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杜曉勤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文化學術交流源遠流長。近現代以來，中國古典學界與日本研究中國古典學（包括古代語言文字、典籍文獻與古典文學）的學者之間有充分的學術互動。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古代典籍在日本的東傳和影響以及日本抄刻的漢籍，漸漸成爲中國古典學界的研究熱點。中國高校相繼成立了多家專門研究日藏漢籍的學術機構，日藏漢籍的目録彙編、版本研究及珍善本影印等工作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兩國學界還從題材、意境風格和文學觀念等方面深入探討了中日古典文學之關係。近年來，兩國古典學界希望作進一步交流的呼聲更高。其背後的學術考量主要有：其一，中國古典學界以前一直關注的日藏漢籍確實具有重要的版本價值和學術意義，但是漢籍的和刻本、日抄本及日本古代典籍中數量更多的非漢文典籍，則全面深細地反映日本對中國古代經典、漢字文化、古典文學的受容與變容，亦應得到重視和利用；其二，中國古典學界以前多與日本研究中國古典學的同行如漢語史、古文獻和古典文學的學者進行交流，而甚少與日本古典學界中研究國語、國史、國文學的專家一起討論問題，實際上日本古典學者所進行的相關研究，中國古典學者更應給予關注。同理，日本研究國語、國史、國文學的專家，如果對中國研究漢語史、古代史、古文獻和古代文學的方法、理念和成果能够及時全面掌握的話，其本身的研究也會取得更大的進展甚至突破。基于此，經過較爲長期的籌備和探討，北京大學中文系從事中國古典學研究的一些學者，與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早稻田大學總合研究機構日本古典籍研究所從事日本古典學的學者開始聯合起來，正式建立了“中日古典學交流與融通工作坊”這一常規化的學術交流平臺，并商定每年秋季舉行一次學術會議，就共同關注的研究對象進行專題研討。

2018年11月10日，在日本東京的早稻田大學户山校區，“中日古典學交流與融通工作坊”舉辦了首届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事先設置的主旨是“中日古典學的交流與融通”。分論題有三：1.日本古典文獻（日本語、日本文學、日本史）中的中國古典資料及其影響，2.日本所藏漢籍的文獻價值與傳播史研究，3.和刻本漢籍及漢籍日抄本的文獻價值與文化意義。

參加此次會議的中方學者有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傅剛、劉玉才、孫玉文、邵永海、胡敕瑞、杜曉勤、顧永新、程蘇東和北京大學出版社的馬辛民九位，日方學者有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的河野貴美子、笹原宏之、新川登龜男、陣野英則、高松壽夫、田中史生、吉原浩人七位。

會議分爲四個小組進行發言和討論：

第一組，圍繞“文字訓詁及文獻注釋”展開，由河野貴美子、杜曉勤主持，發言人及其題目分别爲：1.笹原宏之《創于六朝、隋唐時期存迹于日本的“佚存文字”》，2.孫玉文《“蝦蟆”與“蛤蟆”》，3.胡敕瑞《“財用錢三十”用來買什麽》，4.高松壽夫《由對〈懷風藻〉的注釋看八世紀日本的漢籍閲讀情况》。

第二組，圍繞“歷史思想與文獻研究”展開，由陣野英則、傅剛主持，發言人及其題目分别爲：1.邵永海《日本學者關于〈韓非子〉一書的研究評述》， 2.新川登龜男《〈日本書紀〉的讀法》，3.程蘇東《日傳〈五經大義〉所見古本〈春秋繁露·治順五行篇〉輯證》，4.吉原浩人《〈心性罪福因緣集〉院政期寫本與元禄版本的文本差異》。

第三組，圍繞“寫本、和刻本的版本研究”展開，由吉原浩人、胡敕瑞主持，發言人及其題目爲：1.傅剛《和刻本〈春秋經傳集解〉略説》，2.劉玉才《金剛寺永仁寫本〈全經大意〉謭論》，3.顧永新《北宋國子監校刊〈五經正義〉次序析疑——以〈上五經正義表〉校勘爲中心》，4.田中史生《〈白氏文集〉惠萼抄寫本的傳來》。

第四組，圍繞“日本古典典籍中的漢籍利用”展開，由田中史生、孫玉文主持，發言人及其題目分别爲：1.陣野英則《〈源氏物語〉“若菜下”中的中國故事》，2.河野貴美子《清原宣賢的“抄物”中所見的漢籍》，3.杜曉勤《日本古典籍所存漢詩文聲病格律資料輯釋》。

閉幕式由劉玉才、高松壽夫主持。在一整天的會議中，代表發言專題性强，内容充實，討論熱烈，互相啓發。會議還吸引了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大阪大學從事中日古典學研究的一些學者和研究生前來旁聽，産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

