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稻田大學藏五山版《毛詩鄭箋》底本考

孫巧智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中日文化交流歷經千年，在這一過程中，書籍作爲重要的文化載體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典籍流傳到日本，不僅其原本得到了精心的保存，還經過傳抄、翻刻等形式發展出了類型多樣衍生版本，其中，最有價值的莫過於日本古抄本與和刻本，而五山版正是和刻本中最具研究意義的類型。

十三至十四世紀，日本進入以鐮倉五山和京都五山爲代表的五山文化時期，五山的僧侣們傾情漢文化，覆刻了大批漢籍，被稱爲“五山版”。五山版漢籍以佛教文獻爲主，但也包含多種儒家經典，它們通常以古抄本和當時流行的中國刊本如宋、元、明刊本爲底本，同時也會結合自身學習需要進行調整，可謂東亞諸國之間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尤其是一部分以古抄本和宋刻本爲底本進行翻刻的五山版經書，由於其底本早已絶迹天壤，更顯得彌足珍貴。

近些年來，隨着海外漢學的日益興盛，五山版漢籍也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但是目前，五山版在書籍版刻源流史中的地位仍然未能得到清晰認定。以《詩經》爲例，《詩經》作爲儒學基礎經典之一，在漫長的傳習刊刻過程中發展出了單經白文本、單經注本、經注附釋文本、單疏本、注疏合刻本等文獻形式，然而其中唯獨單經注本無完整宋代刻本或宋前抄本存世，而五山版《毛詩鄭箋》作爲單經注本形式的刻本，正有可能彌補這一版本演化系統中的缺環，因此，對其底本性質進行細緻考察是非常有必要的。

五山版《毛詩鄭箋》的現存版本較多，它們基本屬於同一版，但存在早印、晚印和修版的區别。劉玉才先生《〈毛詩鄭箋〉解題》云：“此本《毛詩鄭箋》二十卷，已知現有日本宫内廳書陵部、早稻田大學、静嘉堂文庫、成簣堂文庫、建仁寺兩足院、臺北故宫博物院存藏，據筆者目驗的宫内廳書陵部、早稻田大學、静嘉堂文庫藏本和成簣堂文庫藏本書影判斷，均左右雙邊、有界、半葉六行十六字，當屬同一版刻。宫内廳書陵部藏本爲初版印本，書志學者據其書風推斷爲南北朝時期刊本，書中有室町末期寫入的乎古止點及訓點。早稻田大學藏本有調整頁次、改刻版心頁碼之處，當爲訂正修補再印本，静嘉堂本似更爲後印。”1在此文所提及的《毛詩鄭箋》六處藏本中，早稻田大學藏本可通過其圖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瀏覽全書圖像（請求記號：1201623），它的影印版也被收入2018年出版的《日本五山版漢籍叢刊（第一輯）》之中，是國内較爲易得的版本。同時，其印次較早，又是日本明治時期著名書志學家島田翰的舊藏，因此，本文擬將此部《毛詩鄭箋》作爲研究對象，利用版本對校等研究方法，對其底本歸屬系統進行判定。

一、早稻田藏本信息介紹

島田翰（1879—1915），字彦楨，是明治時期著名書志學家。其父島田重禮（1838—1898），精通漢學，又喜藏書，藏書之處稱“雙桂園”。在父親的影響下，島田翰自幼便培養了對漢文化的濃厚興趣，他熱衷目録、版本、校勘之學，尤其擅長古籍版本鑒定。代表作《古文舊書考》一書，得到了中日兩國學者的一致贊譽，直到今天仍是研究海外漢籍的必讀之書。島田重禮去世後，其珍藏圖書便由幺子島田翰繼承，此《毛詩鄭箋》即在其中。之後，島田翰不僅對它進行了版本鑒定，還在每卷卷首加蓋了其父母的印章，以示其遞藏之序。

這部《毛詩鄭箋》爲二十卷本，每卷一册，凡二十册。每册四眼裝，朱紅色書衣，書簽題“毛詩鄭箋”四字。内葉左右雙欄，半葉六行，詩序、經文行十六字，傳、箋小字雙行，亦行十六字；細黑口，雙黑魚尾，版心刻“毛詩某卷”及頁碼。首卷卷端題“毛詩卷第一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國風鄭氏箋”，與書簽題名相對應，不附陸德明《經典釋文》，爲《毛詩》之單經注本。

