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策走向：通过教育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一）指导思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为了应对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机遇，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教育改革总的指导思想。

人民满意的教育首先应该让学生满意，教育改革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人是万物的尺度，学生的发展是教育改革的终极目的。教育发展改革不仅要瞄准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战略需求，而且要从学生需要出发，关注学生个人发展需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强调保障学生健康成长，遵循教育规律，关心每个学生。任何教育都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向外的教育，即培养人的谋生技能和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另一个是向内的教育，即扩展人的内在精神和完善人的个性。前者是成“才”的教育，后者是成“人”的教育。党的十七大曾提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是强调成“才”的教育。在中国经济腾飞的特殊历史阶段，强调成“才”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日本在经济起飞时期，就提出过“技术立国”的教育理念，把培养人力资源的成“才”的教育发展到极致。在中国即将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既要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又要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既要重视成“才”的教育，又要重视成“人”的教育。

（二）改革目标：质量与公平

提高质量和保证公平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教育改革的政策价值观。质量与公平在很多人的思想中是两种对立的政策价值观，追求质量意味着资源向少数人倾斜，最终损害公平；强调公平意味着资源的平均分配，无法提高质量。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质量与公平尽管存在张力，但它们并不矛盾。

人民满意的教育首先是有质量的教育。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之路，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教育体系。作为教育大国，我们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群众“有学上”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上好学”的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要同优质教育服务提供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许多家庭不惜血本送孩子出国留学。近年来，中国新一波的“留学潮”呈现出新的特点，就是留学群体日益低龄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源净输出地，优质生源和人才流失十分严重。如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一是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建立公共教育财政拨款制度；二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机制；三是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产学结合、协同育人机制。此外，为了实现质量和卓越的政策目标，当务之急是控规模、抓质量、调结构。

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公平的教育。教育公平是人发展起点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促进教育公平，保障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教育公平的关键是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受教育权在我国主要表现为经济权或社会权，失去教育机会的人是失去未来的人。教育公平的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保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教育公平的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教育公平的责任主体是政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三）改革路径：综合改革

中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传统的渐进式改革已经难以为继，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是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放在大系统内来考量。作为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改革必须置于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总体布局中。事实上，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改革以教育制度的变革为前提。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和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教育制度改革受制于宏观的政治、经济制度。在社会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教育改革，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必须“超教育言教育”。

增强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必须把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协调起来，靠改革破除一切妨碍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形成各领域改革系统设计、整体谋划、协同推进的局面。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必须把基础教育改革与高等教育改革协调起来。中国高等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不能培养创新人才，“钱学森之问”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其实，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植根于基础教育，必须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综合改革。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必须把强化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与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协调起来。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要尊重群众的实践创造，尊重基层的探索创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政府向社会赋权，既得利益者很难做出损害自己利益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改革的起点要在权力之外的地方。只有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改革的长效机制。

（四）改革重点：破除“四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改革的重点，是破除教育发展的四种不良倾向：

一是要破除教育行政化。教育行政化使中国教育体系日益平庸和机构臃肿。教育行政化在政府与学校关系层面表现为政府行政过于干预学校事务，学校办学自主权难以落实。教育行政部门的“工程化思维”“项目化管理”盛极一时，学校热衷于“跑关系”“拉课题”。教育行政化在学校内部表现为学校管理的官僚化和官本位，机构膨胀，学术力量微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与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建立学校法人治理结构。

二是要破除教育功利化。教育的功利化和产业化使中国教育体系的人才培养功能日益弱化。教育产业化之前，教育投入虽然很少，但是分配还算均衡。当时的学生虽然对教育体制有所抱怨，但基本还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教育产业化之后，教育中的功利主义盛行，学生日益相信是钱和权而不是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此风盛行引发了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产业化对中国教育的毒害甚深。

三是要破除教育精英化。教育精英化导致中国教育不足现象严重。我国社会有一种极强的精英教育情结，鄙视大众教育和职业教育，接受精英教育是许多家庭唯一的追求。工业化是我国相当长的时间内的主要任务，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是教育的使命。教育的精英化使我国技能型人才培养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要。教育精英化也是教育同质化的制度根源。教育界热衷于造神运动，把少数精英大学树为全国楷模。以高等教育为例，神化清华北大，将其作为全国所有大学效仿的模板，由此造成全国大学的同质化，千校一面，没有个性与特色。专科想办本科，本科想办大学，大学想办研究型，研究型大学想成为“211”“985”，全国所有的大学都想成为清华北大。

四是破除教育过度化。教育过度是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在中国，教育不足与教育过度同时存在。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必须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当教育发展水平超过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就会引发严重的教育过度现象。教育过度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及研究生就业难。高学历者由于就业期望相对较高，不屑于从事蓝领层次的工作，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教育发展水平，就会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大量高学历者找不到工作，他们就会对社会不满，成为潜在的社会活动家。因此，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政策一直是努力控制教育过度现象，以免影响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