2019年11月2日至11月3日，“中日古典學交流與融通工作坊”第二届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人文學苑舉行。此次會議主題爲“中日古典文學關係研究”。預先設定的分論題較之首届更廣泛，主要有：1.日本古典文學與《文選》《白氏文集》等中國文學作品集及具體作家作品之關係，2.日本漢詩、和歌藝術理論與中國古典詩歌理論之關係，3.日本古代類書的編撰與中國唐宋時期類書之比較，4.中日古典文學典籍交流史及個案專題研究，5.中日古代文學家交遊考述，6.其他中日古典文學交流和比較問題研究，等等。

此次會議的規模較之首届有所擴大，中日雙方參會學者數量也更多。參加此次會議的中方學者，仍以北京大學中文系在職教師（錢志熙、傅剛、劉玉才、杜曉勤、潘建國、顧永新、顧歆藝、程蘇東八位教授）爲主，還特别邀請了北京大學日語系的丁莉、中國人民大學日語系的李銘敬、西北大學文學院的高兵兵三位對日本漢文學素有研究的教授參會。日方參會學者有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的河野貴美子、陣野英則、高松壽夫、山部能宜、肥田路美、田中史生、吉原浩人七位教授以及意大利威尼斯大學的Edoardo Gerlini （早稻田大學訪問學者）。此次會議還增設了“青年學者論壇”，參加者主要是中日兩國剛畢業的相關專業的博士、博士後及在讀博士生。日方青年學者均爲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的在讀博士生，有川村卓也、林宇、樂曲、石丸純一、伊丹五位以及UCLA博士生Kimberly McNelly （早稻田大學研究員）；中方青年學者則有北京大學中文系高級進修生鹿兒島大學副教授大淵貴之博士，西南大學文學院特聘副教授劉潔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文學院講師周健强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楊照、高薇、孫巧智、杜雪、張億、高樹偉，北京大學日語系博士生向偉十位。

會議的主旨報告由錢志熙、河野貴美子主持。田中史生和杜曉勤分别作了報告，前者報告的題目是《漢字文化黎明期的日本與中國古典籍——從日本古代史研究的視角看》，後者報告的題目是《日本古典籍對唐詩研究之價值》。

第一場小組討論由潘建國、吉原浩人主持，發言人及其題目分别爲：1.傅剛《竹添井井〈左氏會箋〉成書略窺》，2.顧永新《〈群書治要〉本〈周易〉斠議》，3.程蘇東《穗久邇文庫藏元弘本〈五行大義〉讀後》。

第二場小組討論由李銘敬、肥田路美主持，發言人及其題目分别爲：1.河野貴美子《寫本時代的書法和文學——以〈遍照發揮性靈集〉爲例的考察》， 2.高松壽夫《從〈懷風藻序〉看八世紀日本的漢文詞匯》，3.Edoardo Gerlini《何爲文學遺産？——以平安朝初期敕撰漢詩集的漢籍繼承和利用爲中心》。

第三場小組討論由高兵兵、山部能宜主持，發言人及其題目分别爲：1.潘建國《中國公案小説的東亞流播——以明版〈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爲例》， 2.陣野英則《〈源氏物語〉“少女”卷與〈文選〉之關係》，3.丁莉《從〈楊貴妃物語〉〈長恨歌繪卷〉看〈長恨歌〉在日本江户時代的流播與變奏》。

第四場小組討論由丁莉、陣野英則主持，發言人及其題目分别爲：1.肥田路美《南齊武帝的瑞石像與吉野寺放光樟像》，2.吉原浩人《白居易爲何被平安朝文人收容？——從佛教思想側面考察》，3.李銘敬《日本僞書中的白居易及其文學作品——真福寺藏〈往生净土傳〉的編撰緣起管窺》，4.山部能宜《白隱禪師的“軟蘇之法”及其背景》。

第五場小組討論由顧永新、田中史生主持，發言人及其題目分别爲：1.錢志熙《賴山陽漢詩淺論》，2.顧歆藝《林和靖形象在中日之間的演變》，3.高兵兵《絶海中津〈蕉堅稿〉作品排序原則新解——以在明時期詩作爲例》。

青年學者論壇的第一場小組討論由周健强、川村卓也主持，發表人及其題目分别爲：1.林宇《漢詩中的古代中日交流——〈懷風藻〉中“西”的深意》， 2.樂曲《以〈文選序〉及唐代文獻資料的受容爲例看〈懷風藻序〉中漢籍受容的雙重構造》，3.大淵貴之《以白居易詩爲出典的文之玄昌〈祭師父詩〉寫作過程考——試探其參照〈萬首唐人絶句〉〈古今事文類聚〉之可能性》，4.劉潔《從〈江談抄〉看日本院政時期的白居易接受問題》，5.楊照《比較中日類編詩集所見白居易對律體詩創作情境之拓展》，6.石丸純一《中國游覽詩與日本吉野詩比較研究——以表現清净的“塵”爲例》。

