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添井井《左氏會箋》成書略窺

傅 剛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日本學者竹添井井的《左氏會箋》，是近現代箋注《春秋左傳》的一部重要著作之一，可以説在注疏上，是自清代以來最有價值也最有影響的著作。自問世以來，不僅日本學術界，即使中國學術界也都十分推崇。中國學者楊伯峻先生的《春秋左傳注》也明顯受到這部書的影響。竹添井井此書稱爲“會箋”，正如他自己所説，是對日中兩國前賢大儒的研究成果博采鑒納：“普搜博采，融會貫通，出之以己意，名曰《左傳會箋》。”具體體例則仿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和朱熹的集注。朱熹集注有《四書集注》《詩經集注》《韓昌黎集考異》等，未有關於《左傳》的集注，因此，竹添井井所説的仿朱子體例，主要指集注的方法，即謂其注《左》，對“議論發揮大義，其考據出於獨得者，特舉名氏以表異之”，這就是朱熹集注引用前人意見置於圈外的方法。所以《會箋》之“會”，有集説參稽的意思，這是竹添井井所稱的仿朱熹集注體例。杜預注是《左傳》最早注本，自晋以來，後人無不深受其影響。即使批評杜預者，也離不開杜注，對杜注或補或正。至於杜預以經合傳體例，先經後傳，各年的傳置於當年的經後，後人更是没有變化，竹添井井自然也不例外。在底本的選擇上，竹添井井與中國學者皆不同，他没有采用宋本，或經過清人（阮元）整理的十三經注疏本，而是采用了藏於日本金澤文庫的卷子本。卷子本不僅文字上保留了早期《春秋》經和《左傳》的面貌，其形制上也與後世刻本有異，如卷子本中的經、傳二字皆題在欄上，這是當初始合經、傳時所爲，至唐人刻經於石，石無欄界，所以經、傳不别題，後世刻書因循不改，皆入於欄内。竹添井井認爲卷子本保留了早期面貌，故采以爲底本。金澤文庫卷子本一直藏在日本，中國學者自不易見，且也長時間對此本不瞭解，以至於在此本公布之前，很多中國學者還是依據《左氏會箋》瞭解這個卷子本 1。

以上的介紹似乎表明竹添井井的箋注《左傳》，體例明確，思路清晰，對於如何注釋《左傳》，考慮很成熟。但事實上却非如此，竹添井井對如何注《左傳》，前後經歷了多次反覆，題目反復修改，最後才定爲《左氏會箋》。定名不同，説明竹添井井對注解的目的、體例有不同的認識和考慮，因此，如果能够將這個過程梳理清楚，對於竹添井井的《左傳》研究會有較爲深入的認識。

這些材料，就是收藏在日本静嘉堂文庫中竹添井井的稿本，共有三種，分别著録爲二册、八册、二十五册，似是三種不同注本，但事實上，每種之内，又不盡相同。以下略對這三種注本略加介紹。

（一）二册本

無杜預序，版心上書“卷子本左傳”，中書“隱第一”，下書“井井書屋”。此稿本書衣題“春秋經傳集解 竹添井井會箋 卷某”，内頁題“卷子本左傳會箋”。無杜預《序》，起隱公元年，至桓公十八年，不全。

行格：

首行：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次行： 竹添光鴻會箋

三行以下爲會箋正文。

卷末倒第二行書“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大字） 經七千二百六十三字注七千四百一十八字（小字雙行）”

末行書“春秋卷第一（大字）家本如此（小字）”

