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摇铃那日，长江正逢桃花汛。
爷爷攥着篾刀在檐下剖竹，青篾片雪崩般散落，惊得满院鸡雏乱窜。
我趴在墙根掏蚂蚁洞，忽然听见“电视机”三个字混在邮差的吆喝里，像春雷滚过晒场的黄豆。
两个穿蓝工装的汉子抬着印有“日立”字样的纸箱进院时，篾刀当啷坠地。
爷爷赤脚踩过碎篾片，血脚印在青石板上开成红梅。
他掀起纸箱封条瞥了眼，突然抓起我抄《三字经》的作业本塞进箱缝：“让南风捎回去，咱用不着这铁棺材。”
母亲的长途电话在傍晚炸响。
爷爷握着话筒像握着手榴弹，泛黄的话机外壳映出他抽搐的咬肌。
“字典？字典顶个屁...”他猛然噤声，目光掠过神龛上霉变的奖状——那是父亲初中作文比赛得的，题目是《我的收音机》。
次晨启明星未褪，爷爷已用麻绳把我捆在背上。
他的解放鞋碾过露水，裤脚扫起蒲公英的绒毛，落在新华书店的台阶上时，恰逢营业员拉开铁栅。
玻璃橱窗里的《辞海》泛着冷光，我们这对浑身草屑的祖孙，像误入水晶宫的蝼蛄。
“要第六版《新华字典》。”爷爷的篾刀拍在柜台上，惊醒了打盹的营业员。
当对方指出4块5的定价时，他解扣子的手突然僵住——中山装内袋缝着的，是母亲寄来的五十元汇款单。
我至今记得那串数字在验钞机里翻飞的模样，紫光灯下浮起的长城暗纹，像极了父亲离家那夜的月光。
爷爷突然夺回钞票，中山装纽扣崩落的声音清脆如断弦。
他冲出店门时，怀里的字典裹着体温，封面烫金在晨雾中明明灭灭。
当我在祠堂发现母亲的羊毛衫时，惊觉爷爷完成了最精妙的偷梁换柱。
那件枣红色澳毛衫挂在功德箱上方，被香火熏成暗褐色，胸前“深圳免税”的标签像块溃烂的疮。
功德簿上的新墨迹未干：“信士陈守根捐善款四元五角，功德无量”。
爷爷正蹲在灶膛前烧报纸，火舌卷走父亲收藏的《无线电》杂志。
“字比电金贵。”他把字典按在我胸口，油墨味混着灶灰呛入肺管。
祠堂外传来卡车轰鸣，日立彩电正在返程的邮路上颠簸，而我掌心的字典突然发烫，像块烙进骨血的印。
那夜的油灯特别暗，爷爷用缝被针在扉页刺字。
血珠从指尖沁出，在“新华书店”的蓝章旁结成暗痂：“陈招娣购于庚午年二月十七”。
后来在法庭签离婚协议时，我忽然看懂了这个日期——恰是母亲在流水线上领到首月工资的日子。
彩电最终在谷仓安了家。
当《渴望》主题曲隔着稻壳闷响时，我正趴在八仙桌上临摹“现代化”。
爷爷的篾刀悬在头顶量距：“横平竖直，做人就要像铅字般方正。”
字典在霉潮空气里肿胀，书页间的新闻纸脆响，恍若父亲离家时的碎玻璃声。
梅雨季最猖獗时，铅字开始反攻。
我发现“圳”字从字典里渗出墨汁，在作业本上漫成珠江的支流；
“深”字的三点水化作雨帘，把练习簿上的田字格泡成特区工地。
爷爷用桐油刷字典封面：“镇邪！”却不知油亮的新衣下，新时代的蛊虫正在啃噬旧纸。
某日调台旋钮卡死，爷爷抡起篾刀劈向彩电。
显像管炸裂的蓝光里，他忽然看清了我作业本上的字——那些被“深圳速度”浇灌的笔迹，早已不是老私塾教的馆阁体。
字典从神龛滚落，内页的“改革开放”词条正巧覆在碎玻璃上，像张自欺的膏药。
白露前夜，字典失踪了。
我举着煤油灯翻遍谷仓，发现它睡在彩电残骸里，书页间夹着张泛黄电路图。
爷爷蹲在祠堂门槛上卷烟，烟丝里混着字典的碎屑：“飞走的凤凰，总要换羽。”
我在母亲寄来的牛仔裤口袋找到真相——夹层里缝着羊毛衫标签，背面是爷爷的铅笔字：“字典钱是干净的”。
二十年后，当我在拍卖会拍下首版《新华字典》时，突然嗅到庚午年的桐油香。
聚光灯下，那个被无数买家赞叹的“陈招娣”藏书章，不过是血痂结成的茧。
如今女儿用平板电脑查生字时，总会抱怨加载太慢。
我抚摸着修复好的旧字典，突然明白爷爷当年的篾刀为何劈向虚空：
他早预见铅字终将游进比特海，却仍固执地为我造了艘木船。
此刻书页间的蠹虫正啃食“深圳”词条，啃出一弯月牙形的舟。
初三班主任的办公室总弥漫着来苏水味，像座消毒过度的产房。
她捏着我的期末试卷，圆珠笔尖正戳着作文题《我的理想》：“纺织女工就不是理想？”