第二場小組討論由劉潔、林宇主持，發表人及其題目分别爲：1.向偉《張良故事在古代日本的流變研究——以〈張良繪卷〉爲中心》，2.杜雪《曲譜面貌的變化與接受——兼論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版〈太和正音譜〉的價值》3.周健强《清田儋叟、曲亭馬琴與金聖嘆的交鋒——江户時期白話小説批評的確立》，4.Kimberly McNelly《歷史叙述下的女官：基于漢籍修辭法的上皇形象再生》，5.川村卓也《關于外交文書所引故事的考察》。

第三場小組討論由大淵貴之、石丸純一主持，發表人及其題目分别爲：1.孫巧智《早稻田大學藏五山版〈毛詩鄭箋〉略説》，2.張億《從〈毛詩注疏校勘記〉看〈七經孟子考文〉》，3.高薇《〈文選〉在日本古代的傳習特徵芻議——以〈文選〉日藏古鈔爲綫索》，4.伊丹《日本對〈蒙求〉的接受以及“蒙求體”蒙書的發展——關于〈醫學蒙求〉〈醫林蒙求〉和〈歷代名醫蒙求〉》，5.高樹偉、張鴻鳴《羅振玉藏〈永樂大典〉殘帙辨僞》。

青年學者論壇之後，所有參會的青年學者興猶未盡，又舉辦了主題爲“對建立在文獻史實考證基礎上的中日古典文學關係研究的思考”的圓桌會議，主持人爲樂曲、楊照，評議人爲程蘇東、Edoardo Gerlini。

會議的閉幕式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劉玉才教授主持，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長高松壽夫教授與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杜曉勤教授分别致閉幕辭。

在整整兩天的會議期間，近四十位中日學者圍繞從上古到近代各時段，從散文、詩歌到戲曲等各種文學體裁，從文學典籍、藝術創作到作家交遊等各個層面的中日兩國古典文學之關係，進行了具體而細緻的探討，通過事先對發言提綱的中日互譯，到現場交流時的同聲傳譯，會議完全剋服了語言交流的障礙，與會者在分享發表自己研究心得的同時，也從其他學者的研究心得和討論中得到了不少學術啓發。

該論集就是這兩次工作坊會議論文的選編。因篇幅受限，首先，每位參會者最多選收一篇代表作；其次，主要選入與中日古典學交流與融通問題直接相關的論文。我們從52篇參會論文中，最終選録了26篇。這些論文大致集中在六大研究領域，兹將其主要學術思考和創新之處分别臚列如下。

一、中國早期經典文獻的日本寫刻本研究

日本學者竹添井井的《左氏會箋》，是近現代箋注《春秋左傳》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注疏上更是自清代以來最有價值也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傅剛《竹添井井〈左氏會箋〉成書略窺》一文，通過對收藏在日本静嘉堂文庫的竹添井井的三種稿本的細緻考察，認爲竹添井井對如何注《左傳》，前後經歷了多次反復思考，題目經過反復修改，最後才定爲《左氏會箋》。而且，從稿本不斷修改塗抹的面貌看，竹添井井所下功夫極深。他不斷修改材料和意見，可以見出他對《左傳》和杜注乃至孔穎達《正義》的深刻理解。另外，竹添井井這三種稿本對于研究《左氏會箋》以及正確評價日本明治時期學者的學術成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五山版漢籍，主要指日本五山以及禪宗相關者在鐮倉、室町時期刊行的典籍，以佛教文獻爲主，但也包含多種儒家經典，它們通常以古抄本和當時流行的中國刊本，如宋、元、明刊本爲底本，因此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孫巧智的《早稻田大學藏五山版〈毛詩鄭箋〉底本考》則主要考察了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五山版《毛詩鄭箋》二十卷本的版本形態，尤其是底本。文章通過將五山本與現存《毛詩》宋刻本和《七經孟子考文并補遺》所録“古本”異文對校，認爲五山本《凱風》前的部分屬于抄本系統（來自清原家本系統），之後的部分屬于刻本系統（可能是早期宋刻善本），這種“雙底本”形態可能是和刻儒家典籍底本從抄本到刻本過渡時期特徵的反映。

