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润澄
20世纪70年代，我下怀德搞“评法批儒”运动，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岁月。
40余年过去了，当年的生活印记还是这样刻骨铭心，它影响着我的一生！
我参加的这场运动，是由“林彪事件”所引发的一连串运动演变而来的，在农村，这场运动的主题是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我作为“东莞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编导，被选进县农村工作队。在此，我无意评价这场运动的得失，只想把那些印象深刻的人和事记录下来。
那个年代，能当一名工作队员，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是政治上受到信任的标志。县里多少干部才选了那么些人，真是千里挑一。何况我被派驻的是虎门怀德大队！我从小就向往虎门，听得最多的故事就是虎门抗英；当上编导后，也常到虎门体验生活，写的一些作品，都与虎门有关。而且，怀德有个青年作家叫邓慕尧，当时闻名全县，我们队还演过他的戏。仰慕已久，这次终于可以谋面了，真令我兴奋。其实，激动的又何止我，每个队员都豪情满怀，大有指点江山、改天换地的气概。
迎面冷雨下乡来
我们是1974年9月到怀德去的。那一年，岭南的冷秋来得特别早，我们在毛毛细雨中来到村边。村子里静极了，不见标语，没有彩旗，更不见欢迎队伍，大队部里就只有支书一个人。他刚接完电话，迎上来忙解释说：“你们来得真不是时候，秋种正忙，上面又老打电话来强调，要求生产、运动两不误。所有人都下地去了，明天再送你们下去吧。”听这话，并不像上面说的农民如何渴望我们来。转而又觉得，我们的运动的确来得及时，这位书记就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运动和生产，居然把“生产”放在前面。
按照县里的安排，全县每个公社一个工作大队，每个生产大队一个工作组，每个生产小队一或二个工作队员。
我被分派到下庙生产队。这是怀德最繁荣的地段，地处村头，一棵百年大榕树把半个村口都遮盖了，树下是墟场，三日一墟，平时是村民聚会的地方。大队部、供销社、理发铺和大广场（其实是个大地塘）全都在这儿了。我们工作组组长是县文化局副局长，是个很有文化和修养的人，姓房。他风趣地向我交代了任务：“这下庙是怀德的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你是个文化人，这儿就交给你了。这个生产队的队长是个强人，党员，叫邓松兴。”
没料到，这个松兴此后就与我结下不解之缘。
支书认为我是个作家，需要特别照顾，便亲自引我见松兴。我们一直找到村边，出于一个创作员的职业习惯，我一路都在想象着他的形象。作为怀德“首都”的领导人，他该有几分斯文吧！正想着，忽然听到附近菜地里传来闹声。支书说：“找到了，真老粗，又骂人。”
走近一看，只见这个叫松兴的队长满脸通红，他冲着一群在挖番薯的社员骂道：“还不给我住手！生产队挖过了又怎么啦，这地又不是你太公留下的！共产党欠你的两餐了？……”；骂声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叫，后来的话听不清了。看他的模样，四十开外年纪，一脸络腮胡子，很像传说中《水浒传》的李逵。以后就跟这个人打交道？我心里凉了半截。不过奇怪的是，在旁的支书没有制止他，还对我笑了笑；社员似乎也并不怕他，有的还偷着做鬼脸。松兴正在火头上，这个场合不宜见面，我就悄悄地离开了。
运动的任务紧迫，需要尽快召开队委会具体落实。当天晚饭后，我径直去松兴家。远远的又听到他的骂声，门口还围着一堆人。这回，他是在骂孩子：“比输就哭了？你的拳头是糯粉做的吗？都8岁了，当年你祖先这年纪都打洋鬼子了。输了再比过！来，拉泡尿消消肿。”说着，一手扒开儿子的裤子，只见他儿子熟练地朝自己红肿的小拳头射了一泡尿。
后来我才知道，竞拳是怀德村小孩的传统运动，都不会认输，射泡尿散散淤又再来。松兴就是当年的小拳王。
