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　高管职业经历

上市公司高管往往拥有较为丰富的职业经历，拥有不同职业经历的高管个体之间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具体表现在认知能力、工作方式和管理经验等多个维度。高管个体间的差异性能够对企业决策产生影响，因而高管的职业背景特征成为研究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切入点。特定领域的长期任职经历会使高管具备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认知能力，因而在信息解读和决策判断中享有优势。已有文献已经基于高管的从政经历、从军经历、财务经历、学术经历、法律背景、金融背景等方面探讨了高管职业经历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本节主要针对高管职业经历的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述。

（1）高管从政经历

拥有从政经历的高管能够向企业提供政治资源。Goldman（2013）采用美国样本检验发现，拥有政治联系的高管能够影响企业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数量，当政治关联高管与执政党联系紧密时，企业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显著增加；当政治关联高管与在野党关系紧密时，企业的政府采购订单数量显著减少。在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政治资源能为企业带来诸多特权和优惠，例如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土地配额、财政补贴等，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为了建立政治联系、寻求政治庇护，民营企业或邀请退休的政府官员到企业担任高管或顾问职务，以发挥余热之名行寻租之实，或凭借突出的税收贡献使本企业的高管进入各级人大、政协等政府机构任职，通过参政议政为企业谋取经济实惠（杜兴强等，2010）。

然而，聘用拥有从政经历的高管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未能形成一致的结论。Wang（2015）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聘请拥有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提升民营企业的业绩，原因在于官员独董更擅长与政府沟通，能够为企业带来融资便利与政府补贴，但是该影响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Fan et al.（2007）基于790家新上市中国公司样本，发现具有政治联系的CEO所在公司上市后绩效表现显著更差，无论是在会计业绩还是股票收益率方面均低于不具备政治联系的CEO公司。此外，叶青等（2016）基于中组部2013年10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外生事件，发现官员独董辞职公告发布之后，聘用官员独董的上市公司市值下跌幅度超过了2%，原因在于官员独董在职期间能为公司带来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等公共资源。邵新建等（2016）基于相同的研究场景，发现当上市公司属于政府干预度较高的行业、地理位置上属于官员独董关系网能够覆盖的区域时，官员独董就能为企业带来更高的价值。

（2）高管从军经历

早期心理学研究发现高管从军经历能够磨砺人的意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能塑造军人坚毅的品格和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Elder，1986；Elder & Clipp，1989），因此拥有从军经历的高管具有鲜明的管理风格。然而，已有关于高管从军经历的研究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方面，军事化管理使得拥有从军经历的高管更具组织纪律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因而更具团队意识和道德观念，在行为决策上更加保守和稳重，但在危机来临时的应变能力更强。Benmelech & Frydman（2015）基于美国的研究样本发现拥有从军经历的CEO较少从事舞弊行为，在行业低迷时能带领企业创造更好的绩效，然而在财务决策中更为保守，企业的资本性支出和研发投入较少，企业财务杠杆也较低。但是，他们的研究并未发现从军经历对企业并购和股利分配具有显著影响。Xie & Hao（2017）基于中国的研究样本也发现拥有从军经历的高管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对员工、客户以及供应商权利的维护，同时，他们更少从事盈余管理活动，进而提升了企业财务绩效。罗进辉等（2017）从研发投资角度，发现军人高管在研发投资决策中更为保守，反映出军人性格的谨慎性。

另一方面，从军经历赋予了高管热爱冒险的品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塑造了高管临危不惧的意志和决断的魄力。因而，有从军经历的高管可能更加过度自信和偏好风险（Killgore et al.，2008），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不确定性较高的计划中。Malmendier et al.（2011）和赖黎等（2016）均发现，拥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的决策更加激进，企业的负债水平更高、现金持有水平更低、财务风险更大。赖黎等（2017）基于企业并购策略视角，发现拥有从军经历的高管并购偏好较强，所在企业的并购风险更大，并购绩效也更为优异，这种影响在董事长拥有从军经历时更为突出。