《群書治要》是唐初魏徵等奉敕修纂的類書，輯録群書中有關治政的相關内容。其書中土久佚，但在日本傳承有緒。顧永新《〈群書治要〉本〈周易〉斠議》一文以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金澤文庫舊藏鎌倉時代寫本《治要》文本爲據，通過與清宫天禄琳琅舊藏南宋刻本《周易注》，敦煌寫本、日本古寫本《周易注》《講周易疏論家義記》及宇多天皇《周易抄》等進行校勘，認爲《治要》本《周易》文本淵源甚早，遠早于後世通行的刻本系統各本，具有相當高的文獻價值。此項研究對于認識寫本時代的文本形態，洞悉從寫本時代到刻本時代文本的遞嬗軌迹，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日本大阪府河内長野市天野山金剛寺是真言宗御室派大本山，寺内存藏平安以降珍貴典籍頗豐。其中永仁四年（1296）寫本《全經大意》，内容爲十三種中國經典的概述，未見于中日公開書目著録，爲極珍稀文獻。 劉玉才《日本天野山金剛寺永仁寫本〈全經大意〉謭論》在後藤昭雄、高橋均既有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延展性研究。首先，文內指出《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所列《禮記》鄭注二十卷、王肅注二十卷、鄭注《禮記抄》一卷、皇侃《禮記子本義疏》百卷、孔穎達《禮記正義》七十卷、徐爰《禮記音》二卷、陸善經《三禮》三十卷、魏徵《次禮》二十卷、崔靈恩《三禮義宗》二十卷、梁武帝《三禮大義》三十卷等，或是《全經大意》的直接取資對象。其次，指出《全經大意》所引文獻要麽未見著録，要麽源于早期寫本，且與今存文本比勘，凸顯其亦具有很高的輯佚價值。

《五行大義》是中古五行學的集大成之作，對于中古知識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同時，由于其大量徵引早期文獻，因此也具有重要的輯佚學與校勘學價值，自回傳中國以來，向受學者關注。但值得注意的是，日傳本《五行大義》并非一般轉寫本，而是一種正文與注文合寫的注釋本，由于中村璋八等早期整理者未能注意到這一問題，因此在其整理過程中出現不少點斷、讀破的現象。程蘇東《日傳本〈五行大義〉所見古本〈春秋繁露·治順五行篇〉輯證》一文，在厘清日傳本《五行大義》正文、注文合寫的文本結構後，對其所引隋人所見本《春秋繁露·治順五行篇》的正文部分作了厘清，認爲它是一篇整體上相對于宋本《春秋繁露·治水五行》更爲完整的隋人所見古本，且較宋本自有勝處，更多反映了《治順五行篇》的早期形態，具有重要的校勘價值。

二、日本古代漢文學與中國文學典籍之關係

長期以來，對和漢文學進行比較研究的成果，大多傾向于運用“非日本獨創即漢籍之模仿套用”這樣一種極端的方法來區分所有的文學作品，意圖藉此探尋其本質特性。有鑒于此， Wiebke Denecke認爲有必要修正現今的國文學史觀，并提出了“漢字文化圈 （sinographic cultural sphere）”中共通的“東亞共通文學遺産 （shared literary heritage of East Asia）”概念。受此啓發，Edoardo Gerlini的《何爲文學遺産——就平安初期文學對中國古典籍之繼承與私有化論》在參考文化遺産學、文物學等先行研究的基礎上，以東亞有關“文”的保存、傳承、再利用等文化事業的經營與發展過程爲“遺産化（heritagization）”的例子，再次探討了“文學遺産”的定義與意義，并通過分析平安初期的勅撰漢詩集序文中所包含的文學元言論 （literary metadiscourse），將其重新定位成爲近代以前文本“遺産化”的一個事例。

《懷風藻》成書于天平勝寶三年（751），爲日本現存最古漢詩集。其序作爲八世紀日本人所撰漢文，係當時高水準的文學成果之一。其中，反映天智天皇文學理念的一節文字“調風化俗，莫尚于文，潤德光身，孰先于學”妙用了唐太宗之語。另外，結尾處“收魯壁之餘蠹，綜秦灰之逸文”應是對長孫無忌《請封禪表》中“摭秦煨之逸文,采魯壁之餘蠹”的效仿。以此爲入口，高松壽夫《〈懷風藻序〉對唐太宗時期文本的運用》一文考證了“遐觀載籍”“規模弘遠”“麗筆”等語句出典于初唐，尤其是與唐太宗言辭相關的文本的事實，并通過探討《懷風藻序》受唐太宗時期文本影響深遠的現象，進一步明確了八世紀日本人漢詩文的創作情况。當時用以研習唐太宗周邊文本的典籍應爲《文館詞林》《唐太宗實録》等，尤其是原爲唐太宗口頭言論的“調風化俗，莫尚于文，潤德光身，孰先于學”，極可能直接采自《唐太宗實録》。

