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　高管海外背景

基于海外背景特征视角探究高管行为是学术界较为新兴的研究话题，但基于西方发达国家背景和新兴市场国家制度背景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Masulis et al.（2012）基于美国市场的研究发现，海外独立董事虽然能够帮助公司解决跨国并购中的文化障碍，发挥一定的咨询职能，但是他们在董事会中的参会频率显著更低，所在企业的CEO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企业财务错报的概率更高、业绩表现也更差，说明拥有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带来了负面的监督效应，对公司经营绩效和公司治理监督的净效应为负。Piekkari et al.（2015）从聘用多样化国籍的董事带来的公司工作语言变迁视角，探究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文化和决策的影响，基于九家跨国公司的多案例研究发现，外籍董事的加入使得企业工作语言转为英语，增加了本国高管在董事会中发表意见的难度，对公司治理有负面影响。

与发达国家高管海外背景的负面作用不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海归高管一般在经济发展程度更高、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更为健全的国家留学或工作。他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和社会网络资源，其中一部分海归高管还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者，这种“人才回流”现象能够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较大利益。高管海外背景与已有文献中的教育背景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高管教育背景（获得较高的学历学位）主要是高管个人能力的体现，而高管海外背景侧重于人生经历对认知能力和个人特质的塑造。在中国全方位海归人才引进政策的宏观背景下，研究高管海外背景特征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近几年来，已有一些优秀学者开始尝试研究该领域，成果见诸国内外著名期刊。

立足中国的研究场景，现有文献发现高管海外背景对技术革新、投资效率、审计师选择等方面具有影响。罗思平和于永达（2012）基于1998年至2008年806家中国光伏企业样本，利用企业与光伏相关的专利申请量来衡量技术革新能力，发现企业家的海外经验有助于促进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且对周边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溢出效应。该研究是国内首次采用定量方法从企业层面探究海归人才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文献，但是由于光伏产业属于国家高度重视的新兴产业，光伏行业数据的特殊性使得该研究结论是否能在各行业中具有推广价值尚需进一步实证检验。Giannetti et al.（2015）以中国1999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的海外背景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影响路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咨询职能视角，董事的海外背景能够为企业带来世界一流的管理经验，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第二，海归董事在海外的社会网络资源便于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和海外融资；第三，从监督职能视角，海归董事与国内的联系较弱，会将更多的精力投身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中，而不是取悦政府官员或向政府进行寻租。代昀昊和孔东民（2017）采用Richardson（2006）的投资效率模型，发现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提升作用，这种投资效率的改善主要体现在抑制投资过度，但对投资不足没有明显改善作用，且该影响在中央国企中最为显著。在企业国际化战略履行方面，许家云和孙文娜（2017）发现CEO的海外留学经历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了企业的对外出口概率、强度、产品范围和出口产品质量；周泽将等（2017）发现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与企业海外销售强度（即海外销售收入占销售总收入的比例）显著正相关，说明海归董事促进了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另外，王裕和任杰（2016）以及叶康涛等（2017）分别基于委托代理观和认知局限观，探究独立董事的海外背景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发现具有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更倾向于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报审计，也更容易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