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学术精华

李敬林教授从医五十余年，以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为主要研究方向，并在冠心病、失眠、抑郁、胃脘痛等多种内科疾病的诊治以及应用中医理论防病治病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体会，临床经验丰富，造诣颇深。李教授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提出了从“脾虚痰瘀”论治糖尿病的学术观点。临证中灵活运用健脾益气滋阴、调理气机、祛痰活血等治疗方法。或一法独用，取其精专；或多法伍用，主次分明。并擅用药对配伍，相得益彰。常用方剂为自拟中药复方——加味温胆汤、加味一贯煎、糖克煎剂等。现将李敬林教授的学术精华概述如下。

一、以《内经》理论指导养生、防病、治病

李敬林教授通过多年临床实践及对衰老机制的研究体会到，在导致衰老的诸多因素中，情志与衰老关系最为密切。因此，精神调摄是延缓衰老的重要原则。他认为：①情志内伤为衰老之因。异常的情志活动可使气机失调，损伤脏腑，伤及精血，损形伤神，从而发生多种疾病。②仁德为养生长寿之道。摄生重视道德修养，“仁者寿”是养生思想的最高境界。老年人道德修养，要从仁礼、性善、知足、忍让四个方面进行研修。③虚静少欲为养生调神之要。清心寡欲、虚静养神为调摄精神、延年益寿的重要环节。清心寡欲，即节制名利权欲、节制酒色淫欲、节制财物私欲。虚静养神，即思想清静，调摄精神。④怡情快志为养生延年之法。自得其乐，愉悦心境，有利于气血流通，荣卫通利，脏腑安和，有益健康。⑤四时调神为养生健身之宗。天人合一的养神原则，即四气调神，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协调统一，以使形体更好地顺应自然。

特别是针对糖尿病的防治，李敬林教授强调除药物疗法外还应包括一般治疗、饮食疗法及体育锻炼等，应符合“起居有常，食饮有节，不妄作劳，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的养生原则。先天禀赋不足、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不节、劳逸失度、房室不节等因素，耗伤肺、胃、肾之阴，导致阴虚燥热而发为消渴病。清《石室秘录》谓：“消渴之证，虽有上中下之分，其实皆水之不足也。”可见肾水虚竭，上不能济心火之烁肺，发为上消；中不能润泽脾胃，发为中消；下则肾火自亢，灼烁阴液，必为下消。《素问·汤液醪醴论》篇中指出：“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亦说：“消渴病人，治之愈否，属在病者；若能如方节慎，旬月可瘳，不自爱惜，死不旋踵。”因此在糖尿病患者治疗及自我调养的过程中，应重视养生理论的积极协同作用。在中医养生理论指导下，做到顺时摄养，避邪防病，调和七情，食饮有节，勤于锻炼，劳逸适度，房室有节，进而达到益气固精，形与神俱，控制疾病的目的。

二、活用“调气祛痰”法治疗内科杂病

李敬林教授在孟宪民老师的气机升降学说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体会，崇古而不泥古，创制了“调气祛痰”法，应用于临床，屡获奇效。李教授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喜食肥甘现象普遍，美食膏粱厚味增加，许多人健康保健意识增强，注重滋补，某些人偏食现象严重，机体常有潜在的运化、代谢障碍，同时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明显。自然界和饮食结构的变化都给医学界提出了新的课题。基于这种变化，过于滋补、过于苦寒、过于辛热的治法已不适应现代患者治疗的需要。

在就诊患者中因情志因素，造成气机不畅，气郁生痰；或肺脾肾功能失调，水液代谢障碍，痰浊内生，阻滞气机；痰气互结、痰气互为因果者屡见不鲜。根据朱丹溪“善治痰者，不治痰而先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则顺矣”及“顺气为先，分导次之”等理论，法随证立，故而提出调气祛痰法。抓住气机“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的理论，活用调气祛痰法。不仅用来治疗不寐、心悸、头痛、消渴、痹证等常见病疗效独特，而且在诸多怪病痼疾的治疗中也效如桴鼓。

三、从“脾虚痰瘀”论治糖尿病及慢性并发症

李敬林教授从医五十余载，以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为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中医学界对于糖尿病的病机总体上认为是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在这个总病机的基础之上，结合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再分辨是否兼夹气滞、血瘀、痰浊，以及是否兼见气虚、血虚、阳虚之不同。李敬林教授对于消渴病的辨证论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过食肥甘厚味导致脾胃损伤是糖尿病的主要病因。在脾虚的基础上，“痰湿”“血瘀”两种病理产物往往相兼为患，推动病情变化，因而培土化湿活血法是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有效方法。