而樂曲的《“文學”的位置——從漢籍受容看〈懷風藻序〉叙述上的雙重構造》一文，同樣以《懷風藻序》爲研究對象。文章從漢籍受容的内容和傾向角度，考察了此序在叙述方式上嵌文學史叙述于文化史叙述之中的雙重構造；還通過將該序與《文選序》及圍繞唐太宗君臣的諸多文獻進行文學觀、詞彙、表達上的對比，進一步揭示了這種雙重構造的特殊性；并結合日本上代學制及漢文學創作的實際，分析了編者選擇這種叙述方式的原因及該序對于我們理解律令制國家形成初期漢文學的文化史地位所具有的意義。

《源氏物語·少女》是整部作品的第二十一卷，在本卷中，光源氏的子女首次成爲故事的中心人物。其中，光源氏之子夕霧與其表姐雲居雁的愛情故事尤受矚目。且本卷的前半部分中，光源氏故意令夕霧進入大學寮，并向其外祖母大公主闡述學問、教育論的情節亦頗具看點。陣野英則的《試論〈源氏物語·少女〉中的漢詩文引用——以引用陸機〈豪士賦序〉的意義爲例》一文，主要涉及欲使女兒入主東宫的雲居雁之父内大臣在發覺女兒與夕霧的戀情前，曾兩度在對話中引用陸機《豪士賦序》的情節。内大臣彼時朗誦道：“風之力蓋寡”“并非琴音之故……”。從十五世紀後期的古注釋書《花鳥餘情》，到現代的諸注釋，對此段引用的解釋諸説紛紜。但是，僅揣度内大臣的意圖，并不能闡釋其中深意。特别是“風之力蓋寡”，意在告誡爲政者不可驕侈，與光源氏所述學問、教育論相呼應。可見，我們不應僅通過揣度人物意圖來闡釋其發言中的引用，也有必要從作者構思角度進行思考。

作爲中國現存最早的收録先秦至南朝梁代作品的詩文總集，《文選》在日本的傳播與受容的歷史也頗爲悠久。高薇《〈文選〉在古代日本的傳習特徵芻議——以〈文選〉日藏古抄爲綫索》圍繞人物活動和書籍内容，考察了《文選》在古代日本的傳習特徵：日本僧人從上代開始便有學習并熟知《文選》的情况，平安時期，大學寮的各文章博士均具備講授《文選》等漢籍的能力，但是，這門學問最終却衹被菅、江二家繼承下來，講授《文選》變成菅、江二家的家學。《文選》音義類注釋和李善注最先得到重視，隨後出現的新注釋成果如五臣注、陸善經注等，也被運用到大學寮的文章博士的講解過程。在具體的傳授過程中，白文無注本是講授、學習所用之底本。博士家和初學者通過白文本和訓點，完成了《文選》知識的傳遞和講授。

近百年來，中國學者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時多注意利用二十世紀初發現的敦煌殘卷中的資料，視之爲新材料，謂之“預流”；而對數量更多、價值更大的日本古代典籍，關注則相對不够。杜曉勤《隋唐典籍之東傳與日本古典籍對隋唐文學研究之價值》一文，則在吸收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日本古代典籍反映的隋唐文學文獻在日本的流播、日本現存唐集古抄本的文獻價值、日本古代典籍所保存的唐代中日詩人創作交流的珍貴史料、日本古代典籍保存的唐代詩學資料、日本早期歌學著作與唐代詩格之關係諸方面，考察了隋唐典籍東傳的情况以及日本古典籍對隋唐文學研究之價值，認爲日本古代典籍中藴含了豐富而寶貴的與唐詩相關的資料，中國學者如果善加利用，應可將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向前推進一大步。

空海（774—835）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居功至偉，他從公元804年至806年作爲遣唐僧前往中國留學，回國以後，不僅作爲日本真言宗的鼻祖名垂後世，還將唐朝的文學理論帶回日本并編纂成《文鏡秘府論》一書。另外，他還收集了許多中國文物帶回日本，其中不僅包括各種有關字體的資料，甚至還有唐朝皇帝以及著名書法家的真迹。河野貴美子《寫本時代的書寫和文學載體——以〈遍照發揮性靈集〉爲例的考察》一文，主要圍繞其中書有中國詩文的屏風，探討寫本時代文學載體的功能，分析空海對書寫這種行爲抱有的認識和目的，認爲空海旨在描繪一個由書法和文學組成的文化整體，藉此構建日本文化的新體系，使之走上一個新的臺階，并由此透視“文學”在古代日本社會所起的作用和意義。

