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说明

对刘绍武先生医学思想的再认识

一、构建新医学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是1956年毛泽东对我国医学事业发展提出的一个要求，也是其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一个重要思想。受时代背景影响，虽然当时这个讲话并没有广泛传播，但其思想随着当时各媒体对中医价值的认识和对卫生工作指示方针政策的宣传，对20世纪60年代的一大批中医工作者的专业思想还是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特别是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表达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的初步思想，并且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等发展我国医学事业的科学论断，对整个卫生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1959—1960年，时值刘老参加筹备太原市中医研究所工作，这一时代背景也对先生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刘老对发展新医学的重要思想“学术是古往今来人类智慧的结晶，无古今、无中外、无尔我，以是者为是、非者为非，永远以先进代替落后”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刘老这一思想一直影响着首批传承弟子对三部六病医学体系的学习继承与发展应用，同样，这也是我们认真传承刘老学术思想的重要方面，因为只有传承好先生的治学思想、治学精神，才能传承好先生的学术思想。

传承发展中医学，离不开传承者的思想基础，特别是传承者所具有的哲学思想与世界观，可以说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就产生什么样的传承成果。1994年我第一次拜见刘老，刘老用40分钟对我讲述了他对中医学、对人类健康与疾病的认识，特别讲述了他对东、西方哲学思想的认识和对医学未来发展的认识，我深深被刘老的睿智、境界、情怀所感动！

刘老认为，中医学经过两千余年的人体具体实践，其科学性是毋容置疑的。研究中医理论、推动中医学的发展势在必行，必须认真研究中医学的整体观，发展中华民族的医术，使中医学为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

但是中医在学术上还有没过的关，这个关就是现代科学关，刘老认为，学术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理论上符合辩证唯物论，临床上有明确的诊断和确切的疗效，临床运用重复性好。中医学若要在当今的科技时代站稳脚跟，自立于民族之林，为人类造福，必须如此。中医学理论体系至今还不够完备，时代要求我们既要继承古人，又要有所创造；只有有所创新，才能有所前进。医学要为群众服务，就需要和群众有共同的语言。

医学怎样创新？毛泽东曾为医学界提出了一个模式。1956年，毛泽东接见中西医代表时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根据毛泽东的精神，刘绍武先生提出：“中西医的问题应当结合，最好的榜样是效法鲁迅，鲁迅的光彩不在于翻译，而在于他的创新，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但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开创祖国医学的道路，我们必须向这个方面去努力，不然的话，用原来的理论去解释、解决患者提出的许多新问题，你就会无法应对，甚至束手无策，从而制约自身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探讨出一套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以便古为今用，承先启后，推陈出新。

刘老自1921年起学习中医药，1925年始边做工边看病，逐步走上医学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学术研究、理论水平与临床实践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与发展，特别是自1958年学习毛泽东谈话精神后，刘老反复思考应该如何发挥中西医之所长，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现代医学，充分发挥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创造一个新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并将此作为自己后半生的追求与事业目标。

刘老生前多次对弟子讲：我们要学习鲁迅，将中外知识进行融合，创造具有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艺术，这就是我们开创祖国新医学的道路，我们必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刘老多次在讲课时提到，中医学的理论水平不能停留在原始阶段，既要继承古人，又要有所创造，只有有所创新，才能有所前进。他认为，医学要为群众服务，就需要和群众有共同的语言，患者常常自己说出“高血压”“胃溃疡”“扁桃体炎”“糖尿病”等许多诊断性的病名，诸如此类的病名和诊断结果古书上没有记载，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这就迫使广大中医去学习、去创造，去适应患者及疾病诊疗方式的变化。

面对现实和浩如烟海的古典医籍，刘老认为迫切需要创立一个古今兼备的理论来和现代患者的要求统一起来，建立共同的语言，否则用原来的理论去解释、解决患者提出的许多新问题，就会无法应付，甚至束手无策，从而制约自身的发展。

刘老抓住了中医学的整体观这个学术核心，从对中医药整体概念进行分析，从机体的组织性、层次性、结构的功能性、稳态性、有序性、机械性、能动性、天人合一性八个方面分析了人体的各个要素及相互关系，提出了三部六病的新医学体系，认为整体的范畴就是三部，三部综合为整体，三部是整体的子系统。表部接触大自然的空气，里部接触从自然摄取的饮食，半表半里部接触由饮食和空气所产生的气血。饮食的进出、空气的呼吸、气血的运行，是构成和维护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形式和物质基础。人体的整体性表现在气血上，通过气血的循环达到机体的统一。气血在辨证上通过阴阳二性的失调，呈现出寒热虚实来，其表现在脉象上见于寸口，在三部中表现出阴阳不同属性的六组证候群，形成六病，由此，我们把气血阴阳、脉象表现都概括于三部六病之中。

三部六病的划分与阴阳气血在整体上实现了有机的统一，实现了与中医整体观的有机结合。刘老强调，三部六病学说就是从既符合现代医学科学理论，又符合中医学传统的哲学理论的愿望出发，创造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医学理论体系。

二、对中医经典的传承发展——以《伤寒论》为基础构建中国新医学

三部六病学说是刘老研习《伤寒论》的学术成就。从1928年起，刘老专心研读《伤寒论》，并开始了临床一病一方、合病合方的实践过程，在临证实践中，刘老体会到，如何发挥中西医之所长，将现代医学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创造一个新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么新医学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基础是什么？以什么模式去创新发展，形成中国的新医学？这是刘老一生思考的学术核心。