待儿子再度出征，松兴终于闲了下来。我便趁机和他商谈工作，我还没说完，他就把话接过去了：“作家。”咦？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的身份，我马上纠正说：“别这样称呼，我只是宣传队的编导。”“还不是吗？作家兼大老倌。”他不无抱怨地说：“你这个作家真不懂民情，眼下都什么时候了，还开会！几个队委下地回来，骨架都散了！”话刚出口，又连忙转了调：“先做做声势，忙过这几天再说吧。你就留家给我写写标语。你这身板子，能干什么活！”他的盛气叫人难受，我也不甘示弱：“我们是下来锻炼的，我们一定要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松兴想起了什么，神秘地笑了笑说：“是要好好表现，接受组织考验。”话中有话，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他接着得意地说：“我听说了，你正在靠拢党，就给你好好锤炼吧！”
口气真大，到底谁教育谁了！
学做农民闯难关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松兴就上门来催我下地。
我们赶到村口，三五成群的社员已经陆续上路，荷着锄的，挑着担的，牵着牛的，在低低的雨云下，艰难地挺进。怀德的土地零星散布在山野里，他们每天都要走很长的路。远望这支队伍，会使人想到红军长征；然而，怀德人世世代代地走，又何止走了二万五千里？对于我们这些工作队员来说，长征才刚刚起步呢。
我问松兴今天要走多远，他说：“不远，十来公里，来回3个小时吧。”还“吧”，真骇人！而房组长发布的第1号命令更惊人：“做个好样子给社员看，工作队员一律脱鞋！”
我的天，这不是要命吗！打从有记忆开始，我就没光过脚，何况走的还是坎坷山路！不多时，我们被社员的大队伍远远甩到后面了。我呢，脚板刺穿了，脚趾踢伤了，怕人说作状，又不敢包扎，一步一颠，恨不得撞上块大石突然倒下！有些农民都穿鞋了，就你老房革命！正埋怨，松兴不知从哪里闪了出来，他也光着脚。他教我如何避过坑坑洼洼，又有点幸灾乐祸地说：“头一回光脚吧？上次外贸局来了几个青年仔，说是来锻炼的，才脱了几天鞋就受不了，走了。哎，你以为当农民就容易！”显然，他对上面常派工作队来有情绪，言语间总带着刺。忽然，我听到他踏地有声，哒哒地响，问他是什么缘故。松兴这才警觉，抬起一只脚，把陷进脚板足有半寸深的贝壳拔出来，还自嘲道：“我从娘胎里就带着厚鞋底出来，是当农民的料。”这一说，顿时使我觉得他可怜又可敬。对比之下，又不由有几分自卑，原来光脚走路也这么难！
晴天还好说，雷雨天才可怕。怀德的雷特别多，每年都有伤人的记录。走在雷雨下，光脚直哆嗦！有一次与松兴一同回村，雷电劈头而来，荒山无处躲避，我真怕极了！可松兴还是大步流星地走。他半骂半哄地说：“怕死了？说怀德雷凶，劈死谁了？伤的几个人都是在村里的，山上就没伤过人。”是啊，我怕什么？怀德人天天这样走，代代这样走！
与社员同吃的关也不好过，哪一家都不愿意接受我们。穷的，拿不出东西招待，怕对不起县里来的同志；富的，又怕露富。松兴说我可以到他家。我想对他还是敬而远之好，就去了副队长阿祥家。阿祥也真够穷的，40多岁了没钱娶妻，与母亲相依为命；家里连台凳也没一张，吃饭就蹲在门口，天天不是吃薯饭就是菜粥。这些，我还可以硬撑着，最怕是吃饭时看到祥妈的烂脚。她的脚趾都烂掉一只了，还流着脓。偶一抬眼，碰个正着，什么也吃不下。
十天半月后，松兴见我瘦多了，有点幸灾乐祸：“受不了吧！我早料到了！”这回，怎么说他都要我撤走了。不过，他让我体面地“下台”，说作家嘛，最好做“轮猪”，轮着多吃几家饭，这样了解的情况就多了。此话不无道理，从此，他为我说服一家又一家。记得，离开怀德前，最后几天是在他家吃的。
劳动更是我的弱项，这个关就更不好过了。有一次割禾，竟然中暑晕倒，吓得松兴好久也不让我下地，要我留在村里跟着妇女们晒谷。
房组长知道我有胃病并常常感冒，也暗地里给了我不少的照顾。比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每个工作队员都要跟社员看齐，每天要搬土100立方，他就把我留在家里，写总结搞宣传。
不过，我有自己的强项。能写会说懂艺术，文的方面整个工作组就数我最强。怀德的夜晚就是我的天地。小广场灯火通明，我给大家讲故事，什么荆轲刺秦王呀，梁山一百零七条好汉呀，我开口就来，经常逗得哄场大笑。故事内容都与评法批儒有关，只要赞扬法家批判儒家就行。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个讲故事的地方，几个生产队的社员都在下面了，人多声杂，婴儿哭、小狗叫，孩子绕着人堆走，多话的妇女高声谈笑；幸好高音喇叭能压住这些嘈闹声。跟农民讲故事并不难，他们不太在意你讲什么，只要故事好听就行。至于秦皇荆轲谁刺谁呀，梁山好汉到底多少个呀，谁管你呢！是时，宋江被指控为儒家的代表人物，所以我把他从梁山好汉中剔除了。有一次，听众正为我的故事喝彩时，松兴突然站了起来，高声问道：“老袁，梁山好汉不是一百零八吗？”这下群众来劲了，七嘴八舌：“少了宋江嘛。”“明知故问。”“连你这个李逵也不知道？”松兴有话说了：“宋江怎么就连山籍也给开除了？”这一闹，松兴得到的掌声比我还多。