三、日本古典文學對白居易的受容問題

衆所周知，中唐詩人白居易的作品集《白氏文集》對日本平安文學産生了重大的影響。《白氏文集》正式傳入日本的時間，是在承和年間（834—848）。實際上，當時有多種《白氏文集》的寫本傳入日本，其中最爲完整的是入唐僧惠蕚于蘇州抄寫的《白氏文集》。長期以來，學界大多認爲，惠蕚寫本是以蘇州南禪院所藏六十七卷本爲底本，并隨着惠蕚的歸國被帶入了日本。但是，田中史生在收集、研究惠蕚相關史料的過程中發現此説有誤。他在《〈白氏文集〉惠蕚寫本的東傳》一文中認爲，惠蕚于會昌四年 （844） 在蘇州抄寫的《白氏文集》爲七十卷本，而非六十七卷本。另外，惠蕚寫本是由同年返程歸國的日本官員（大神）侯男等人帶入日本的。

《長恨歌》是白居易最經典的長篇叙事詩之一，在日本的和歌、物語、説話、軍記物語、唱導文、願文、屏風畫、繪卷等文學藝術形式中，更有不同的接受、解讀和演繹。丁莉《〈長恨歌〉在古代日本的文圖流播——兼論文學經典傳播中文本與圖像的關係》從文本和圖像兩個方面，考察了《長恨歌》在古代日本的不同時期被接受、被闡釋和再創作的情况。平安時代可見《長恨歌》屏風畫及以之爲題的和歌，或吟咏玄宗思念貴妃的悲痛心情，或吟咏身處仙界的貴妃對玄宗的思慕之情。由繪畫引發和歌的抒情，强調其悲劇性。平安末期還出現了諷諫時政的《長恨歌》繪畫，信西入道（藤原通憲）用《長恨歌》畫卷勸誡後白河上皇，不能過分寵信藤原信賴。

遼代律宗與净土宗高僧純慧大師非濁，活躍于遼之佛教最爲發達的興宗和道宗時期，其《往生傳》（全名爲《新編隨願往生集》）是遼代佛教往生文學的代表之作，撰畢不久即蒙敕刊載入《契丹大藏經》。日本真福寺所藏假托“桑門戒珠”而輯録的三卷本《往生净土傳》，即是依據非濁《新編隨願往生集》一書内容而改編的作品。李銘敬《僞撰中的白居易及其文學——真福寺藏〈往生净土傳〉的編撰意圖》一文，指出此書序跋多處引用白居易的作品，卷下所收録的《唐賣薪翁念佛往生净土第十五》和《童子藥藏聞念佛音往生净士第二十七》亦摻雜了有關白居易的叙事以及據其作品改編的内容，文章認爲在“狂言綺語觀”影響下意欲以世俗文字之業與佛結緣之目的，才是促使其改編遼僧著述并杜撰白居易相關往生故事的真實動因。

文之玄昌（1555—1620）是活躍于日本中世末期（安土桃山時代）到近世初期（江户時代初期）的過渡階段的一位臨濟宗東福寺派僧人，學識淵博，不僅受邀于德川家康，在鐮倉建長寺講經説法，還被後水尾帝召進宫中傳授講解四書集注，被譽爲當時“天下第一文人”。大淵貴之《以白居易詩爲出典的文之玄昌〈祭師父詩〉寫作過程考——試探其參考〈萬首唐人絶句〉〈古今事文類聚〉之可能性》一文，則從文之玄昌引用白居易《題商山廟》爲典故而寫作的《祭師父詩》入手，探討文之閲讀和接受白居易詩的途徑問題，提出文之是通過南宋洪邁的《萬首唐人絶句》接觸到白詩，而閲讀《萬首唐人絶句》的契機又可能是南宋祝穆撰寫的《古今事文類聚》這一猜測。

白居易詩作對日本平安時期文學的重要影響，還反映在詩集編纂上。《千載佳句》《和漢朗詠集》等詩（句）集收録白詩衆多，尤多律體；而其分類與同時期的中國類編詩集有明顯的不同。中國的類編詩集大體以傳統類書的結構爲主，類目的組織以外在天地物象的時空爲序；日本的平安時期收白詩較多的類編詩（句）集《千載佳句》《和漢朗詠集》等，更側重以“人”及日常的方方面面爲分類的出發點。楊照《比較中日類編詩集所見白居易對律體詩創作情境之拓展》在對比中日類編詩集的基礎上，由類目結構到詩語特徵，逐層深入，從題材的角度遞進分析白居易對律體詩創作情境的拓展，認爲白居易對律詩題材進行“内向”開掘且形成了“全景式”的創作面貌。

