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北海——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常务理事

危北海（1931—2022），江西省南城县人。1949年6月积极报名参军入伍，同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医大学（后更名为第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开始了行医生涯。1959年响应号召，参加北京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并担任该学习班的班长，是我国首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之一。

危北海从事中西医结合医疗和科研工作近50年，先后承担多项国家科委“六五”“七五”“八五”的攻关课题和北京市科委重点课题，1979—2002年共获得原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北京市科委等各级各项科技进步奖24项，先后多次应邀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公开发表学术论文逾120篇，并曾担任5部学术专著的主编或副主编。

1992年危北海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为第二、第三、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擅长治疗肝胆病、脾胃病和慢性胃肠病等。曾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疾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主编，2003年担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常务理事。

危北海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医德高尚，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习古而不泥古，善于总结创新。尤其重视将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研究成果相结合，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形成了独到的治疗思想，在脾胃病及内科杂病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治愈了众多疑难病患者，深受广大患者的爱戴。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他带徒从不保守，尽心传授，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

危北海常言：“欲做学问，当知其学派。”只有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历程，才能真正做好继承与发扬工作。从他的学术思想的建立上也印证了以上观点。

在理论上，危北海大量研习中医历代经典，旁及近现代名家治疗经验，以《黄帝内经》、仲景学说作为理论源泉，尤其推崇李东垣《脾胃论》。他认为，《脾胃论》的核心宗旨正如《脾胃虚实传变论》中所言：“历观诸篇而参考之，则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圣人著之于经，谓人以胃土为本。”

他赞同李东垣的观点，即人体内在的元气是最重要的健康因素。元气的产生全在脾胃，脾胃居于中州，万物所归，灌溉四旁。如果没有脾胃虚弱的内在因素，虽有外邪也不能侵入人体而发病。《脾胃论》通篇以脾胃为中心，旁及脏腑经络，从病因病机、辨证组方诸方面，或虚或实，或虚实夹杂，或寒或热，或寒热并用，深刻诠释了经旨“以人为本”“以胃气为本”“以正气为本”的疾病观和治疗观。

李东垣在此基础上所创立的许多调治脾胃疾病的方法与方剂，如补中益气法之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法之升阳益胃汤，对后世临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也为危北海提出的“脾虚综合征”和“胃肠复元疗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危北海认为，《脾胃论》中升降理论的创立为后世医家制定了治疗脾胃病的基本治疗原则。

李东垣认为，人体发病以脾胃内伤为发病之本，主要为脾胃运化功能失司，进而引起气机升降失常所致。运动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其方式主要表现在气的升降浮沉的变化上，而这种变化决定了天地万物的生机。自然界的气贵在清轻上浮。人体之气也以升为主，有升然后有降，人体才能完成新陈代谢的正常过程。自然界四季的升降交替，以长夏土气居中为主导，相应地人体也以脾胃居中为四时气机升降运转的枢纽。在正常情况下，正如李东垣在《脾胃论·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中所说：“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脾胃论·阴阳寿夭论》曰：“……地气者，人之脾胃也，脾主五脏之气，肾主五脏之精，皆上奉于天。二者俱主生化，以奉升浮，是知春生夏长，皆从胃中出也。”因为脾胃为精气输布的主要动力，所以李东垣特别强调脾胃气机升降平和在人体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脾气宜升，胃气宜降，以平淡中和为性。升则济于心肺，降则滋养肝肾，以此为机，协调肝之升发，肾水之上济，肺之肃降，心火之下交，使五脏生克制化处于平衡状态，从而达到《黄帝内经》所谓的“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的“阴平阳秘”的正常生理状态；也只有气、血、津、液、精得到正常的生成与输布，人体才能正气充沛，提高抗邪能力，实现“百病不生”。

