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鲁之俊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

鲁之俊（1911—1999），江西黎川县中田乡人，著名中医外科与针灸学家。曾任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中央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原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与原北京中医学院院长，1978年任中华医学会与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会长，中国针灸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他力争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于1987年在北京筹建成立了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这一国际学术组织，被推选为终身名誉主席，成为当代世界的“针坛盟主”。鲁氏著《新编针灸学》一书，据称其底稿系早年在军中教学用讲稿，曾油印、石印、铅印多次，用以培训和指导治疗伤病员。此书于1951年由西南卫生书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内容通俗易懂、朴实无华、简明切用，不乏真知灼见，是一部摒弃文献抄录引证，源于临床纪实之作，颇有重印价值，特别是大量引进西医学概念以表述传统针灸，令人耳目一新，把针灸发展引上了一条中西医汇通的康庄大道。其针灸学说主要有以下四点内容：

一、“科学医学”论

鲁氏所谓“科学医学”，实即针灸的发展方向与最终目标。他在书中批判了那种以“科学医自居的人”认为针灸“不科学”的论点，列举针灸治病简、便、廉、验的事实，肯定“它的确是一门值得重视的科学”。他说：“针灸为我国传统经验医学之一，它能解决不少疾苦，有的我们现在尚不能解决的一些疾苦，也能有卓效。对急性病很好，对于慢性病也很满意……在群众中有高度信仰……”显然，这是来自反复调研与亲身体验的结论。他又说：“在群众实践中行之有好的效果，把它总结……改进，这样就是切合实际的科学理论”，还提到“日本很为重视”“望我们今后要好好研究，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去批判和采用……而把中国古代医学—针灸和药物批判吸收过来，加以科学地整理、证明、充实和提高到进步的科学医学里去”。他明确指出针灸应当融入西医学，沿着科学化方向前进。另一方面，鲁氏也承认古代针灸有“浓厚的封建迷信外衣”“神秘的面孔”与“理论近乎玄学”之处，批判了那种认为针灸是尽善尽美的“国粹”而不可“改动”的错误见解，一再申明要批判地接受，“走科学化之路”，强调要“改造！改造！再改造！”，从而使之净化、进化而成为一门“科学医学”。

二、“刺激”“神经”论

鲁氏的“刺激”“神经”说，为发展针灸确立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他在书中一反因循守旧的惯性思维，大胆革新，全部改用了现代医学理论以阐述针灸医学。他认为针灸治病机制与西医学中的神经理论相通：“以现在的科学知识，有的还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例如刺激末梢某一点，可以发生全身影响，或对远隔某一部分有影响，这些以现有的解剖生理知识都不能解释）”。他的学说是：“一切的疾病皆因神经机能变化所致。因为他的治疗目的，就是给神经以一定的刺激，使其功能恢复。”又说针灸的效能“与苏联的神经病理学说相符合”，并举出针灸获效事例加以论证，如针后对“心脏、肠胃可使之兴奋或抑制”，又如针灸可止汗、发汗，可调整脉搏，“都明显地看出对自主神经能起调整作用。”鲁氏的刺激神经理念，贯穿于《新编针灸学》全书，他强调学习针灸要特别熟悉“神经途径”。书中介绍了180多个刺激点（穴位），除穴位名称外，全部采用了现代解剖学名称，尤其突出了神经与某些血管分布以取代经脉，并在五幅俞穴图中标明了其具体解剖名称。此外，阐述俞穴作用主治也全部用了西医病名，目的在于使广大西医更易接受应用，引导针灸走中西医汇通之路。

三、“针灸效能”说

鲁氏首先肯定“针灸有确效”，并归纳为“三大效能”，一是前已述及的“调整自主神经”功能；二是“对造血器官之影响”，如白细胞减少者，经二三次针灸治疗后，可使白细胞增加二三倍；疟疾、淋病、霍乱本为原虫或细菌引起，针后可愈或使病情减轻，认为可能是增强了机体的造血功能与抵抗力，以及白细胞的吞噬作用，而使病原体得以“扑灭”之故；三是“有消炎止痛作用”，如肌肉神经等炎症，针灸可有效，瘰疽初期用针灸可治愈，炎症病人白细胞升高，针之可使下降、症状消失等。

《新编针灸学》中特别列出许多针灸“有显著效果的疾病”，均是经过反复验证的真实记录，勾画出针灸适应证的初步轮廓，以往文献未见记载。书后附“某纵队全年针灸治疗统计表”，列出26种疾病的17 514例患者的治疗统计数据作为佐证，彰显了鲁氏重证据，不尚空谈，不人云亦云的实事求是风格。