（3）高管财务经历

财务经历是专业性程度较高的背景特征之一。拥有财务经历的高管接受过专业化训练，拥有较为深厚的财会理论功底和较为出色的财务专业知识。他们更能领会财务决策对于企业价值的重要意义，能够在资本结构配置、资本市场运作等方面为公司提供专业化的财务建议，为企业争取更多的金融借款并对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监督。Yun & Shin（2004）、胡奕明和唐松莲（2008）基于加拿大和中国的研究数据均发现，董事会中拥有会计或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越高，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弱、盈余质量越高。拥有财务背景的董事降低了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Agrawal & Chadha，2005），提高了盈余信息的价值相关性（Huang et al.，2016），使得公司获得了良好的信用纪录，公司的整体负债率也有所降低（Byrd & Mizruchi，2005）。叶康涛等（2011）基于中国独立董事针对议案投票的独特数据，发现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更有能力对董事会议案提出公开质疑，原因在于董事会提案中涉及定期报告、关联交易和投融资决策等，使用财务背景知识的机会较多。姜付秀和黄继承（2013）以企业CEO变更事件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CEO的财务经历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现CEO财务经历使得企业财务决策效率更高，具体表现在负债融资比例的增加、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加快、企业资本结构趋近目标程度等方面。姜付秀等（2016 a、2016 b）分别研究了企业信息对外发布者——董秘的财务经历对企业融资约束和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董秘财务经历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拥有财务背景董秘的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更低，且该影响随着董秘从事财务工作时间的延长而增加；董秘财务经历增加了企业的盈余信息含量（盈余反应系数更大），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并且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有研究关注独立董事的财务经历，发现实务界会计独立董事能够从事前、事中和事后各个阶段监督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王凯，2016）。

（4）高管学术经历

高管学术经历是指高管曾经在高校或科研院所任职、曾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学术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高管经过科学严谨的学术训练，具有较为扎实和系统的理论功底，拥有较为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研究方法，在逻辑推断中可能更为保守和谨慎。同时，植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师者”是道德典范与道德楷模，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自律性意识更强，对自我的诚信约束和道德要求标准更严格，声誉较高。周楷唐等（2017）以我国沪深A股2008年至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学术经历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平均降低了企业约6.4%的债务融资成本，其影响途径为降低公司盈余操控水平、提高会计稳健性、降低企业的信息风险和债务风险。他们认为，企业聘请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是我国改革开放带来“文人下海”的独特现象，对高管学术经历的经济后果研究有助于理解我国经济发展与企业管理问题。

（5）高管法律背景

对于具有法律背景的高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聘用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的动因及经济后果方面。相比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股份回购等各方面受到非常严格的法律约束，公司面临的法律风险较高。何威风和刘巍（2017）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倾向于聘请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的原因在于发挥其咨询职能，而非监督职能。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运用自身专业知识应对公司日益增长的法律风险、帮助企业适应法制规范要求、为企业提供更加合规的法律建议。何威风和刘巍（2017）的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面临较多的法律诉讼、股权转让和资产收购活动时，聘请具有法律背景独董的意愿更强。此外，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发挥良好的公司治理作用，能够降低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概率（全怡和姚振晔，2015）、抑制高管的职务犯罪（全怡和陈冬华，2017）、并强化企业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唐建新和程晓彤，2018）。

（6）高管金融背景

拥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往往掌握出色的金融市场知识，具备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能为企业提供金融业务的咨询建议。高管的金融背景具体包括银行背景和证券背景等。

首先，在高管的银行背景方面，国外有关高管的银行背景是否能改善上市公司信贷情况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Byrd & Mizruchi（2005）认为具有商业银行背景的董事可能限制企业信贷资源的获取，当具有银行背景的董事曾经任职的银行与现在任职的企业存在借贷关系时，银行背景董事将更多履行监督者角色，会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比例。相反，Güner et al.（2008）发现具有银行背景的董事加入之后虽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比率、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当企业面临财务危机时，银行背景董事对企业负债融资并未有改善。

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企业融资渠道有限，银行借款是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的重要途径，且民营企业面临较严重的融资约束。在此宏观背景下，聘请具有银行工作背景的人士以建立金融关联，对民营企业摆脱融资困境、缓解融资约束具有一定价值。具体来说，通过聘请具有银行背景的董事有助于企业与金融机构建立社会联系，这类高管的社会网络资源使企业更容易获得长期借款，邓建平和曾勇（2011）发现上述影响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更为显著。刘浩等（2012）基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发现企业聘用具有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显著改善企业信贷融资状况，特别是在银根紧缩时期和金融市场不发达地区。李文贵和邵毅平（2016）发现高管的银行背景促进上市公司做出更优的现金持有决策，具体表现为更低的现金持有水平和较快的现金持有调整速度。

其次，在高管的证券背景方面，何贤杰等（2014）发现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背景的独立董事后，券商自营机构的基金经理和证券分析师等可以凭借与这类独立董事的私人关系获取信息优势，进而增加对此类公司的持股比例，这种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的公司更为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具有证券背景的独立董事的聘请削弱了市场公平披露规则，使得部分投资者的信息优势地位较为突出，该研究对监管部门建立公平有序的资本市场环境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