玻璃板下压着的三八红旗手照片在反光，那些戴着白帽的女工们正从相框里伸出苍白的手。
“人家厂长亲自来要人，开得比大学生都高！”她突然掀开我的袖口，露出帮爷爷编竹篾磨出的茧，“瞧瞧这手，天生该穿针引线。”
窗外的纺织厂午休铃骤响，女工们潮水般涌向食堂，她们发梢的棉絮在阳光下飞舞，像群提前衰老的蒲公英。
爷爷的解放鞋就是在这时踹开门的。
那根挑过抗美援朝慰问粮的槐木扁担，先扫落了陶瓷笔筒里的“先进教师”奖章，继而劈在厂长的鳄鱼皮包上。
真皮裂口迸出合同纸的雪片，他枯树根似的手抓起我的作文本：“我孙女要写的是这个——”
泛黄的稿纸上，函数曲线正刺破我画的纺织厂围墙。
当校长闻声赶来时，祖传的苗银镯子已在搪瓷缸里熔成溪流。
爷爷舀起一勺滚烫的银汁，在办公室的水磨石地上浇出“大学”两个狂草。
液态金属嘶吼着渗入地缝，把女工们的倒影烫出窟窿。“够交复读班学费了。”
他踢了踢凝固的银块，那些光绪年间的缠枝莲纹，正在“大”字的撇捺里开出逆命的花。
班主任的搪瓷杯磕在办公桌上，震得玻璃板下的三八红旗手照片微微发颤。
厂长的鳄鱼皮鞋退后半步，真皮公文包挡住溅起的茶渍。
爷爷的扁担横在办公桌上方，那根挑过公社粮、送过抗洪沙包的槐木，此刻正指着墙上的奖状：“我孙女要考的是这种红纸头！”
1993年秋阳透过纱窗，在扁担上投下深浅纹路。
我数着那些沟壑：1958年大炼钢铁的擦痕，1962年饥荒时挑红薯的凹印，1976年唐山救灾时绑绷带的勒痕。
现在它悬在厂长头顶，微微发颤。
“老爷子消消气。”厂长掏出镀金烟盒，“小姑娘去流水线，我保她三年当组长。”
爷爷的扁担突然砸向玻璃板，三八红旗手的笑脸在裂缝里扭曲：“我陈家闺女，不卖劳力卖脑力！”
煤油灯舔着供桌上的银镯，錾刻的缠枝莲纹在烟熏里忽明忽暗。
这对光绪年间的老物件，曾换回曾祖父的举人功名，救过太爷爷的肺痨，此刻躺在爷爷掌心跳动着微弱银光。
“供销社收银器。”他把镯子塞进粗布口袋，补丁摩擦出沙沙响。
我按住他开裂的指尖：“这是太奶奶的嫁妆...”他抽手的动作太急，镯子撞在搪瓷缸沿，当啷声惊醒了看家的大黄狗。
当铺柜台比我额头还高，老板的放大镜扫过银镯：“成色不足，按工业银回收。”
爷爷的喉结滚动两下，接过盖红章的当票时，指节泛出青白。
回程经过纺织厂，夜班女工的咳嗽声漏过高墙，他忽然把当票撕碎撒进秋风：“这是买翅膀的钱！”
复读班的铁皮棚挨着猪圈，冬雨在石棉瓦上敲打进行曲。
爷爷用化肥袋给我缝了书包，红蓝条纹的“尿素”二字总引得同学窃笑。
他每周送来的腌菜罐里，咸萝卜下总埋着煎鸡蛋。
“函数题做不通就想想扁担。”他在草稿纸背面画受力分析图，老茧勾破的纸洞像射击靶。
当模拟考成绩冲进全县前十时，班主任的圆珠笔终于停在“推荐报考”栏：“这丫头是块读书的料。”
高考前夜，爷爷掏出个手帕包。
褪色的格子布里，半只银镯在月光下流淌暗哑的光：“当铺赎不回了，这只给你带着进考场。”
断裂的缠枝莲纹划过掌心，像条隐秘的护身符。
祠堂的万字鞭炸响时，晒谷场的老牛惊得扯断缰绳。
爷爷把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糊在祖宗牌位上，浆糊盖住了“陈氏宗祠”的烫金字。
六个堂叔抬着龙轿进院时，他正蹲在灶台前烧我的复习资料。
“带着！”他把半只银镯塞进我书包，镯心还沾着数学公式的墨迹。
龙轿经过纺织厂旧址，李翠翠的蓝格子手帕在铁门飘摇。
厂长的新轿车溅起泥水时，爷爷忽然举起槐木扁担，在柏油路上投出长长的箭头，直指合肥方向。
2010年校庆演讲时，我腕间的浪琴表突然卡针。
回到老屋整理遗物，在爷爷的棺材本铁盒里，躺着当铺当票和半只银镯。
供销社的收购单泛黄卷边：“1993年9月14日，苗银手镯一对，净重86.5克，收购价肆佰贰拾圆整。”
我把断镯合在母校的百年银杏下，树根缠住缠枝莲纹，长成新的年轮。
每次带学生参观校史馆，经过那些纺织女工的老照片时，银镯的断裂处就会隐隐发烫，提醒我飞出去的蒲公英，终要落回生根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