全書捺島田氏之印甚夥，島田翰之印如“島田翰讀書記”竪長方陰文朱印、“島田氏雙桂園藏書記”正方陽文黑印；其父島田重禮之印如“篁邨島田氏家藏圖書”正方陽文朱印、“島田重禮”正方陰文朱印、“敬甫”正方陽文朱印；其母島田澄之印如“島田澄”圓形陽文朱印等。又有島田翰題記若干，依内容可分爲三種：一乃鑒定版本。其卷四卷端題識云：“島田翰彦楨審定舊刊覆宋麻沙本。”落款“明治己亥翰年廿一”，明治己亥即明治三十二年，公元1899年，正是島田重禮去世第二年。二記捺章之由，凡三處，文字略同。以卷十二末尾題識爲例，云：“每卷首捺先大夫及太夫人圖章者，記不忘其原也。翰謹記。”再結合上條落款年月，便可以推知，島田重禮所藏古籍最後由島田翰繼承了。三述珍藏之意。卷十卷端、卷十八卷端皆有墨書“島田翰珍藏”五字，捺印猶嫌不足，復加以親書，其寶愛之情於此可見一斑。另外，全書遍布墨書訓點及天頭批注，又有朱書訓點及批注若干，不知何人所加。

雖然島田翰認爲這部五山版《毛詩鄭箋》的底本爲“宋麻沙本”，但是之後的日本學者却有不同看法，他們基於書風特點進行判斷，認爲其與《古文尚書》、正平版《論語》一樣源自日本古抄本，如川瀨一馬《五山版の研究》即沿用此説2。僅根據版式和書風進行判斷，得出的結論也只能停留在底本的“外在形式”這一表面信息，而無法探知這一所謂“古抄本”的底本在文本内容上究竟屬於抄本系統還是刻本系統。而李振聚《〈毛詩注疏〉版本研究》一文則通過將這一島田翰藏本與宋毛居正《六經正誤》、元岳浚《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列興國本異文對比，認爲二者相接近，并由此推測“島本與興國本同出一源”3。李氏的研究方法較爲科學，但是對校材料較少，且混淆“興國軍學本”和“興國于氏本”，以致影響了結論的準確性 4。

二、五山本《毛詩鄭箋》對校舉隅

（一）參校諸本

五代國子監刊刻九經，成爲經書雕版印刷的開始，以此爲界，可將經書版本劃分爲抄本系統和刻本系統兩類。在這裏，“抄本系統”和“刻本系統”兩個概念是就文本特點而言，并非單指形式上爲抄寫還是刻印。“自五代國子監首次刊刻經注本，到北宋翻刻五代國子監本，過去紛繁傳抄、衆本紛紜的局面被完全改變，監本經書成爲國家標準教科書文本，頒賜各地學校、書院，發各路代售，許士民納錢摹印。其後各地民間經書版本漸出，底本皆沿襲國子監本。南宋各地州縣官府、學校所刻經注本等，亦莫不源自監本。可以説國子監本經書是經書版本系統的最初源頭，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5。五代國子監刊刻《九經》之前，經書多以手抄方式流傳，彼此之間不僅字體多異，更含有不少虚詞虚字，其中尤以“也”“之”“者”三字的使用最爲頻繁，它們或單獨出現，或組合爲“之也”“者也”的形式，以起到分隔連續的字詞訓詁和使雙行注文齊整化的作用 6。五代國子監刊刻諸經，統一文本，其經文部分以唐石經爲本，注文部分則由博士儒徒校勘後加入，在這一過程中，注文中的“也”字被大量删削，因此後世刻本，無論是經注附釋文本還是注疏合刻十行本，注文中都没有出現太多“也”字，這一現象可以通過對校現存抄本和刻本輕易發現。

本文的校勘將同時利用抄本系統和刻本系統的相關文獻，其中屬於抄本系統的文獻有：

1. 東洋文庫藏古抄本《毛詩唐風殘卷》。此抄本屬《毛詩》單經注本，現存《唐風·蟋蟀》至《鴇羽》八篇，凡百十三行，正文行十三至十五字不等，傳箋雙行，行十九至二十一字不等，係奈良朝士人據初唐寫本轉抄所成。以下簡稱“東洋本”或“日抄本”。