卷末抄録卷子本抄校語。

本稿經、傳二字録於欄外。注例先經後傳，經、傳正文下先引杜注，再以“箋曰”二字領起自己注文。

稿本大部分爲工筆抄寫，偶有一二頁爲排印，如首頁即爲排印，但删改太甚，故又手抄一頁補上。疑爲竹添光鴻雇工抄定，但改寫泰甚作罷。

（二）八册本

書衣題“春秋經傳補解”。紅格雙截樓稿紙，半葉十一行，版心朱字，上書“左傳補解”，中書“卷某”，下書“奎文堂藏”。起杜預《序》，至文公十二年傳，不全。

行格：

首行：春秋左傳補解卷第一

次行： 熊本 竹添光鴻 述

三行： 春秋經傳集解（大字），注文小字雙行。

本稿體例亦是先經後傳，經、傳正文下先引杜注，復以“補”字述己見。全稿經朱筆删改，底稿“春秋左傳補解卷第一”經朱筆點改爲“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熊本竹添光鴻述”諸字朱點除去。“補”字用朱框圍欄。第二册以後書法略工整，與第一册不同。第二、三册首行題目原仍作“春秋左傳補解卷第某”，朱筆改爲“春秋經傳集解某公第某”。第四册後原稿題目皆作“春秋經傳集解某公第某”，似前三册補尚以“春秋左傳補解”爲題，自第四册改作“春秋經傳集解”。卷末原書“春秋經傳集解某公第某”，下小字雙行標當卷字數，朱書改爲“春秋卷第某”，小字雙行字數未變。

前三册經、傳二字不出欄，但自第三册開始標於欄外。

（三）二十五册本

首尾完全。書衣題“左氏會箋 自筆一”，内頁題“左傳補解”。緑格箋紙，版心白口。

行格：

首行：春秋左傳補解卷第一

次行： 熊本 竹添光鴻 述

三行： 春秋經傳集解（大字），注用小字，雙行。卷末大字題“春秋卷第某”，小字注本卷經、注字數。

後抄録卷子本卷末識語。全書經、傳二字不出欄。

以上爲第一册行格。其後諸册，題目又往往不一，如“左傳杜氏集解補解”“左傳補解”“春秋左傳補解”“左傳杜解補義”等，自第五册起皆稱“左傳杜解補義”。此二十五册本亦經朱筆删改，各題目均以朱筆改作“春秋經傳集解”，“補”字用朱框圍欄。注例亦是先經後傳，經、傳正文下先引杜注，再以“補”字領起自己注文。

以上是静嘉堂文庫藏竹添光鴻《左氏會箋》三種稿本，除二十五册本外，二册本和八册本皆不全，不知其餘藏於何處。或已佚亡，不得而知。根據這幾種稿本，我們可以推測竹添光鴻開始注解《左傳》時，對於使用什么題目，采用什么體例，是有不同的思考的。

首先，底本采用金澤文庫卷子本應該是一開始就定下了的，三種稿本都是以卷子本作底本可見。二十五册本第一册一内頁上有“卷子本左傳（集）會箋”字樣，似是説明竹添光鴻曾經考慮過用這個題目，即是説他最初便考慮對卷子本作箋，先是用“集箋”，但又改爲“會箋”。二册本版心内更題爲“卷子本左傳”是爲明證。

其次，以杜預注本爲依據，是竹添井井一貫的思路。今見三種稿本皆循杜預注先經後傳、正文後首引杜注的體例，可以爲證。

以上這兩種基本特徵，都保留在定本中，但最初書稿定爲何名，竹添井井却反復多次。從以上三種稿本看，二册本最合於定本，其工筆抄定，似準備付印。注解名已定爲“會箋”，經、傳二字出欄，皆合定本特徵。但此二册本仍作了大量删改，如正文首頁“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原稿爲排印本，十行，版心書“卷子本左傳”，版心下書“井井書屋”，當是欲寫定付印，但却經竹添删改一過，面目全非，不得不作廢，而另行重抄，但爲十二行，與定本正相合。我們以此頁爲例，看看竹添所改的内容與定本有何不同。