血液中的“糖”是水谷精微中的一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胰岛素对糖的转化作用，相当于脾运化水谷精微的过程。《素问·奇病论》有云：“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医家对消渴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李东垣也曾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认为“善食而瘦者，胃伏火邪于气分则能食，脾虚则肌肉削”。元气不足导致消渴，脾气不足，病由此生。以上，皆可作为“脾虚致消”理论的依据。

现代医学认为，糖尿病发病与胰岛素分泌不足和/或胰岛素抵抗有关。在中医学中，胰腺又被称为“膵”，属脾胃，是脾之副脏。胰腺分泌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胰岛素抵抗等，与脾功能异常息息相关。脾失健运，水谷精微和津液难以布散，则气血生化不足，阴不能制阳，阴虚而阳亢，内热因此而产生。水谷无法转化为谷精，积滞于肠胃，郁而化热，更加重了体内阴津的损伤。脾虚则水谷精微上不能达肺，伤及肺阴，化燥生热，肺不能散布津液而出现口渴多饮。在中不能行胃之津液，阴虚导致内热，胃失濡润，胃火炽盛，临床表现为多饮、多食、消谷善饥；肾阴亏虚，火炎于肺，使口渴多饮症状加重，下失封藏，膀胱开阖失常，脾虚上不能输津液布肺，使津液下溢于膀胱，因此出现尿频、尿多等症状。脾主肌肉，脾虚则谷精不能濡养四肢肌肤，形体日渐消瘦。所以，脾虚是糖尿病的主要病因之一，是糖尿病病机的中心环节。探讨糖尿病的病机及治疗时，应以脾为主。

李敬林教授早年师从于“降糖丹”的创始人梁国卿老先生。梁老在全国首提“从脾论治消渴病”。李敬林教授受导师影响，治疗消渴病时，时时不忘固护脾胃。他继承并发扬了梁老的学说，在从脾论治的基础上，提出“脾虚痰瘀致消”的理论。李教授认为糖尿病患者从体质特点上看主要是偏阳质和痰湿质两种。其临床病理特征是多虚损、多燥热、多痰浊、多血瘀、多兼证，病及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证情复杂，证候变异大。但无论怎样变化，其病机根本都是脾虚，其主要病理产物是痰浊、瘀血，两者相辅相成，推动病情的进展。

“痰湿”和“血瘀”由脾虚而生，是糖尿病病程中重要的两种病理产物。糖尿病患者除血糖高外，还常伴有血脂异常、脂肪肝、血管病变、周围神经病变等多种并发症。其中血脂异常、脂肪肝等相当于中医的“痰湿”，而血管病变所导致的心肌缺血等以及周围神经病变、末端循环不畅的糖尿病足等，则是由“血瘀”而致。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脾对水液的运化涉及多个脏腑，饮食不节等因素造成脾运化失常，津液输布功能减退，停于体内，化为痰湿。正如《医宗必读·痰饮》中所说：“脾土虚弱，清者难升，浊者难降，留中滞膈，凝聚为痰。”血瘀的产生则较为复杂，随着糖尿病的病程发生发展，脾虚则脾统血功能失常，血液离经，溢出脉外，形成血瘀。津血同源，脾失健运则阴津亏虚，燥热偏胜，反灼津液，津亏血少导致血瘀。脾虚导致痰湿内停，痰湿阻滞气机，气机阻滞，血行障碍，亦可造成血瘀。多种渠道产生的血瘀，又反过来影响气行，阻滞津液的输布代谢，进而化为痰湿，进一步加重病情。血瘀通常为糖尿病病情迁延日久所产生的顽固的病理产物。

针对脾虚痰瘀这一消渴发病的根本，李教授提出了消渴的治疗原则。一为益气滋阴。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健脾益气、养阴生津以正生化之源。二为调理气机。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调气可以扶正，调气可以祛痰，调气可以活血化瘀。三为祛痰活血。糖尿病患者血液有高凝、高聚集、高浓度、高黏滞状态及红细胞变形、能力降低的特点，痰瘀去则血络通，血行畅则痰瘀清。