2. 敦煌出土《毛詩》殘卷。敦煌出土《毛詩》抄本數種，但如今却分藏各處，不便著録，而且同一寫卷也存在割裂現象，詳細説明恐煩贅言，故本文所參考的敦煌《毛詩》抄本，皆采用2008年張涌泉先生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中“群經類詩經之屬”的已有整理成果，統稱爲“敦煌本”，必要時也將參考原抄本影印件。

3. 足利學校遺迹圖書館藏《毛詩鄭箋》寫本。足利學校共藏有兩部《毛詩鄭箋》寫本。其中，甲本較早，但缺卷十一、十二、十七至二十這6卷，七行十四字書寫；乙本稍晚，保存完整，九行二十字書寫。這兩部寫本即山井鼎、物觀《七經孟子考文并補遺》所引“古本”，因足利學校所藏原本獲取不便，故本文校勘僅采納《七經孟子考文并補遺》中的“古本”異文，且沿用其“古本”之稱。

4. 静嘉堂文庫藏清原家抄本《毛詩鄭箋》中的“本乍”異文。此抄本作卷軸裝，行十四字，是清原宣賢以南宋刊本爲底本，校以清原家世代相傳舊本和其他宋刊本而形成的新版本，其上“本乍某”即表示家傳舊本異文。以下簡稱“清原家本”。

此外，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條目用字和其中提及的“一本”異文，以及《毛詩正義》標起止及“定本”“俗本”異文，也無疑屬於抄本系統，本文亦將一并參考。

屬於刻本系統的參校版本有：

1. 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巾箱本《毛詩》。此本爲經注附《釋文》本，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注文小字雙行二十二字，孝宗以後刻本。以下簡稱“巾箱本”。

2. 國家圖書館藏宋刻《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此本屬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正文前附《毛詩圖譜》與《四詩傳授之圖》，避諱隨意，風格似閩刻。以下簡稱“互注本”。

3. 故宫博物院藏宋刻《纂圖互注毛詩》。此本亦屬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正文之前附《毛詩舉要圖》《毛詩篇目》，秦孝儀《景印宋本纂圖互注毛詩序》云：“審其諱字、版式，殆爲寧宗後建安坊刻。”以下簡稱“纂圖本”。

4. 足利學校藏南宋刊十行本《毛詩注疏》。該本爲南宋建陽書坊所刊之注疏合刻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故稱“十行本”。十行本以經注釋音本爲底本，插入疏文，因此，它去掉疏文之後的部分可大致作爲一部經注附《釋文》本來使用。

5. 静嘉堂文庫藏清原家抄本《毛詩鄭箋》。此抄本底本爲南宋高宗、孝宗時刊本，清原宣賢據家本與其他宋刻本校勘處則以小字批注於旁，并未直接改動原文。竹添光鴻《毛詩會箋》用作底本的“卷子本”即此本。1994年由汲古書院影印出版，以下簡稱“静嘉堂本”。

（二）對校過程

出於取樣位置均衡及參校異文多少的考慮，本文首先選取了《召南·鵲巢》《邶風·柏舟》《鄘風·柏舟》《唐風·蟋蟀》和《小雅·魚藻之什·菀柳》五篇詩歌作爲重點對校篇目。在參校本方面，通過對參校諸本的先前比對，可知抄本系統和刻本系統内部也各有特點：在抄本系統中，《考文》古本和清原家本屬於同一體系，却與敦煌本之間存在明顯區别；在刻本系統中，由現存宋刻本歸納，能得到一些區别於抄本系統的共同異文。因此，爲了鮮明地體現五山本的文本特點，對校結果的展示將以“《考文》古本”7和“刻本系統”作爲參照對象。結果如下（表1、表2）：

由以上兩表可以看出，在所校勘的五篇詩中，以《鄘風·柏舟》爲界限，五山本前後呈現出相反的文本特點：前兩篇同於《考文》古本的條數大於同於刻本的條數，後三篇同於刻本的條數大於同於《考文》古本的條數。合其總數，亦是如此（表3）。