敢于质疑，是创新的前提。刘老通过对《伤寒论》多年的学习研究认为，首先，《伤寒论》最大的问题在于“纲不系目”，系统整理并纲目相彰成为传承发展《伤寒论》的第一步工作，也是做好传承的重要基础。其次，进一步完善《伤寒论》三阴三阳诊疗体系并使之适应于现代临床应用，是刘老传承发展《伤寒论》的第二步工作。在此基础上，使之进一步成为中西医学兼容的医学框架，是刘老的第三步工作。正如刘老在讲稿中提出的：“祖国医学经过两千多年的人体具体实践，其科学性是毋容置疑的。研究中医理论推动祖国医学发展势在必行，必须认真研究祖国医学的整体观，发展中华民族的医术，使祖国医学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头。”

不保守、敢创新，是刘老创新医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刘老传承发展中医经典的方法论基础。刘老一生博览群书，博古通今，坚持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始终以创新祖国新医学为己任，通过传承《伤寒论》的诊疗体系和理论精髓，借鉴现代医学技术的成就，推动中医学的创新发展。一方面，刘老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学习引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认识方法与理论成果，全面分析了中医“辨证”“证的概念”“证的机理”的科学内涵，并对这一中医核心概念结合疾病的一般性规律，从理论方法、临床实践进行了全面分析（见《三部六病》1985年版）。另一方面，根据现代科技的发展，提出了中医要引入并应用现代技术方法提高对“证”的认识，推动中医临床能力的提高，并认为“中医的理论应当是先进的，辅助的医疗工具也应当是先进的”。中医学要敢于把西医先进的医疗工具用到中医的实践中来，要洋为中用，必须克服保守观念，要吸收各方面的精华，来发展中医学。

另一方面，刘老全面分析了系统论与三部六病的辩证关系，抓住了中医整体观这个学术核心，结合《伤寒论》的具体内容，进一步总结认为《伤寒论》是体现中医整体观的理论价值与临床实践价值的代表。刘老研究《伤寒论》，经过临床生动的直观经验和抽象的思维，悟出三部六病这个富有哲理和系统性的辨证方法，扩大了辨证的视野。在临证具体实践中，三部体现了系统论，六病反映的证候体现了信息论，方剂的治疗体现了控制论的理论思想。三部是组成人体的三大系统，在整个机体上既互相联系，又各自区别。而仲景在长期的临证实践中，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在当时已有的经络学说和脏腑学说的基础上，用三部学术观点扩大了辨证范围，并提高了论治效率，树立了理、法、方、药的典范，从而达到了整体系统辨证论治的目的。在当时来说，《伤寒论》是一个创举，因此，刘老认为仲景也当为系统方法论的一个伟大先驱。刘老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结合60年的临床实践经验，逐步总结提出了三部六病辨证论治体系，为临床掌握并应用《伤寒论》提出了新的临床路径与范式，成为传承发展《伤寒论》的典范，并成为创新祖国新医学的实践范例。

三部六病学说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完善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末，是刘老在学习、研究《伤寒论》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形成的具有中医学方法论内涵的临床诊疗体系。该体系充分把握了中医经典的临床思维特征与东方哲学思想，遵《伤寒论》对病证认识的基本诊疗框架，并融合现代医学病理生理的研究成果，在《伤寒论》三阴三阳诊疗思路的基础上，将人体划分为表、半表半里、里三大部位，根据阴阳不同属性每部分别划分出阳性病及其系列阳性证候群和阴性病及其系列阴性证候群，每部分阴阳，再分表、半表半里、里三部，辨出六病，即三部六病。刘老结合一生临床实践，在《伤寒论》经方的基础上，依据中医学的整体观、系统观，结合医学发展与时代需求，对经方的组方、功效、应用、适应病症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性转化，用于指导当代临床实践，并提出了纠偏疗法、协调疗法、复健疗法三大治法及20余首处方，形成统括表里内外定位、阴阳寒热定性的协调完整的理论体系与临床诊疗方药体系，体现了刘老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继承与创新。

在实践上，刘老在每天的门诊中，借鉴现代医学的病理生理对疾病的认识，根据中医的辨证施治，特别是《伤寒论》对疾病的诊疗模式，以三部六病学说立法用药，攻克了许多临床常见病及各类疑难病证。刘老常说：“学术是古往今来人类智慧的结晶，无古今、无中外、无尔我，以是者为是、非者为非，永远以先进代替落后。”正是刘老的这种创新精神和对发展医学事业的追求，成就了他三部六病理论成果和医学高峰。

医学不仅是学识，而且是技术，三部六病学说来源于医疗实践，是学识、技术并茂的学术。三部六病的辨证论治对中医和西医的诊断均适用，从理论到实践都能解决。三部六病在理论上符合辩证法，在临床上有确切的疗效，是一个古今医学、中外医学理论和技术相结合的综合学说。可以说，三部六病学术体系的构建，开启了新医学的伟大实践。正是——百年中医百年情，伟人嘱托记心中。中西相容新医学，三部六病启津梁。

中国中医科学院　苏庆民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