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熏陶

师资力量是教学质量的保证。刘凤章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想方设法四处延揽名师。他从广州请来留美专家李斯新从事英文教学，请当时武汉地区驰名的经学大师开讲《易经》，聘杨守敬的高足于泽润担任地理教员等。仅1916年，在40名教师中，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弘文师范归来者就有7人，占17%。还有一批教育经历丰富的教师，如张继煦、陈培桦、黄乾元、张濂、吴保珩等，都是原两湖师范总学堂的资深教习。孟晋祺、曹昌江、黄乾元、高国煐等不少教师，就曾担任过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教授。

同时，还有诸多名师曾出任过中央和地方师范等学校校长、学长、校监。诸如，傅廷仪曾充湖北教育司顾问官、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及湖北图书审查会会长，王连翘曾充黄安县视学，李庆芳曾任公立法政学校校监，向大锦曾充枝江宜都两县高等小学校校长，孟晋祺曾充咸宁师范学校校长、湖北国学馆学长，李文藻曾任女子师范校长、存古学校监学、矿业学校教务长及湖北巡按使署教育科佥事，凌堡鋆曾充武昌府师范及中学校长兼校监，黄嗣艾曾充湖南模范高初两等小学监学黑、龙江呼兰府师范学校监学，龚灏充汉川沔阳等县视学，张湘曾充荆门州中学校长，刘扬烈曾充安徽颍州中学校长，冯兆南曾充鄂州中学校监。

此外，黄侃、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黄炎培、陶行知、余日章、晏阳初、黎锦熙、黎锦晖、李汉俊等名家，均是刘凤章治校时聘请的任课教员或讲座专家。如国文教师黄侃，是集汉学家乾嘉学派之大成的“章黄文学”的代表，讲述精致透彻、声调铿锵，常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知识上的启发，被学生称为泰山北斗。

这里实行封闭式管理，蔡以忱兄弟与其他同学一样，一周只有两次在校外短暂活动的机会。即星期三晚饭后可出街一次，晚上九时以前一定要返校；星期天下午一时放假半天，晚上八时以前必须返校上自习。

早晚自习时间，除级任（即今班主任）老师到教室点名外，校监也时常巡查，有时校长也来抽查。由于有的学生习惯于挑灯夜战到深夜，早上又起得太早，以致睡眠严重不足，健康发生问题。所以校领导巡视的目的，不仅是警告不用功的学生，同时也劝告太用功的学生早点就寝。

那天，蔡以忱参加了学校为一位考分总是第一的同学英年早逝召开的追悼会，当刘校长声泪俱下地致辞时，全场顿时呜咽作哽……

蔡以忱那年考入“一师”时共有三个班，除一个班为英文班外，其余的特别重视国文、历史、地理、修身等课。修身课一般由刘校长亲自编写讲义并授课。

“一师”的一流师资，有的是奔刘校长的人格魅力而来，有的则是刘卑躬折节，三顾茅庐聘请的。蔡以忱班上的国文，由一位对古文甚有研究的陈仲甫先生讲授。每当讲到重要的地方，他把书一掩，手在案上轻轻一拍，以赞叹的口气，拉长了腔调说：“你们看啊！看古人的文章怎样的写法啊！”

国文课与作文由不同的老师担任。在蔡以忱的印象里，改作文的李希如先生，虽然一说话脸便臊得通红，但他对先秦诸子素有研究，常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作文题来考学生。

沔阳籍的傅先生讲历史，因耳朵有点背，有的顽皮学生背后称他“傅聋子”。他非常佩服国学大师章太炎，讲堂上常向同学们提起“章学”。后来还聘请了黄侃（季刚）及刘伯平两位先生教文字、声韵课。

黄侃是著名训诂学家，学富五车，但是个“夜猫子”，常常通宵看书、下午睡觉。以至于上课不能按时到校，讲起课来往往忘记了下课时间。而且脾气古怪，诸如不太瞧得起讲文字学的鲁润玖先生。针对有的学生对黄侃的个性小有微词，刘校长就开导说：“我们要学的是黄先生的学问，不学他的脾气。”