四、日本漢詩研究

絶海中津（1336—1405）是日本中世禪林文學（五山文學）的領軍人物，有詩文集《蕉堅稿》傳世。絶海曾在明九年，遍訪江浙名山，師從季潭宗泐、清遠懷渭等修習禪法，其間主要活動于杭州中天竺寺。中日兩國對《蕉堅稿》的注釋及研究都尚處于基礎階段，注釋中疏漏及謬誤頗多，且研究的焦點多集中于其生平及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對其詩文進行深入解讀的論著幾乎没有。高兵兵《絶海中津〈蕉堅稿〉作品排序原則新解——以在明時期詩作爲例》以其中在明期間的詩作爲例，對其作品編排順序的原則進行重新解讀和定性。文章認爲，《蕉堅稿》中在明期間作品的每種詩型，卷首作品均爲與中國高僧或重要人物的唱和應酬之作，其餘作品的排列首先是按照地點來切换，而并非先按時間先後編排的。作品中多表現出對杭州特别是中天竺寺周邊荒凉景致及寂寥生活的感嘆，這與其離開杭州後在其他地方的作品有明顯區别。另外，絶海的《山居詩》并非單純爲次韻貫休而作，而是對中天竺“南山”新居生活的實際吟咏。

賴山陽是日本江户後期代表性詩人，也是日本漢詩殿軍式人物。從奈良時代到江户時代，日本漢詩一直受着中國詩歌的影響。日本古代學者江村綬認爲這個影響的規律是，每一種中國古代的詩歌氣運，大約一二百年後會傳到日本。錢志熙《賴山陽詩學及與中日詩史源流的關係》認爲，賴山陽的詩學體現從崇尚復古向主張性靈的詩風的轉變，對明清之際的各派有所調和。其具體的創作受到明清各家詩風的影響，其中如李夢陽、吴梅村、錢謙益、王漁洋、蔣士銓等家的影響都比較明顯。但是他追求的目標仍在唐宋，對杜甫、韓愈、蘇軾、陸游等家的詩風都有學習。他在詩歌藝術上達到很高的水平，近體絶律成就尤高。賴氏熟于經史，對中國和日本的歷史都有所研究。其詩歌在内容上反映出典型的尊王思想。

五、中國古代小説、戲曲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

明余象斗編撰《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是明代諸司體公案小説集的第一部，存世版本達九部。最新發現的朝鮮燕行使舊藏明末金陵大業堂刊本，獨家保存着一篇曾因觸犯地方權貴而被抽毁的小説《王巡道察出匿名》，它揭開了一段隱藏在書葉背後的明代小説出版史秘聞。潘建國《明代公案小説的文本抽毁與東亞流播——以余象斗〈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爲例》則以此爲版本標記物，考察其在諸版本中的存删痕迹，厘清存世九部版本的學術關係。文章進而從書籍史和小説史的角度，梳理了《廉明公案》在中國、日本、朝鮮半島等東亞地區的流播史，指出海外存藏漢籍對于明代小説研究具有特殊文獻意義。如果没有日本及朝鮮半島藏本，今天甚至無法讀到完整的《廉明公案》小説文本，更遑論展開版本研考了。而公案小説的文體性質與小説史價值，亦可在小説知識學的維度下，獲得新的觀照、評估和闡釋。

江户時期大量白話小説傳入日本，隨之而去的還有金聖嘆、毛宗崗、李漁等人的小説評點。周健强《清田儋叟、曲亭馬琴與金聖嘆的交鋒——江户時期白話小説批評的確立》一文認爲，雖然元禄到享保之際衆多歷史演義被譯爲日文，白話小説的讀者也日漸增加，但日本文人長期忽視小説中附加的評點。直到清田儋叟翻刻《照世杯》并完整保留原有的評點，他本人也與門生故舊一起閲讀、評點、講授《水滸傳》，評點才正式進入文人視野。清田儋叟在《水滸傳批評解》中頻頻提及金聖嘆，很多時候甚至故意針鋒相對。而曲亭馬琴最重要的幾部批評作品幾乎都是在與金聖嘆的對話中展開思考的，他在晚年完成《水滸後傳》的批評之作《半閑窗談》，使白話小説批評首次擺脱了原作附庸的地位，成爲獨立自主的著作，并在其中提出梁山人物“初善中惡後忠”的解讀方式，標志着白話小説批評的成熟。

日本内閣文庫所藏明刊《太和正音譜》，屬海外孤本，爲現存最早的三卷本，其刊刻時間應在嘉靖末到萬曆初年。該本的存世有助于厘清版本源流。作爲較早的重刊本，此本對後世頗具影響。此本曾進行修訂删改，是私改原書的始作俑者；但與後世傳本相較，亦保存了較多原編面貌，能爲瞭解原編面貌提供版本佐證。杜雪《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刊〈太和正音譜〉考略》一文通過對其題名、分卷方式、曲譜所注内容等特徵的分析，認爲《太和正音譜》在這一時期雖仍作爲專書流傳，但其中曲論與曲譜内容已然二分，曲譜部分的價值已開始得到重視。今天已有的整理本多以藝芸書社藏本、《嘯餘譜》本爲據，此本作爲三卷本系統較早的重刊本，其面貌介于藝芸本底本與後世諸本之間，爲瞭解《太和正音譜》原編面貌提供版本佐證，具有一定的異文校勘價值。