书中对临床疗效，分别用了“著效”“特效”“奇效”“治根”“痊愈”“有效”“减轻”等词表述。如称“治急性风湿性关节肌肉神经痛、急性扁桃体炎、急性肠胃炎……有著效；疟疾、失眠、肠胃痛……有特效；夜盲有奇效；有些胃神经痛与三叉神经痛能治根；某些湿疹可痊愈；妇科一般炎症有效”等。层次分明，可信度高，与近年来各地验证一致。

对于临床价值较大而罕见于以往著作的有关治疗次数、疗程与疗效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也根据经验做了可贵的论述，如治急性风湿性关节炎、肺结核盗汗，一般治二三次即效；疟疾、急性胃肠炎，治三四次可愈；慢性胃肠炎，则需治四五次才有效；一全身湿疹患者，针三周方愈……这些论述利于医者掌握治疗过程中的病情变化与疗效进展轨迹，做到心中有数。

不过，鲁氏也一再申明，针灸并非“百病皆治”。对某些病症，疗效尚不能尽如人意。如书中提到治疗风湿性多发性关节炎，疗效不高且获效较慢；肺结核退热，尚未找到有效穴位等。书后还专列一节论述“书载有效，亟待研究的问题”。处处体现了他实话实说，理性看待针灸疗效的严谨求实学风。

四、“技术操作”说

鲁氏有关针灸技术操作学说，涉及针灸工具、消毒方法、针刺深度与方向、手法、针刺反应、留针出针、灸法应用、针刺事故与注意事项等，也有不少独到之处。如认为刺激强弱、时间、留针等与疗效有关，表明讲究手法得气与留针时间。他指出：“不同的刺激（刺激的强弱、时间与长短），产生不同的电流，不同的电流，可产生不同的作用。行针得气与否的意思，恐怕也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电流”，似指针感传导而言。认为施针应“观察反应”，只有出现“刺激传达（触电的感觉）”，才算“达到目的”，认同刺激感传放射“气至而有效”的古训。

关于留针时间，鲁氏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行针越长，则镇静效能越大。若要使之兴奋，则达到目的即取出”。此说后来为许多学者共识，至今仍有临床意义。

对针刺深度，鲁氏书中也有不少创见。他认为：古籍所载，一般均较浅，乃因不明现代解剖，“害怕伤及重要脏器”之故。而《新编针灸学》中的每穴针刺深度，则根据现代解剖加上临床经验，以及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多数增加了深度，如睛明、风府、哑门、背俞等一般刺一寸，大椎则深达寸半，秩边二寸以上，环跳三寸以上等，是对古代针灸学的发展。

针刺禁忌与事故，鲁氏书中有针胸背过深引起气胸血胸纪实，称一患者针肺俞后，胸痛渐增，三小时后，面呈紫蓝色，胸部有压迫感，呼吸困难，听诊肺泡音遍布全胸，“再过三小时，终因呼吸困难而窒息……是否因刺破肋间动脉，因而出血引起血胸……（无论怎样，这是不懂解剖所致）”。此说提示了一个针灸临床应高度警惕的案例，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其次是关于孕妇可否针灸问题，历来医家说法不一，如有人认为在某一妊娠时间内禁刺某处某穴，而鲁氏书中则郑重指出“孕妇也禁用针灸”，肯定了孕妇一律禁用。如今证明，不少有习惯性流产史或某些患者，确有在针灸之后，造成流产、早产、堕胎后果者，不可不引以为戒，足见鲁氏所说言而有据。

五、结语

鲁氏集中医管理学者与针灸学者于一身，执掌我国针灸学帅旗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对针灸学贡献甚大。从20世纪40年代大面积传播推广针灸治病，到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为创建科研机构、大学、期刊、国内外学术组织等而辛勤操劳，对拯救与弘扬针灸，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的针灸学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鲁氏闯出了一条中西医结合发展针灸之路，这一正确的方向路线，有着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提示发展针灸不仅只有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一条老路，还有一条以现代医学为指导的新路。五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走鲁氏这条新路，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硕果累累，前景喜人。说明这是一条实现针灸国际化、科学化、现代化的金光大道和必由之路。这条路有利于针灸与国际接轨而融入世界医学，有利于大踏步走向全球，有利于针灸医学长足进展。

鲁氏能正视传统针灸学中的精华与糟粕共存现实，坚持去粗存精，批判地接受原则，摒弃全盘接受与全盘否定偏见，是理性对待中医学遗产的典范。

鲁氏既认真继承，又重务实创新。他的著作字里行间处处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思想。他遵循“实践是衡量真理标准”的这一科学论断，处处尊重事实、依据事实、重实践、重临床、重疗效。同时又注重创新、注重发展、注重促进学科的进步与提高，推动着我国针灸医学的迅猛发展与繁荣。他的远大理想与科学发展观，对未来仍具重要的导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