鲁润玖（济恒）先生的文字课，讲得有声有色，颇能引起学生兴趣。由于他是当时教育部论证全国400名知名教授之一，他在多所学校任教。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原在商科大学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1915年经刘凤章介绍兼课中华大学。当时，因在多所学校兼课，一下课便走了……”[2]

在蔡以忱心中，鲁教授学富五车、教得形象生动，学生学得妙趣横生。譬如他讲解“旦”字时说，就是太阳冒出了地平线，天亮了，所以说“通宵达旦”；也可以引申为“诚挚”的意思，如信誓旦旦。他常常挖掘汉字结构的教育内容，而非说教。在讲“國”字时，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形象地将“或”字进行分解：勾画出“口”下一横代表土地，“口”代表人民的住所，“戈”则是武器；而外包围的这个大框框“口”，即是疆界之意。继而得出结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非得有土地、人民、武装不可！我们现在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三条都遭到损害，若长期下去，不加抵抗，则国将不“國”了。这种讲解，深入浅出，使人深受启迪。

鲁教授教学的另一个特点，是说得开、收得拢，引人入胜。每次上课时，他都有一个开场白，往往说：“同学们，今天上课前，我给大家先讲几句闲话……”其实，这“闲话”包括生活琐事、社会见闻与抗战大业等。然后自然过渡到新课，讲到一定的地方，着重把开头讲的那几句话一联系，恰好证明并非闲话，而是点拨学生开窍的话。

善于启发学生思考，使学生能真正理解内容，获得知识，提高水平。这是鲁教授教学的根本目的。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给学生造成我有多么了不起的印象！其实，鲁教授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又平易近人；对学生的学习，他往往是把严格要求与热情鼓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一次在中华大学重庆校区上国学课，他刚刚讲完课文《情采篇》后，就命题作文。受教授的启迪，一位同学即用文言文仿照刘勰的《文心雕龙》笔调，写了一篇五六百宇的习作。教授一口气读完后，大为夸奖，提笔一挥打了八十五分，并说这是他教书数十年头一回打这么高的分。让弟子倍感鼓舞，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3]

刘凤章为湖北省立一师题校训

由于鲁先生高度近视，平时调皮的学生称他“鲁瞎子”。刘校长得知后，进行循循善诱，让弟子学会尊敬师长、礼貌待人。

每个星期日的上午，在大礼堂由刘先生教各班的“伦理学”课。蔡以忱第一次上修身课时，刘把书上的道理和时下的情形，两相对照，痛斥针砭。他教学极端认真，同学们一面听课，一面笔录，无人敢掉以轻心。他讲授从黄陂走出的宋代理学家程颐的代表作《伊川易传》，连续三个小时，毫无倦色。

讲到末尾，刘先生总结说：读书人要能站得起来，不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首先必从生活俭约上立根基。生活一任意，便易流于放侈；生活放侈，行为就会随之邪僻。我们只要相信是对的便去做，不怕人骂为作伪；守之终生不改，不就是真的吗？

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除刘先生主讲伦理学外，还时常聘请校外名人讲演。凡是名人来校讲演，刘先生总是亲自主持与陪同，而且是毕恭毕敬地站立在一旁聆听，直至嘉宾讲演完毕。

一次，学校聘请著名学者梁启超来校演讲，当刘校长发现，个别学生拿梁启超的“口吃”取乐，他及时教导学生说：“我听梁先生的课，发现有个特点，就是别人讲过的他不讲，他讲的都是别人没有讲的。所以，听梁先生的课，要‘用心’去听。”让学生深受教益。

当时学校图书馆的线装书有20多万册，蔡以忱是这里的常客。在课余时间，他都会在此不知疲倦地博览群书，不断吸取营养，和谐而充实。第一个学期期终考试发榜，蔡以忱一举夺冠。[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