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一师”

那时，武汉的中等以上学校大抵分公立、私立和教会学校三大类。

长子蔡极忱湖北商业中学毕业后，参加了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历任宜昌外交署科员与芜湖县科员。

1915年春节前夕，蔡极忱提前返乡，同父亲蔡宏熩商量二弟襄忱、三弟以忱报考省城学校的事宜。蔡极忱建议，让弟弟们报考公立师范学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为“一师”）。理由是，该校系老牌名校两湖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自1914年7月起，由一代国学大师、中华大学学长（即教务长）刘凤章执掌校印，定能学点真本领。当然，师范学校实行免费教育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湖北省立一师校长刘凤章

刘凤章（1865—1935），字文卿、亦名耘心，派名华銈，晚号岱樵。清同治四年（1865）二月十五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西南（今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丰荷山麓）刘新集林家田湾。他是明洪武二年（1369）黄州府黄陂县令刘拱宸（字守中）直系第十八世孙，幼年启蒙于叔祖馥廷（举人）、采臣（岁贡），后受业于蕲春籍进士黄云鹄（国学大师黄侃之父）而中举。

中举后，因服膺湖广总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而投身教育，深受张氏及学使高凌霨的器重，刘凤章先后受聘执教于两湖总师范学堂、武昌府师范、支郡师范、武昌中学堂及私立法政学堂，后任职于湖北学务公所，曾赴日本、上海、南通等地实地考察教育，又负责编印《湖北教育官报》《湖北学报》，管理全省教职员的人事工作，践行全省废科举、办学校的教育政策。

蔡以忱报考“一师”时的招生广告

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

民国副总统兼署湖北都督黎元洪，曾属意刘凤章出任湖北教育司长之职，他却之，黎遂改聘其为都督府顾问。私立中华大学筹建之初，陈时父子亦邀其任校长，他只接受学长（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长）兼校常务董事，以及国学系教授三职。

“一师”源于1904年张之洞创办的两湖总师范学堂。经1912年10月开始动议，次年3月正式在原址创办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7月，刘凤章成为“一师”的第四任校长，而前三任校长郭肇明、时象晋与张继煦，每人短则二个月，最长不足半年。所以，刘走马上任后，以宋明儒讲学的精神办学，首先制订了“朴诚、勇敢、勤苦、耐劳”的校训，以及校歌，明确办学宗旨。而且通过整顿校务，清理派系，取消门户，招贤纳士，初现生机。在教育史上、在儒林传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由于“一师”实行春秋两季招生，所以，春节前，在长兄的带领下，以忱、襄忱兄弟首次踏上进入省城的征程，参加“一师”的春季入学考试。

一路上，他们处处感到新鲜：第一次乘坐火车到汉口，第一次乘长江轮渡从汉口到武昌……于1915年1月15日（腊月初一）抵达，准备参加“一师”春季入学考试。

“一师”的入学考试十分严格，分初试、复试与面试三个阶段，由校长刘凤章亲自面试录取。分别于1月16日（腊月初二）初试、23—24日（腊月初九、初十）复试与面试。

国学名师刘凤章执掌“一师”不胫而走，又实行免费教育，报考者踊跃达826人，1915年计划招收一个预科班正取生50人、备取生30人，录取率不到10%。因蔡以忱兄弟在黄陂两所名校望鲁学堂与道明学堂打下了良好基础，初试与复试一路绿灯。最后刘校长面试时，两兄弟对答如流，一举金榜题名，成为受业于刘凤章先生“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之教的嫡传弟子。

开学那天，蔡以忱兄弟办理报到手续时，学校免费发给他们各两套灰布校服，还要求他们在校期间须经常穿着，并保持整齐清洁。一旦脏了，都必须自己动手洗，不得他人代劳。

作为出生于农家的蔡以忱兄弟，一下子每人发了两套新衣服，这让他们兴奋了好一阵子。他们从心底里庆幸长兄作出的英明决定，也感激学校对贫寒子弟的关照。因为他们家里兄弟姐妹多，又要负责他们兄弟读书，通常是每年春节家里才能给他们添置一两件新衣。而平时往往是穿着长兄的旧衣服。至于自己动手洗衣服，这对于蔡以忱不在话下，因为他已经在道明过了多年的独立生活了。

“一师”包括本部和附属小学两个校区。本部实行五年学制，其中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在课程设置上，刘凤章除保持原来开设的教育、外国语、历史、地理、生物、理化、法制、经济、习字、图画、手工、音乐、体操等课程外，还将原来的修身、国文分别改为公民与国语，另单设伦理学、心理学与生理卫生。

1916—1920年连续五届每年招收一个英文班，亦为五年制，给有志、有力升学的学子以升学的便利。附小则是实习基地，学生毕业前须到附小实习一年。同时，还要赴京津浙等地参观教育，返校作毕业论文。

“儒者必先治生。”蔡以忱入学上的第一课，就是校长刘凤章先生给他们新生年级上的大课——“伦理学”。他对刘先生的第一印象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学问渊博，深入浅出；在衣着上，又朴素无华，犹如邻居大伯一样亲切。

在随后的学习生活里，蔡以忱留心观察刘先生的行止，这位一校之长的名师，时常到教室、寝室向学生嘘寒问暖，对人周到恳笃；往返学校总是步行，极少坐人力车；冬天只穿棉袍，曾看到其背上脱了线，绝不穿皮袄。而且烟酒不沾，甚而连茶都很少饮，在他的衣、食、住、行任何一方面，都找不出丝毫浮华之习。

刘先生虽然与宋明学者所处时代不同，但仍然不遗余力地以传承道统。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如下：他讲学的动机来自继往开来的真实责任感；他所追求的是，能证验之于身心，证验之于社会的“真知灼见”；他培养的目标，是在人格上能担负得起人类命运考验的弟子。

蔡以忱所学《修身讲义》原版（刘凤章编、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印）

当然，蔡以忱曾听学长们背后称刘校长为“刘阳明”，有人甚至嘲讽他的特立独行是“作伪”或作秀。

有一天，蔡以忱对有人称自己为“杠子队员”迷惑不解。经学长解释才知，原来当时驻扎在武汉的都是北洋军队，军队中有专门从事搬运物资的人力工人（时俗称“长夫”）。由于他们的服装较之正式士兵要差一等，出街时常背着一条粗长的竹竿，逐队而行，人们俗称“杠子队”。而“一师”学生所着校服与“杠子队”类似，故有人称“一师”学生为“杠子队员”。[1]

因为“一师”是实行免费教育的公立学校，进入该校者大都是贫寒子弟。所以，一时间在讲究穿着的女学生中流传着两句口头禅：“文华文而雅，一师穷而鄙。”这里的“文华”，即是美国圣公会于1871年，在湖北武昌城内昙华林创办的教会学校——文华书院，一般招收有钱人子弟。学生校服是青白两色的哔叽呢制服，颇为时尚。和“一师”的“粗布”校服比起来，自然显得“文而雅”了。但崇尚节俭的蔡以忱，并不觉得自己是“穷而鄙”。

就学校的一日三餐而言，蔡以忱就读道明学校时，是由学校集体蒸饭，学生自带咸菜食用一周。到了“一师”后，则是全校同学一起在食堂吃桌饭：六人一桌，四菜一汤。吃饭时，须严格按“吃不言”的规范，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又因早餐总是吃稀饭，所以有人戏称他们“师范生”为“稀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