這一現象表明，在《邶風·柏舟》和《鄘風·柏舟》之間，或者説，從《邶風》中的某篇詩開始，五山本發生了某種顯著的變化，這一變化可能源自底本變更，也可能是底本未變而校勘的精粗程度發生了變化。變化之後，五山本中的虚詞，尤其是“也”字大量減少，其文本内容也逐漸與《考文》不一致起來。總而言之，五山本前半部分表現出明顯的抄本特徵，而後半部分則無疑屬於刻本系統。

經過對《邶風》各篇的校勘篩查，最終認定這一變化始於《邶風·凱風》一詩。在《凱風》前一篇《擊鼓》中，不僅同於《考文》古本的條數爲14條，在數量上遠大於其同於刻本系統的4條，而且以“也”字結尾處也都與《考文》古本相同，但到了《凱風》中，情况發生了明顯變化，與《考文》古本的相似性鋭減，而與刻本系統的一致性增强。見表4、表5，分别爲上表1、表2内容之補充。

這樣一來，不僅産生了新的問題：既然五山本在《凱風》之後所利用的底本屬於刻本系統無疑，那麽《凱風》之前的各篇中所表現出的抄本特徵，究竟是沿襲自抄本底本，還是據參校抄本更改所導致的呢？

從上述諸表可以看出，對於《凱風》之前的三篇詩而言，在包含異文的語句之中，除《邶風·柏舟》“大臣專恣”和《邶風·擊鼓》“山木曰林”兩條《考文》古本異文不通之外，其餘各句無論是從《考文》古本還是從刻本系統都可以講通，而且對句意的理解也大多没有根本區别 8。因此，無論是以刻本爲底本校以抄本，還是以抄本爲底本校以刻本，從邏輯上講都能成立。但實際上，在一個校勘過程中，底本和參校本都應該是具體的、確定的，然而，當我們面對一個未知文本，要還原它的形成過程，探究其底本和參校本時，却只能傾向於將更相似的那個文本當作底本，并同時對其中與底本不同的地方尋找一定的原因來進行解釋。具體到五山本上，即使在實際校勘過程中前後底本并未發生改變，只是據參校本校勘的精粗程度有所不同，也就是説，《凱風》前同樣以刻本爲底本，但是却幾乎毫無遺漏地照録了與底本不同的參校抄本異文，那麽它其實就已經與以抄本爲底本而參校刻本没有區别了。因此，在文本校勘結果顯示五山本《凱風》之前的文字與抄本系統更爲相似，且又没有確切證據表明五山本在校勘過程并未更换底本的情况下，也無妨説五山本在《凱風》之前是以抄本系統中的某個本子爲底本的。

這一論斷也可以找到一個旁證，那就是五山本的版式。五山本雖然是版刻印刷，但是在樣式上却與日本古抄本并無二致（參圖1、圖2），而這也正是川瀨一馬將其底本判斷爲日本古抄本的一個原因。從這些現象來看，五山本的刊刻者似乎起初是想要刊刻一部抄本的《毛詩鄭箋》，但後來却由於某種原因將底本更换爲了刻本，可是前面已經刊刻了許多，又不想重刻，所以就只能接續着刊刻了下去。當然也可能是，本來就想覆刻一部刻本，但這一刻本不全，缺少《凱風》前的部分，於是只能用已有抄本補全，但補上了内容，却無法還原字體和版式，所以又統一采取了抄本樣式和字體。無論是其中哪一種情况，五山本前半部分在刊刻時對於抄本的偏好都是毋庸置疑的。綜上所述，五山本在《邶風·凱風》之前所使用的底本屬抄本系統，從《凱風》開始使用的底本屬於刻本系統。

