重要的中央机构和人事的调整,从组织手续上完成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整风运动的开展,对推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成熟、建立起独特的思想体系并取得全党共识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全党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掀起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在整风基础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党的七大正式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在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8天后,1945年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

正确认识并确立毛泽东核心地位、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巨大收获。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的共同选择,是历史形成的。朱德曾指出:“在我们党方面,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而不断地纠正了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就不能使党和人民革命事业得到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发展,则胜利地获得也同样的是很难想象的。”

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无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仅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而且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曾富有远见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20世纪80年代,胡乔木也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很难设想中国革命能够胜利。中国革命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那么多的曲折,那么多的牺牲,并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很不容易,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思想蕴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和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今天毫不动摇地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提供了鲜明而深刻的现实启示。

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曾说过:“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毛泽东思想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引中国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思想火炬。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和确立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不断增强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党的指导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和党的领导核心总是高度一致,党的指导思想的形成、确立与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确立总是紧密联系。确立和维护领导核心,是无产阶级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七大不仅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而且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践证明,这是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同时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写入党章。这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郑重选择、必然选择。在新时代,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更加清醒坚定,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场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红色横幅,在会场后方悬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从遵义会议到这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全党经历了十年时间才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大意义,并将其转化为自觉行动。全党达到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和获得全国解放奠定了强大思想政治基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坚持的重大原则,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历史充分证明,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思想就是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三、案例品评

《红色陕西》第十三集“处决黄克功”

1937年10月,在延安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不成,恼羞成怒,竟失去理智,在延河边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

黄克功十几岁就加入了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战功卓著,是革命的功臣。而被害者刘茜只有20岁,是七七事变后投奔延安的爱国青年。当时,延安的女青年中流行着一句话:找对象要走“长征路线”,即要找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刘茜也以这句话为标准,选中了黄克功。他们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定了下来,并公开化了。两人相处久了,刘茜却发现他们在生活情趣、习惯、爱好等方面相差甚远,于是向黄克功提出解除恋爱关系。

一天夜里,黄克功将刘茜约到两人经常见面的延河边,和她进行最后“谈判”。“谈判”失败后,黄克功恼羞成怒,拔枪威逼。逼婚未遂,竟开枪把刘茜杀害了。遇害者刘茜只有20岁,是七七事变后投奔延安的爱国女青年。

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后,人们议论纷纷。国民党反动派更借此大做文章,说什么“延安出了桃色事件”“红军因奸不成而枪杀女学生”。而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对该如何处理黄克功,该不该对他处以极刑,党内党外都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部分人认为,自古以来就是杀人者必须偿命,黄克功杀了刘茜,应处以极刑;另一部分人认为,黄克功是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身经百战,作战勇敢,对革命有功。目前正在进行激烈的民族解放战争,急需这样的指挥骨干,从革命需要出发,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两种意见,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黄克功也自恃对革命有功,心存侥幸,致信毛泽东,请求宽赦。

这件事很快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十分震怒,告诉边区公安机关,对这一事件的制造者一定要严惩,并指示边区政府要认真处理这一恶性事件。

他亲自到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与学校的领导研究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毛泽东神态严肃地对参加会议的同志说:“我们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不少青年学生向往延安。我们正处在从全国各地吸引爱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培养民族解放人才的时期,黄克功的所作所为,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法纪。”接着,他要同去的中央领导同志告诉边区高等法院,要对黄克功作出实事求是的判决,予以惩处。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这件事极为重视,组成了以法院负责人雷经天为审判长的合议庭审理此案。经审判后,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

10月11日,边区高等法院在延安陕北公学的大院召开了公审大会。公审大会上,一些红军指战员热泪盈眶。特别是曾与黄克功并肩作战的同志,更是对黄克功充满同情。

这时雷经天开始宣读毛泽东关于处理黄克功的指示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

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听完毛泽东这封信,黄克功悔恨交加地低下了头,认罪伏法。黄克功被处决后,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共产党坚决依法办事,为人民群众树起了严守法纪的榜样。不少民主人士更是交口称赞:像黄克功这样的革命功臣,一旦犯罪就毫不手软地处决,共产党的纪律如此严明,真是古今罕见。就连那些一开始就借“黄克功案件”拼命鼓舌摇唇、大作攻击文章的反动报刊也哑口无言了。

问题:结合本案例,请分析毛泽东为什么亲批枪毙黄克功体现了什么?有什么意义?

扫一扫,看答案

四、实践设计

课内实践:扫一扫二维码,走近伟人毛泽东。

《毛泽东纪念馆》

课外实践:观看纪录片《走近毛泽东》。

《走近毛泽东》

五、强化练习

(一)单选题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 )。

A.三民主义

B.新三民主义

C.毛泽东思想

D.邓小平理论

2.毛泽东提出的党内斗争的方针是( )。

A.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B.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C.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D.全面从严治党

3.实事求是的“是”指的是( )。

A.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

B.调查研究

C.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D.真实的存在

4.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条件是( )。

A.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B.1840年以后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C.1919年以后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D.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5.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是( )。

A.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B.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C.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D.20世纪前中期中国政局的变动

6.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是( )。

A.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B.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

C.提出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D.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理论

7.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段历史时期,它达到成熟是在( )。

A.国民革命时期

B.土地革命前中期

C.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D.解放战争时期

8.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在( )。

A.瓦窑堡会议

B.六届七中全会

C.遵义会议

D.中共七大

(二)多选题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 )等著作中,提出并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A.《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B.《井冈山的斗争》

C.《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D.《反对本本主义》

2.独立自主,就是( )。

A.坚持独立思考

B.走自己的路

C.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

D.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不借助其他力量

3.关于群众路线,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

B.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C.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

D.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4.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 )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A.新民主主义革命

B.社会主义革命

C.反封建斗争

D.社会主义建设

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 )。

A.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

B.一切行动的根本落脚点

C.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

D.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

(三)简答题

1.简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2.简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扫一扫,看答案

推荐

书目: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2.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求是》2019年第7期。

3.《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谈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1日。

5.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百年传播的深远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28日。

视频资料:

《毛泽东生前身后事》《中国的红色梦想》《恰同学少年》《筑梦中国——中华民族复兴之路》《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建党伟业》《建国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