李教授治疗消渴病的常用处方为：黄芪30g，黄精30g，黄连10g，酒军 10g，白术 25g，泽兰 30g，虎杖 20g，茯苓 25g，泽泻 15g。本方以黄芪、黄精共为君药。黄芪性甘，微温，入肺、脾经。炙用补中益气，治内伤劳倦、脾虚泄泻、气虚血脱及一切气衰血虚之证。本方用之大补脾气，补中气之不足。正如《本草正义》云：“黄芪，补益中土，温养脾胃，凡中气不振，脾土虚弱，清气下陷最宜。”黄精性甘，平，入脾、肺、肾经，具有润肺滋阴、补脾益气之功效。《本草便读》云：“此药味甘如饴，性平质润，为补养脾阴之正品。”《本草纲目》认为黄精“补诸虚，填精髓”。《日华子本草》则云：“补五劳七伤……益脾胃，润心肺。”《名医别录》云：“补中益气……安五脏。”由此可见，黄精不仅是滋阴的主药，而且还能助黄芪之力，共同补脾益气，针对消渴的主要病机发挥疗效。两者合用，共同达到补脾益气之功效。

在扶正的同时，李教授不忘祛邪，但祛邪中又时刻注意固护正气，这主要表现在活血药和祛痰药的选择上。本方选用攻补兼施的酒军、泽兰、虎杖来活血化瘀，而不用破血行气的三棱、莪术之辈，是由于李教授时刻立足于本病的病机演变。本证血瘀的产生是由于脾气虚无力运血和燥热耗伤阴血，即因虚而致瘀，故治疗时不能妄攻，而要攻补兼施。“肥人多痰湿”，对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仅健脾益气还不够，还要加强祛湿之功效。李教授习惯白术、茯苓、泽泻共用。其中白术健脾燥湿，茯苓甘淡渗湿健脾，泽泻利水渗湿泄热，诸药合用，健脾除湿化痰之力更强，能促脾运化，恢复脾胃运化之机。脾虚痰盛，湿邪郁久，必有化热之势。故李教授于众多补气益气药中加入一味清热燥湿之黄连，用其祛除中焦之湿热，攻补兼施、标本兼治。

四、创新发展，拓宽现代中医研究思路

李敬林教授在研究继承传统中医，拓宽临床疗效的同时，长期致力于发展中医的临床科研，并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创新性地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适当结合西医学理论与实验动物科学知识，分别（或同时）采用传统中医学病因复制证候动物模型和采用西医学病因复制疾病动物模型，令动物模型同时具有疾病与证候特征。证候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的核心，目前大多数中医药研究采用的动物模型是单纯的西医疾病模型，缺乏公认的既能体现中医证候特征又能反映西医疾病属性的动物模型，严重影响了中药对于所针对中医证候的疗效评判，无法体现药物对于同一疾病不同阶段的作用特点和特异性，也使得探讨同一疾病不同证型的异同难以实现。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既考虑到了西医疾病病理变化的特点和组织细胞定位，又能体现中医证候特征，可以全面和客观地评价中药的效应。因此，针对不同疾病，建立常见证候的动物模型，对于中药新药创制和疗效判定意义重大。

由于糖尿病在我国发病率逐年上升，寻求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法已成为摆在众多医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化学物质诱发可使多种动物产生糖尿病，一般采用大鼠和小鼠制作糖尿病动物模型，国内外广泛采用的是STZ诱发的糖尿病模型，但单一的化学药物造模毒性大，易致动物死亡，并且缺乏中医特色。故李敬林教授大胆提出同时运用中药四气五味药性理论，应用辛苦及大苦大寒药物损伤机体阳气、津液来研制阴阳两虚型2型糖尿病动物模型；温热药灌喂动物形成阴虚热盛型2型糖尿病动物模型；用疏肝破气和温热药研制气阴两虚型2型糖尿病动物模型；应用大寒大凉中药灌服研制血瘀气滞型2型糖尿病动物模型。这样模拟的动物模型更接近于人体的内在变化。实验结果证实：不同证型出现了不同的行为体征变化和相应客观指标的不同改变，由此证明应用传统的糖尿病造模方法与糖尿病病证特点和中药药性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制阴阳两虚型、阴虚热盛型、气阴两虚型、血瘀气滞型2型糖尿病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具备可行性。目前鲜有研究者报道系统的或较为成熟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建立方法，虽然此项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对于现代实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