三、五山本底本推測

（一）《邶風·凱風》前底本

《毛詩》的抄本系統文獻有一個共同而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傳箋句末多“之”“也”“者”等虚詞，但這并不意味着這些抄本以虚詞結尾的句子都是相同的。舉例來説，連續單詞訓詁，刻本系統或每組皆無“也”字，或只於最後一組訓詁以“也”結尾，而抄本系統則每組訓詁皆有“也”字，如《唐風·蟋蟀》“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句毛傳，巾箱本、纂圖本、互注本作：“已，甚。康，樂。職，主也。”考文《古本》、敦煌本、東洋本作：“已，甚也。康，樂也。職，主也。”於前兩組“已甚”“康樂”下亦有“也”字。這是較爲普遍和固定的規律，但還有一些句末的虚詞的出現，在不同抄本間就不那麽固定了。如《邶風·柏舟》“汎彼柏舟”句毛傳，蜀石經作“汎汎，流貌”，《考文》古本、敦煌本“貌”下皆有“也”字；又如《邶風·柏舟》序箋“則賢者見侵害”，《考文》古本“害”下有“也”字，而敦煌本、蜀石經則無；再如《邶風·柏舟》箋“亦猶是也”，敦煌本無“也”字，《考文》古本、蜀石經則有。另外，句末虚詞也并不總是抄本有而刻本無，也存在抄本無而刻本有的情况，如《大雅·板》“价人維藩”句毛傳，刻本系統作：“价，善也。藩，屏也。”《考文》古本無二“也”字。又如《唐風·蟋蟀》“日月其邁”句毛傳，刻本系統作“邁，行也”，敦煌本“行”下無“也”字；再如《唐風·揚之水》“白石皓皓”句毛傳，刻本系統作“皓皓，潔白也”，東洋本“白”下無“也”字。

這些虚詞有時單獨出現，有時也以“之也”“者也”的形式組合出現。它們的有無在多數情况下不會影響讀者對於文意的理解，只是在書寫形式上讓注文變得更加整齊。正因如此，在五代國子監雕版九經，增入注文之時，就統一對虚詞進行了整合，之後的各種刻本，也都基本沿襲了五代監本對於虚詞的取捨。後來清原宣賢以家本校勘宋本，不録虚詞異文，應該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但實際上，在有些情况下，去掉虚詞也會稍微改變文義，尤其是對於句末“之”字而言。句末的“之”字，有時并非完全虚義，而是可以充當代詞。如《召南·騶虞》“于嗟乎騶虞”箋，刻本系統作：“于嗟者，美之也。”蜀石經無“之”字，作：“于嗟者，美也。”照蜀石經的本文，仿佛“于嗟”是“美”的意思，但加上“之”字後，“于嗟”感嘆的意味就出來了。又如《秦風·駟驖》“公之媚子，從公于狩”箋，刻本系統、敦煌本作：“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在這裏，“賢”是“親”的賓語，是名詞，而《考文》古本“也”上有“之”字，“賢”就變成了動詞，“之”字取代了原來“賢”的賓語位置，表示“親之賢之”。以上各例，“之”字的有無帶來了略有不同的兩種理解，可見即使是句末虚詞，也不可不謹慎對待。

静嘉堂本中保存的清原家本異文，没有古今字、異體字、虚詞如“之”“而”“也”等類型的異文，但是却很難斷言家本本身就不存在這些異文，而更可能是清原宣賢在記録時進行了有意篩選。静嘉堂本旁注中可以視作家本異文的有三類：第一類是某字“摺無”，其言下之意即“摺無本有”，表示家本較刻本底本多出的字；第二類是某字“本無”，表示家本較底本缺少的字；第三類是某字“本乍”，“乍”即“作”，表示家本與底本不同的字。這些異文主要都是實義詞，而且絶大多數與《考文》古本没有矛盾。因此，二者之間存在親緣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它們極可能來自同一個更早的抄本。清原家本與《考文》古本，也就是足利本之間的這種親緣關係，與當時的經書傳授實踐是密切相關的。倉石武四郎《日本中國學之發展》云：“《周易》等經書在當時似乎有江家與菅原家兩種訓點本，而足利學校采用的則是菅家訓點本以及繼承了菅家訓點的清家（即清原家）訓點本。而從現存的足利學校藏本可知，當時的清家時不時地責難（足利）學校，認爲他們的訓點有悖於清家的師法家傳，爲此學校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向師法家傳靠攏。”9由此可見，既然足利學校在傳授經書時使用了清原家的訓點本，那麽足利學校藏的這兩部抄本，就應該是源自某一時期清原家的家傳本 10。相比之下，敦煌本與它們之間差别就比較大了，反而與刻本系統更加接近。