在病理状态下，李东垣认为，由于脾气贵在升清，其患则在气陷，从而引起中焦壅滞不能通达上下，五脏生克失常，邪气易乘虚而入。“阳精所降”即脾胃调理气机功能失司，清阳之气不能畅达输布，浊阴之物不能肃降清泄，如《脾胃论》所云：“脾胃既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伏于地中，阴火炽盛，日渐煎熬，血气亏少。”脾阳不升，无以资助元气，反而助长心火。阴火即相火。心火亢盛，则火乘土位而更伤元气，故曰：“相火为贼”。中气与火势不两立，一过则另一必不及，中气越陷，阴火越升，脾气越不升，谷气越下流，以致气血无所化生，脏腑百骸失其充养，外不能固则邪易乘虚入里，这就是脾胃内伤发病的主要病机。

总结而言，李东垣认为，五脏过与不及，首先是脾胃的升降失调，然后引起人体气与火的对立，而脾胃升降失调则多责之由脾阳不升而致。因此，在脾胃病治疗上，李东垣主要以升降浮沉法治之，依据《黄帝内经》脾胃之气宜升宜浮的基本观点，升发脾阳便成为李东垣的主要治法其制方大多是根据《黄帝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的原则，用黄芪、人参、白术、甘草等甘温药以补中；根据“陷者举之”之意，用柴胡、升麻等品以升阳，佐以甘寒以泻阴火。全书所列的59个方剂，包括升阳补气、升阳益胃、升阳散火、升阳顺气、升阳除湿等治则，共涉及103种药物。其中出现20次以上的有8种，为黄芪、白术、甘草、升麻、柴胡、陈皮、当归等。但是注重升发阳气并非说明其忽视顺降，李东垣认为，在整个气血津液的升降过程中，脾胃之气的升发是处于决定地位的，有升然后才能有降，即只有在升发有力的基础上才有和降协调。李东垣的学术思想为危北海确立“脾升胃降法”，并将其作为脾胃病的基本治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实践中，危北海早期曾跟随著名老中医关幼波学习。在跟师中危北海领悟到，关幼波在临床中特别重视气血在辨证施治中的作用。关幼波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与预后无不与气血的消长变化有关，故总结出治肝要诀“扶正祛邪，调理气血；调理肝脾肾，中州要当先；扶正需解毒，湿热勿残留”。气血辨证的要点为既补气又活血，提出“审证必求因，当在气血寻”，注重“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从健脾益气入手，补其虚损，疏其壅滞。其处方中常用黄芪、当归、芍药、党参、白术、茯苓、山药、桑寄生、枸杞子等补气养血，健脾补肾。危北海在他的临床实践中，很好地继承了关幼波的学术思想，注重脾胃的调理，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危北海经过两年的西医学习中医后，以第一名的成绩结业。当时北京市委对西医学习中医这一新生事物非常重视，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并提高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来认识，看作是医学上的创新性事物。危北海因此被评为1960年全国文教群英会的特邀代表，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英模会议。这对他来说是有生以来莫大的精神激励和工作鞭策，促使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贡献于中西医结合事业。

从西学中班结业后，危北海与将近50位经过系统学习中医的西学中医师，服从组织决定，调离了原来的工作单位，集中分配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危北海先是从中医临床开始，跟随名老中医关幼波学习，临诊抄方。经过1年多的学习，他逐步掌握了辨证论治的方法。当时是20世纪60年代，肝病高发。由于缺少有效的药物治疗，西医也束手无策，这样中医药治疗肝病便成为热点。危北海在著名老中医关幼波的亲自指导下，采用中医辨证、西医辨病的方法进行治疗，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他将中医药治疗病毒性肝炎和慢性肝病的经验进行总结，首次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中医药治疗病毒性肝炎的论文。实践证明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也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广泛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的研究工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北京市科委和北京市卫生局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北京中医医院和北京中医研究所决定另辟蹊径，根据关幼波“久病体自虚，气血要注意”的思想，将脾气虚证作为科学研究的重点。危北海作为课题研究的主要负责人，认为脏器功能的盛衰与气血的盛衰密切相关，气血亏虚则整体功能衰退，气血充实则整体功能旺盛，由此引导出“脾虚综合征”的理论。

