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对分裂，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纠正了张国焘在长征中所犯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消除其在党和红军中造成的不良影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与王明“左”、右倾错误做斗争，纠治其以“第二中央”发号施令的错误，有效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领导和权威；通过延安整风，在实践中确立了毛泽东的政治核心地位。到党的七大，众望所归，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此，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1．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使全党全军认识到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极端重要性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后，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与张国焘谈了几次话，指出他长征途中不听劝阻、坚持南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希望他对中央有个交代。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向中央做了题为《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但是，张国焘的检讨不仅谈不上彻底，还有一种为自己辩护的意图，中央是不满意的。1937年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长篇文章《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文章分为13部分，涉及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南下北上问题、一四方面军团结问题、党的建设、“肃反”、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反映了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基本态度。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27日到31日以批判张国焘路线为中心议题。会上，张国焘首先做检查，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会上，有30多人发言对张国焘错误进行系统的批判。31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批判，号召全党同志同张国焘错误做坚持斗争。4月6日，张国焘又写了一份检查《关于我的错误》，承认“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重要的一个保证”。随后，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运动在全党、全军上下轰轰烈烈开展起来。4月24日，党中央还在《党的工作》副刊上发表《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引导批判运动正确开展。

在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同时，党中央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给他提供了改正错误和继续工作的机会，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还安排久别的妻儿与他团聚。但张国焘消极对抗中央，于1938年4月初趁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并且拒绝党对他的挽救。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落得可耻的下场。

通过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广大官兵认识到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极端重要性，明白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始终归于中国共产党，而不属于某一个人，明白共产党员决不能争个人的兵权。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特别强调：“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2．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意见，明确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1938年9月1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实际上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季米特洛夫特别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它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3．六届六中全会明确党中央是全党的最高领导

无规矩不成方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从严治党，必须深刻汲取张国焘、王明分裂党的严重教训，以上率下，首先为中央领导机关及其成员立规矩，确立中央权威。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到会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负责人38人，为1928年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做《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张闻天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鉴于王明回国后，特别是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严重破坏中央权威的教训，六届六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专门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起草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三个决定，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党中央是全党的最高领导，并且强调了从言论、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原则，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4.《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强调，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全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及人事做重要调整。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指出根据精简政策和过去的经验，适应当前的工作条件，中央机构有重新加以调整的必要，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会议还强调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全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做报告。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5．毛泽东提出“要向中央基准看齐”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讲：“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看齐”，既是党组织对党员的要求，又是党员自律、自守、自励的准则与标识，要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

党的建设实践证明，始终向中央基准看齐，始终同中央保持一致，维护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极其重要的一环，是上下一致、同心同德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

6．党的七大形成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大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首先是党中央内部的团结及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6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七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至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