在抄本系統的這兩個分支體系中，五山本與《考文》古本、家本的相似性明顯大於與敦煌本的相似性，它們不僅在具體用字上基本保持一致，而且句末出現“也”字的句子也大體相同。當然，五山本與《考文》古本也并不完全一樣，它異於古本的地方，也多没有對應的家本異文；而無古本異文的地方，排除掉五山本刊刻過程中可能産生的錯誤，其餘實義詞異文都與家本相合（詳見表6）。由此可見，雖然在没有直接比對古本和家本的情况下，不能説五山本的底本一定就是古本、家本之中的哪一個，但它毫無疑問與這兩個古抄本有着密切的親緣關係。如果再聯繫五山和足利學校共同的禪僧背景 11，就可以做出推測，《邶風·凱風》前五山本的底本，可能是來自於足利學校轉抄清原家傳舊本的一個抄本。

（二）《邶風·凱風》後底本

五山本《毛詩鄭箋》屬於經注本，但是在現存的《毛詩》宋刻本中，并没有同一種類的版本12，而都是晚於經注本出現的類型。因此，要探究五山本《邶風·凱風》後所依據的刻本底本，就需要首先釐清現存宋刻《毛詩》的體系。

在現存《毛詩》宋刻本中，《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和《纂圖互注毛詩》屬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毛詩注疏》爲十行注疏合刻本，它們都與南宋建安余仁仲萬卷堂刊刻的《九經》經注附釋文本有淵源關係。余仁仲《九經》刻本，現存僅《禮記》《公羊》《左傳》《穀梁》四種，雖然不及《毛詩》，但從其他經的情况來看，三者確實屬於同一體系。喬秀岩曾校勘《禮記》諸本經注異文，將余本、纂圖互注本、十行本歸爲同一系統，與撫州本、八行本構成的系統相區分，其云：“《唐石經》、撫州公使庫本、八行本爲一類，《唐石經》爲始祖，撫本爲現存最精最完本；余仁仲本、纂圖互注本、十行本以及閩、監、毛本爲一類，余仁仲本不妨假設爲此類文本之淵源，纂圖互注本與余仁仲本幾乎全同。”13刁小龍也對比過《公羊》版本，結論亦相似：“建陽余仁仲本與撫州本之間本别爲系統，而十行本注疏實皆取自余仁仲本。”14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三節對比《左傳》各本經傳及釋文異文，同樣發現“十行注疏本多同余仁仲本，而越刻八行本多同撫州本，形成明顯的兩個陣營”15，而且“特别是研易樓本、龍山書院刻纂圖互注本所附釋文與余仁仲本完全相同”16。王天然經過校勘《穀梁傳》衆本，也傾向於認爲余仁仲刊本《春秋穀梁傳》爲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祖本之可能 17。而本文對《毛詩》的異文校勘也同樣支持這一結論（表7）。

在現存四種《毛詩》宋刻本之中，巾箱本與另外三種纂圖本、互注本、十行本屬於兩個不同的體系，而後者都與余仁仲本有着較爲密切的關係。不僅經注之文如此，所附釋文亦差别較大。《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三著録此巾箱本《毛詩》云：“傳箋下即接釋文，不加識别。惟所音經注字皆作陰文，於釋文多所删改，與原書及注疏本不同。宋諱匡、殷、桓、覯、慎字有闕筆，而敦字不闕，孝宗以後刻本也。是本勝處往往與唐石經及宋小字本、相臺本合。”18從時間上看，余仁仲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附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余仁仲刻書識語云：“《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公羊》《穀梁》由於地位較末，刊本較少，刊刻時間通常要晚於《詩》《書》等經。如此一來，則此巾箱本與余仁仲本《毛詩》的刊刻基本同時或稍晚，其間或許没有直接的淵源關係。