故事会结束后，怀德“夜生活”进入了高潮——看我跟文娱组排戏。这是我一天日程里最忙的时段，是我大展拳脚的时刻。这时，社员早已把刚才的会场变成排练场，他们熟练地拖走自己的小凳，抢个看戏的好位。最积极的又要数松兴的老婆葵嫂了，她以“担凳仔霸头位”而出名，她乃怀德“首都”队长的夫人，人家也会让她几分的。她是全家到场的。开始，松兴对我们的演出并没有什么兴趣，后来在妻子的影响下才渐渐入迷，看到动情处，这个大胡子还会流下几滴眼泪。
意料之外获褒奖
翌年初夏，也就是我们下来大半年后，工作组要作运动总结，每个队员都要进行自我鉴定，在优秀、合格、不合格中，自报一个等级。我报了个合格。我担心连这个级别也保不住，因为我们下庙队有几个社员炒买炒卖给公社抓去了，上级刚找我谈过话。
鉴定的结果却令我吃惊！我被评为优秀，还得到了工作大队的表扬，更被选上台作大会“讲用”，在300多名工作队员中才只有4人上台啊！那天上台，我热泪盈眶喉咙哽咽，详细地汇报了我们工作组的“伟绩”，热情地赞扬了我们这个战斗集体和怀德人民。我没有说我自己。
其实，我不是没有话说，下乡以来，我从来都是尽己所能地付出。就说老房不让我参加农田基本建设那件事吧，似是照顾我了，其实，我比谁都辛苦。总结写了一份又一份，快报编了一期又一期。吃在队部、睡在队部，20多天没换过衣裤，熬了多少个通宵达旦！为送一份材料到虎门工作大队，踩单车来回4个小时。有一次，半路上单车断了链，我踏着月色一直走到天明。那年月，习惯不讲自己的成绩，因为这都是应该做的。更何况，如果没有他们的教育和影响，我能这样优秀吗？
出乎意料的荣誉确实让我受宠若惊。我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我的弱点也很明显，特别是，我感到自己与松兴的关系总不那么和谐。我知道，获得好评是老房力荐的结果，他一直在培养我。叫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松兴也为我出了大力，他亲自上门找工作组长汇报，还请邓慕尧写了一封表扬信，郑重其事地交给工作大队。邓慕尧家在“文革”中受过迫害，他自己也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是我请他出来协助搞宣传，才使他的长处得到发挥，从此受到村里的重视。让他来写我的材料，肯定是多说好话了。
松兴为我请功，令我深深感动。不知什么时候，我还惊奇地发现了他的艺术价值：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开始走进我这个作者的视野中来。但此时，这个模特的形象在我心中晃动着，让我无法看清他。
这天晚上，我约他谈心。首先向他表示谢意，并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抬举我。一听这话，松兴笑了，他激动地说：“我抬举了吗？我说得还不够呢，怀德人谁不夸你！你看这榕树头，灯光多明亮，村容多醒目，还不是你老袁给搞的。班子齐心了，群众听话了，我松兴的脾气也好了，这全凭你老袁耐心教育啊！你看，一个文弱书生，整天光着脚，快成我怀德人了。还有，你把慕尧挖掘出来就立了一大功。你和慕尧办起了黑板报，建立了文化室，怀德人什么时候这样开心过！你们的文章发遍大报、小报，让我们怀德远近闻名，我松兴的脸上也有了光！你看今天的下庙，像个怀德的中心了吧！……”他如数家珍，越说越高兴，从来没见过他这样舒心地笑过。街灯下，我发现他有着一种粗犷的美。说他像李逵，那是开玩笑，但他的确有梁山好汉的善良忠厚、侠气豪肠。
这晚过后，我与松兴的关系开始进入了“蜜月”期，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可不久，我们又对立了，而且矛盾还闹得很深。
党籍党参我都要
我们下来是搞评法批儒的。在农村开展这场运动，就是要农民坚持社会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的说法是“割掉尾巴上天堂”。那时各家各户种作物养牲口都有数量限制，半点也不能超过，否则就是资本主义。怀德人穷，见党参值钱便纷纷栽种，这下成了全县的反面典型。县运动领导小组下令，立即制止歪风。一场打击资本主义的人民战争便在怀德铺开了。
这时老房因工作需要先撤回县，新的组长又要迟些天才能到，老房宣布由我暂时负责工作组的工作，这可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了。我理解农民的心情，但又不能违背上面的政策，只好咬咬牙：一切按上级指示办，先批斗阶级敌人，以阶级斗争开路；然后动员共产党员带头，与资本主义决裂。下庙是重灾区，又是我驻的点，先拿下庙开刀。我虽然不是党员，但还是代表党组织跟松兴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我说了很多评法批儒的道理，最后要松兴回答一个问题：你要党籍还是要党参。听了这句话，他再也按捺不住了，额头青筋直暴，蓦地拍案而起，怒道：“党籍党参我都要！”话毕，跺地而去。