六、日本文字、史書、佛教研究的中國古典學視野

漢字誕生于中國,以人和文獻爲媒介傳播至韓國、越南和日本。漢字圈的各地爲了使漢字與本國語言更好地對應，對漢字的形音義進行了改造，甚至創造出了新的漢字。不過，某些乍一看認爲源自日本的漢字，其實在中國古文獻與日本文獻所引的漢籍和佛書中，可以找到其初期的用例。江户時代的考證學者狩谷棭齋也曾在《和名類聚抄》等文獻的注釋中作出過此類指摘。笹原宏之的《日本的“ 佚存文字 ”——以狩谷棭齋的考證爲中心》一文，仿照《遊仙窟》等“佚存書”（林述齋），將此類文字命名爲“佚存文字”。文章首先討論了中國字典（包括《康煕字典》和《漢語大字典》）中未收録，但實存于漢籍中的字；其次，討論了六朝、隋唐時期的或爲佚存文字的漢字；最後，還對研究方法有所思考，作者認爲，探明此類漢字及查證有關中日文獻出處、傳播、繼承與變化，有必要進行以下三項調查：1.提取對應字種，2.找出全部有關出處名的例子，3.在所提取字種的異本、類書的異本中確認，4.利用近年發展起來的各種龐大或個别的資料庫來擴展文字和文獻兩方面的證據。

成書于養老四年（720）的《日本書紀》，是在“日本”境内記録傳承的早期敕撰歷史書。全書由三十卷構成，記録了從神代開始到持統期結束的697年爲止的歷史。新川登龜男《〈日本書紀〉的讀法——以“天子”爲中心》就其讀法提出一些獨特的看法。首先，作者認爲將《日本書紀》單純地看作是記録了七世紀爲止的歷史叙述這一看法是錯誤的，因爲該書是從其八世紀初的近現代史的視角來對七世紀以前的歷史進行重新解釋的第三段歷史。因此，這種歷史記述和歷史認識之間的多層關係值得深究。其次，文章還考察了《日本書紀》對君主的認識，指出在《日本書紀》所描繪的遣唐使時代及以前，“天子”這一稱呼、稱號完全不同。作者認爲，“天皇”的出現和存在繼承，是解讀日本歷史深層問題的一把鑰匙，而日本的“天子”觀，對于考察“天皇”觀念是如何形成的問題，又是一個有效的綫索。

吉野寺放光樟像的記載見于《日本書紀·欽明紀》十四年（553）夏五月條，此條不僅記載了位于奈良吉野郡的吉野寺（比蘇寺、現光寺）的緣起，也是日本最早關于佛像製作的故事。關于吉野寺放光樟像的緣起，津田左右吉認爲其是根據梁《高僧傳》等散見于各文獻中有關在海中得阿育王像或佛光這一記載爲母本而産生的，山口敦史認爲其來源于“水中出佛像”這一類型的叙事。而藪田嘉一郎則指出，吉野寺樟像的傳説是根據南齊武帝永明七年（489）漂浮在浙江的瑞石并以瑞石雕刻佛像這一故事爲原型而産生的，但并未説明這樣推測的根據。肥田路美《南齊武帝的瑞石像與吉野寺放光樟像》比較認同藪田嘉一郎的説法，且依據史料考察了瑞石像被記録、被當作佛教祥瑞的過程，分析了其與日本吉野寺放光樟像的密切關係，且認爲沈約的《瑞石像銘并序》對吉野寺樟像傳説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白隱慧鶴是復興日本臨濟宗傳統的著名禪師，他年輕的時候因修行過度，得了禪病。爲了找到療法，他訪問了京都白川的白幽仙人。白幽則教示白隱一種“軟酥之法”。山部能宜《白隱禪師的“軟酥之法”與其背景》則以此修行之法爲例，鈎稽日本江户時代的一個中日交流史實。因爲江户時代是日本對外“鎖國”的時期，學界很難想到白隱的修行法具有國際背景。但是，作者認爲類似的方法曾經在許多漢文、梵文、藏文的禪觀佛經中出現，按照這些文獻，修行者在觀想時見到佛、菩薩或者梵天、帝釋天等，并直接受到灌頂。因此，白隱的“軟酥之法”，實際上繼承了從印度傳到中國的觀想法的傳統。

俗話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然而，日本古典學的研究成果，對于中國古典學界而言，又不完全是“他山之石”，因爲不僅日本古代典籍中藴含着相當豐富的與中國古典學相關的寶貴資料，而且，古代日本與古代中國同屬于東亞漢字文化圈，誠可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中日古典學的交流與融通既久遠又深入，因此，我們兩國古典學者的這一工作坊活動也纔是開端，今後會朝向更專深具細的方向進行交流與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