五山本《凱風》之後的文字，與這兩個體系都不完全相同，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受到抄本校勘的影響。五山本《凱風》之後雖然是以宋刻本爲底本，但同時也利用抄本校改了一些文字，以《小雅·伐木》爲例，刻本系統之内無異文，敦煌本亦與刻本系統同，但五山本却與它們有六處不同，但除自身漏刻“粲然已儷𢹔矣陳其黍稷”之“儷𢹔矣”三字之外，其餘五處皆可在《考文》古本和清家本中找到對應，分别是“似於有朋友道然”，五山本、《考文》古本之一、清家本有“朋”字；“君子雖遷處於高位”，五山本、《考文》古本、清家本有“處”字；“則友生終相與和而齊功”，五山本、《考文》古本之一、清家本有“生”字；“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諸父”，五山本、《考文》古本、清家本有“諸”字；“亦本之也”，五山本、清家本有“也”字。由此反推，五山本與抄本系統不同的文字，就應該是沿襲底本而來，但它們亦與這兩個體系互有出入，這似乎暗示着底本屬於更早的某個刻本。如《鄭風·有女同車》傳“孟姜，齊長女”，《考文》古本、清家本無此傳，五山本與巾箱本同，而纂圖本、互注本、十行本“齊”後有“之”字，此同於巾箱本者；又如《鄭風·有女同車》箋“且閑習婦禮”，五山本同纂圖本、互注本、十行本，巾箱本、《考文》古本“且”作“又”，此同於余仁仲本體系者。

雖然《毛詩》單經注本的宋刻本不存，但南宋毛居正刊刻《六經》時撰作的《六經正誤》中，還保存了潭本、建本、興國本三種單經注本的異文。其中，“‘潭本’可能與‘撫州舊本’類似，是南宋前期潭州官府所刻經書版本。”19但潭本在《六經正誤》中只存釋文部分的異文，缺乏進一步比較的資料。《六經正誤》所引建本、興國本異文如下。因五山本是從《邶風·凱風》之後開始將刻本作爲底本的，所以在此僅列舉《凱風》之後各篇。

《邶風·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作剌誤。興國本作剌。静本剌

《谷風》“行道遟遟”：建本亦作遟，紹興注疏本、興國本皆作遲，是否相半，不敢改也。静本遲

《豳風·七月》“春日遟遟”：紹興注疏、建安、興國本皆作遲，不敢改也。同上

《小雅·鹿鳴》注“書曰篚厥玄黄”：作厥篚玄黄誤。興國及建本皆作篚厥。静本篚厥，家本作厥篚

《四牡》“周道逶遲”：正義同興國及建本皆作遲。

《南有嘉魚》注“罩罩籗也”：正義同，釋文亦同。興國、建本作篧。静本作篧

《采芑》“路車有奭”：作誤。……正義作，亦誤。興國、建本皆作。……今此詩當從奭，恐驚俗，姑從興國、建本作。静本

《正月》“役之圜土”：作圓誤。興國、建本皆作圜。静本圜

《大田》“盛陽氣贏”：作嬴誤。興國本作贏。静本嬴

《頍弁》箋“且今夕喜樂此酒”：喜作善，誤。建本作喜。静本喜，家本善

在這些異文中，五山本與興國本、建本大體一致，但也存在個别不同。與興國本之不同有一，《南有嘉魚》條，五山本作“籗”，非如興國本作“篧”；與建本之不同有二，《南有嘉魚》條同前文，又《頍弁》條，五山本作“善”，與建本作“喜”不同。

完整的興國軍學本《九經》，其《釋文》統一附於各經經末，與巾箱本、余仁仲本經注附釋文本的釋文部分直接接續傳箋之文的形式不同。以之爲底本，刊刻成如五山本一樣的單經注本形式，是比較自然和容易操作的。同時，興國軍學本雖然字數行款與五山本不同，但其大字經文與雙行小字注文每行字數一致的特點，與五山本是相同的。就目前所知的幾種宋刻本而言，興國軍學本的確可以説是最有可能成爲五山本底本的一種版本。再聯繫五山版中的其他經傳的情况，這一猜測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因爲像五山版《春秋經傳集解》，就是直接根據興國軍學本覆刻的，并且“相當忠實地繼承了興國軍本的版刻特徵與異文體系”20。

四、餘論

五山本底本前屬抄本系統後屬刻本系統的特殊形態反映出經書刊刻過程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也提醒我們在版本研究中有對全書進行整體觀照的必要。