其他生产队的党员也想不通，运动盖子揭不开。上面强令，参照别的工作组的做法，采取革命行动——由工作队领着大队支委，用脚踏平党参地，先踏下庙的。要我带头与下庙社员反目，我怎下得这份狠心啊！关键时刻，我暴露出小知识分子的脆弱性，于是我这个“几日官”被撤了。上级派来的人亲自指挥，还从别的工作组调人来增援。
那一天，下庙的社员躲在竹林后面，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作物被践踏，心里该有多痛苦！我们原以为，松兴会带着那帮愤怒的农民发泄什么的，但一切却比预想的要平静得多。不过，听到偶从竹林传来的几声叫骂声和低泣声，我们更觉愧疚和揪心。
那时，我也曾怀疑过这种做法是否过激了，农民辛苦谋生（还远远说不上求富），何错之有？是上级甚至更上级太不了解农村的情况了吧。但那时，谁又有那么高的悟性？一切只能执行上头的命令。
以德报怨怀德人
事后，社员对我们工作组明显冷淡了。
那几天我是在松兴家搭食的，事发当晚，我连饭也不敢去吃了。入夜，我在文娱组敲破了锣，也不见有演员来，更见不到观众了。空空的大地塘，就只见几个小孩和几只狗。在回宿舍的巷道里，我远远瞧见葵嫂的背影，她捧着饭碗推开我宿舍的门。我知道，她给我送吃的来了，可是我躲在拐角处，不敢上前正视她。半夜里，我怎么样也甩不掉白天的印象，想起入村以来社员们对我的关爱，对比下更觉得自己无情。就说几天前吧，葵嫂见我脸色泛黄，硬说我有病了，说花灯盏的坑螺治黄脸最有效，接着，文化室的年轻人漏夜上花灯盏，沿着山涧一直寻到天明。此类事情，又何止一件两件，我不敢再想下去！
几天后，我也要提前归队了，地区年末汇演，宣传队要我回去赶写节目。
离开怀德那天，心里不禁有几许悲凉。跟下来时一样，村口静极了，不见标语，没有彩旗，更没有一个当地的送行人。只见弯弯山道上，农夫的队伍在雷雨中艰难地挺进。
啊，怀德人漫漫的长征路，何处是尽头！
几个月后的一天，怀德村一干人马突然来到我故乡麻涌，松兴带队，葵嫂、兽医南仔、文娱组矮卢等一行十多人，扛着花生，挑着糯米，抱着鸡鸭浩浩荡荡直闯我家来。一进门，冲着我家人就“阿婆阿嫂”地叫开了。我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松兴却抢先说话了，他“啪”地一声把一麻袋东西摔到我跟前：“老袁，这就是你们工作队踩漏的党参了，大难不死长得特壮！”说着，把党参抖了出来，“看，多粗，煲老鸡最补了。”来客们争着说：“老母鸡也给抱来了。”一阵阵欢笑声，在古老的大屋里回荡，把一切酸甜苦辣的感觉都掩盖了。
入夜，饮饱食足的农友们意犹未尽，还敲盆打碗的，争着献唱我教他们的《怀德颂》，一直闹到夜深。然后卸门板，铺稻草，睡满一地，不多时，一片鼾声。这一晚，就只有我一个人没睡着。
啊，多么可怜，又多么可爱中国农民！欠你们的实在太多了，我这个摇笔杆的人，又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多少年后，怀德生活的影像，在我的记忆中逐渐朦胧远去；然而，有些人和事却在我心里越发清晰起来。我们所搞的那场运动伤害了农民，历史已作了定论。它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让农民懂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发展经济才是脱贫的唯一出路。而那场运动留给我的影响是终生的。它让我更加了解农民、更加热爱农民，也包括虎门人英雄的祖先，从而激发了创作热情，兑现了一个作者要为农民服务的承诺。运动后我很快就写出了取材于虎门生活的几个小戏，都获得了省市的奖励。接着我又创作了大型新编历史剧《水勇英烈传》，这个反映虎门人民反英抗暴斗争的戏，影响更大，得到更高的荣誉。问世30多年后，今天还有剧团在上演。后来我创作的电视剧《水乡一家人》，更获得第二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央电视台和全国电视台都播放，海外有些电视台也播放。这个戏的人物和情节就有我怀德生活的影子。怀德是我创作生涯的真正起点，而怀德的农民，东莞的农民，也是我作品的真正主人公。
谢谢怀德！
2016年9月9日写于广州
（原载《虎门》报第1818期，2016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