此頁首行爲大題“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但下無“杜氏 盡十一年”諸字，故竹添用朱筆在大題下添加此六字。添此六字，與定本相合。爲什么原稿没有這個六個字呢？參照八册本和二十五册本，竹添原來的體例大概參照了《春秋左傳正義》。《正義》先書大題，疏解後再書“杜氏”，故竹添井井亦仿此例，此作修改的原因，當是竹添遵從卷子本行格，遂將“杜氏盡十一年”諸字置於首行。箋疏的内容，改變亦大。原稿疏解大題曰：“隱公名息姑，惠公之長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魯實侯爵而稱公者，諸侯之通稱。《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公是諸侯之通稱也。故外諸侯亦卒，各以其爵，而葬必稱公。”此段主要解釋隱公出身及其實爲侯爵何以稱公的原因。以下又解“杜氏”曰：“杜氏不言名而言氏者，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也。毛公、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注書，皆稱爲傳，鄭玄則謂之爲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此解杜預何以稱氏不稱名的原因。對比定本，内容與此大不同。定本：“箋曰：魯國姬姓，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長子伯禽爲魯侯，都於曲阜，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是也。伯禽十三世傳至隱公，又二百四十有二年，爲哀公之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以終，後九君，至頃公讎爲楚所滅。隱公名息姑，惠公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魯實侯爵，而稱公者，《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公是諸侯之通稱也。故外諸侯亦卒各以其爵，而葬必稱公。《詩》云‘公言賜爵’，衛侯也；又云‘從公於狩’，秦伯也。皆謂君爲公。公子、公孫、公宫、公門之類皆然。”又解“杜氏”曰：“杜氏名預，字元凱，不言名而言氏者，《正義》云：‘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此言非也。兩漢以來，儒者以明經爲業，何所謙退而隱其名乎？蓋當時杜義盛行，經師稱爲杜氏，别賈、服耳。漢晋諸儒所注，多稱爲傳，或謂之爲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兩相對比，我們看到定本增加并修改了一些説法。比如關於大題中的魯隱公，增加了魯國的來歷，同時增加了《詩》的材料論證魯侯稱公的原因。魯爲侯爵而稱爲公，《正義》説是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爲公，竹添井井則修改了《正義》的説法。這種修改是否有道理，還值得商確。竹添所引證可以證明春秋時諸侯可以通稱公，但在《春秋》這一部體例謹嚴的寓褒貶著作中，并非所有諸侯都可以稱公的，因此，還當以《正義》解釋爲妥。竹添關於此條的疏證，與原稿的意見一致，只是增加材料而已，但關於“杜氏”的解釋，則與原稿不同了。原稿是贊同《正義》的意見的，説杜預不言名而言氏，義在謙退，但定本中竹添則修改了這個意見。他駁《正義》謙退之説，而認爲只是前人爲區分賈逵、服虔而已。這可以看出竹添稿本寫定之後，重新審視注解，修改了意見。在我們看到的這一頁中，竹添將定本中修改的材料和意見用墨筆疏於欄外，文字遠遠超過欄内所容，所以不得不重新寫定。

同時，我們還看到，在原稿中竹添仍然用“補”而不用“箋”，這説明，一直到了這個時候，竹添井井可能還是用“補解”名稱。待他决定用“會箋”名稱時，才將稿本中的“補”字用箋紙蓋上改爲“箋曰”。又在署名上，二册本署“竹添光鴻會箋”，也與八册本和二十五册本所署“熊本竹添光鴻述”不同。“述”有“述而不作”之義，“會箋”則有會采貫通、出以己意之義了。

二册本看來是最接近定本的稿本，八册本和二十五册本則表現出早於二册本的特徵，顯示出爲竹添井井初稿面貌。

八册本和二十五册本都早於二册本，八册本題爲“春秋左傳補解”，二十五册本則有“左傳杜氏集解補解”“左傳補解”“春秋左傳補解”“左傳杜解補義”等名稱，説明竹添井井最初作注時不斷改變思路，因而不斷調整名稱。如第一册先書“左傳補解”，又於“左傳”前增“春秋”二字。第二册闕，第三册就題爲“春秋左傳補解”。第四册原題爲“春秋左傳補解”，又以朱筆改爲“春秋經傳集解”。第五、六、七册題則稱“左傳杜解補義”。第八册以後各卷在“春左傳杜解補義”和“春秋經傳集解”這兩個題目上不斷變换，反映了竹添井井一直在糾結到底該用什么題目和體例。竹添井井對這兩題目的糾結，主要是體例上的考慮，因爲“春秋經傳集解”是杜預注本所定，卷子本和宋刻本均是如此，以此爲大題，個人的注疏作爲小題標於其下，表明是對杜預注的箋疏，這是一種體例。若以“左傳杜解補義”爲大題，則表明此書是個人著作，表明作者對杜預注要作補充和修正，體例上要緊貼杜注，不能作過多引申發揮。從二十五册本總面貌看，以及其後八册本的確定，竹添井井在進行二十五册本工作時，最終是選用了“春秋左傳補解”的大題，這個大題一直保留到二册本時才又修改爲“春秋經傳集解”大題，而署以“竹添光鴻會箋”，以“會箋”的體例取代了“補解”的體例。