危北海是全国开展脾胃证型和脾胃学说研究的首创者之一。其研究方法是从文献理论研究中提出一个具有科学依据而切实可行的理论假说，然后按照这个理论假说进行揭示脾气虚证发病机理的病理生理学的临床研究和动物实验研究，并按照中医辨证论治以效验证的原则，对健脾益气和胃的四君子汤加味方药进行药效学和异病同治的临床观察及动物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证实，其提出的理论假说基本符合实际，并具有科学实验依据。

危北海等采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对自秦汉至明清的历代著名医籍36部中有关脾胃学说的理论阐述、临床证治方药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深入阐述了脾胃学说的学术渊源、形成和发展的演变过程，研制成300多万字的“脾胃理论知识库”和“脾胃方药知识库”。同时建立了脾气虚证发病理论的假说，并在全国率先复制成功大黄和利血平两种类脾气虚证的动物模型，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临床和动物两方面的实验，观察指标包括反应胃肠道的消化吸收、运动和分泌功能、胃肠激素神经介质以及细胞因子等16个方面。实验结果说明，脾气虚证是在胃肠道有消化吸收、分泌和运动等功能的低下或紊乱表现为主的基础上，伴发或继发全身性适应调节紊乱和营养代谢失调，以及免疫能力下降等所致的一种疾病反应状态。它包括功能、代谢和组织形态的综合概念，也是一个中医诊治的临床体系，临床观察和动物实验的结果，基本验证了原先提出的理论假说。危北海和他的研究团队还率先在国内验证出对于脾气虚证具有相对特异性敏感性的木糖吸收试验，迄今在临床上已得到广泛应用，被公认是一个脾气虚证的辅助参考指标。

通过对四君子汤及其加味方药的药化学及药效学研究，以及四君子汤加味方的异病同治研究，发现对幽门螺杆菌（Hp）相关性慢性胃病、慢性萎缩性胃炎及胃癌前病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吸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等运用健脾益气、升清降浊、祛痰化湿的法则，不仅可使临床症状明显缓解，而且观察指标也有同步改善，从而验证了脾气虚证中医“异病同治”的理论。

随着“脾虚综合征”概念的提出，危北海以《黄帝内经》“脾胃为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思想为指导，依据李东垣《脾胃论》中“胃肠内伤，百病乃生”的病因学说及“脾胃虚则百病生，调理中州，其首务也”的治疗原则，将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研究成果相结合，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总结出了“胃肠复元疗法”，并将其作为临床治疗的基本法则推而广之，不仅用治消化系统疾病，对于很多内科疑难杂症及危重症治疗也是重要的指导原则。

作为脾胃病大家，危北海在脾胃病方面以“胃肠复元学说”“六腑以通为顺”为辨治总线，时时不忘固护脾胃和肝脾之间的关系，提出固护脾胃和调和肝脾是临床防治脾胃疾病的两个重要法则，确立了治疗脾胃病治疗大法不外脾升胃降二法。

危北海依此法则变通加减，临床几十载治愈患者无数，终成为脾胃病大家。他的毕生愿望就是逐步将脾胃学说发展成中西医结合新胃肠病学。新胃肠病学的标志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体现：

一是在理论研究中有众多的闪光的结合点，能融中西医理论于一炉，有新的论点、新的发现，既不同于中医，也不同于西医。

二是在临床诊断方面，实行辨病与辨证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定因、定位、定性与定量结合，真正建立一个新的中西医结合诊断模式。

三是在临床疗效上，能取得更高、更确切和经得起重复验证的疗效。其疗效既高于西医，也高于中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阐明疗效机制。

四是医、理、药、护系统结合，形成新的胃肠病学的完整体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多年来，危北海在诸多学术会议上撰文呼吁，用他自己的话说：“尽管道路曲折，但我会竭尽自己的全力，穷其一生为这个事业的发展不断探索。愿意做一铺路石，矢志不渝，死而后已。”

他常以一首小诗自勉：

中西结合真意在，

继承创新永恒存，

鞠躬尽瘁终不悔，

毕尽余生仍奋求，

路修远兮任艰巨，

奋进自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