“會箋”的解釋，竹添井井在刻本《序》中作了明確説明，即謂采用朱熹“集注”的體例，用圈外注會集前賢各家見解，可以議論發揮大義。這個體例與補解的體例理論上應該有差别，即補解體例不應會集各家意見并發揮大義，而應圍繞杜注作補充。但竹添井井在補解的過程中，逐漸發現這種體例限制了他個人的見解，他發現有許多可以討論的材料，前人的説法，或是或非，也需要辨證，所以在二十五册本和八册本中，竹添不斷增添材料討論，最終他發現“會箋”才是最符合他解《左傳》的體例，所以最終定名爲“會箋”，而大題則用卷子本的“春秋經傳集解”。

八册本和二十五册本都是早期的稿本，哪一種居前呢？根據我的觀察，我以爲二十五册本應該是竹添井井最早的稿本。第一，因爲二十五册本前後列有幾個題目，顯然是竹添井井還没有確定最終題目，八册本則已定爲“左傳補解”。第二，在注解體例上，我們看到竹添井井對體例在不斷作調整。如二十五册本有圈和密圈等區别號，八册本已不用。第三，二十五册本眉批補充的材料，八册本則録入正文。如二十五册“隱公第一”下：“補：名息姑，伯禽七世孫。公弗皇之子。母聲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謚法：不尸其位曰隱。又隱拂不成曰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公者，諸侯在國之通稱，亦猶大夫之稱子，非爵也。周家盛時齊◎”。句中删除線及△◎皆爲原稿所有。“伯禽”句以墨筆删除，“亦猶”句以朱筆删除。眉批有：“伯禽七世孫也。據魯世家，自伯禽至隱凡十三君，以兄弟相及者五人，故止七世。七者，世次。十三者，傳位之次也。”此批注在八册本則入於正文，可見八册本在二十五册本之後。

竹添井井這三種稿本揭示了作者箋注《左傳》的變化過程。三種稿本中，二十五册本是足本，這説明竹添井井最初爲杜預注作補解的體例是完成了的。當然，補解體例確定的過程中，竹添思想上也不斷地發生變化，所以當中又定了幾個名稱，但最終還是確定爲《補解》。《補解》完成後，竹添又重新作了全面修改，我們能够見到的是八册本，是他全面修改後的面貌。從八册本看，竹添井井依然在不斷地進行修改，即使到了二册本，竹添井井仍然還在修改。此外，三種稿本的筆迹也都不一致，應當是他的弟子，比如島田翰，幫助他或抄或查閲材料，甚或幫他執筆，但基本的思路和箋注的意見應該屬於竹添井井的。從這三種稿本不斷修改塗抹的面貌看，竹添井井所下功夫極深，他不斷修改材料和意見，可以見出他對《左傳》和杜注乃至孔穎達《正義》的深刻理解。因此，若説竹添井井此書是剽竊之作，恐怕很難説得過去。有些材料的使用没有出具來源，可能是體例所限。事實上我們今注作注，很難將前人見解全部一一標出，只能設定體例，將一些材料和意見區分爲不同級别，儘量簡約而鮮明，否則可能變成一部資料匯編。

限於本人閲讀的條件，不能對全部稿本作細致的比對，還有許多有價值的内容没辦法探討。比如竹添井井箋注中不斷變化的思路和體例到底如何？竹添井井增删材料的依據是什么？他對古代學者和同時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如何處理？如此等等，本文尚不能解决，因此對竹添井井稿本的價值和意義的評估就不够全面，這是很遺憾的事。但是，即使從以上簡單的介紹看，竹添井井這三種稿本對於研究《左氏會箋》以及正確評價日本明治時期學者的學術成就，也是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了。聊草此文，以期引起方家尤其是日本學者的關注和討論。

1 楊守敬在日本時曾雇人抄寫一過，但因是抄本，流布不廣，後藏於台灣，中國大陸學者很難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