雖然五山本在文本内容上前後采用了不同性質的底本，但是在外在形式上却保持了前後的一貫性，與日本古抄本别無二致，特别是在字體字形方面，俗字的使用十分普遍，這一現象不僅出現在《凱風》之前，《凱風》之後各篇亦是如此。五山本《凱風》之後的底本雖然是宋刻本，但却使用了大量在碑刻或抄本中常見的俗字，頗給人一種“舊瓶裝新酒”的感覺。五山本中的俗字，以《鄘風》爲例，就已經出現了數十處，如“ （箋）”“（奪）”“（淫）”“ （穆）”“ （俱）”“ （客）”“ （老）”“ （滿）”“ （誤）”“（欲）”“（蹤）”“（幽）”“（登）”“（升）”“（靈）”“（虚）”等。這些字在五山本中爲俗體，但并不代表在五山本用作底本的宋刻本中也是俗體，而更可能是五山本上板重書時有意爲之 21，因爲當時社會上或有崇尚奈良書風的風氣。

在這裏，我們不妨將五山版《毛詩鄭箋》與正平版《論語集解》做一對比，可能會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日本非佛典漢籍的刊刻，以鐮倉末期（正中年間，1324—1326）自宋版翻刻的《寒山詩》爲最早，儒書的刊行則更爲靠後，其中公認較早的即正平版《論語集解》（參圖3）。正平版《論語集解》共有雙跋本、單跋本、無跋本三種，據武内義雄《正平版論語源流考》研究，大阪圖書館所藏雙跋本爲正平祖版，而此版末尾刊記透露，正平版并非初刊，而是模刻舊版的覆刻本，其原版刊行時間大約在元應、元亨之際（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左右）22。這部《論語集解》所依據的底本爲清原教隆（1199—1265）寫定本，在版式上也采取了日本古抄本舊式，而且其末尾刊記稱：“學古神德楷法日下逸人貫書。”説明其版乃學古神德之楷書的日下一隱士名貫者所書。古神德乃奈良朝寫經生之名，可知日下逸人貫所擅長的應該是深受唐代書法影響的奈良書體。除正平版《論語集解》外，日下逸人貫書寫上板的和刻本還有元應刊本《産經》與元亨刊本《古文尚書》23，可見他的書風在當時是相當受歡迎的一種。五山本的字形、書風與之接近，而且前半部分也同樣與清原家本有淵源關係，如果由此進行大膽推測，或許五山本底本的拼合特徵，正表明它的刊刻處在正平版《論語集解》與五山版《春秋經傳集解》之間，也就是和刻儒籍底本從抄本到刻本的過渡時期。如此一來，五山本對於和刻漢籍的研究而言，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經書版刻源流的研究方面，五山本同樣不容忽視。前文考證，五山本《凱風》之後的底本，可能是興國軍學本。興國軍學本爲官修善本，黄震《修撫州六經跋》云：“《六經》官板，舊惟江西撫州、興國軍稱善本。己未虜騎偷渡，興國板已毁於火，獨撫州板尚存。”不僅如此，它的源頭更可能直指監本。日本宫内廳藏興國軍本《春秋經傳集解》卷末《經傳識異》後刊載的嘉定九年（1216）興國軍學教授聞人模刊書跋語云：“本學《五經》舊版，乃僉樞鄭公仲熊分教之日所刊，實紹興壬申歲也。歷時浸久，字畫漫滅，且缺《春秋》一經。嘉定甲戌夏，有孫緝來貳郡，嘗商略及此，但爲費浩瀚，未易遽就。越明年，司直趙公師夏易符是邦，模因有請，慨然領略，即相與捐金出粟。模亦撙節廪士之餘，督工鋟木。書將成，奏院葉公凱下車觀此，且惜五經舊板不稱。模於是并請於守貳，復得工費，更帥主學糧幕掾沈景淵同計置而更新之。乃按監本及參諸路本而校勘其一二舛誤，并考諸家字説而訂正其偏旁點畫，粗得大概，庶或有補於觀者云。嘉定丙子年正月望日聞人模敬書。”由跋可知，興國軍學原有紹興二十二年（1152）刊刻的《五經》舊版，但六十多年以來磨損嚴重，嘉定九年聞人模主持新刻《春秋》時，也對舊版重新進行了修補和校訂，而監本正是其中主要的參考版本，而且興國軍本《春秋經傳集解》在行款格式和卷末附全經總字數方面，也忠實地沿襲了監本舊式，這些迹象都顯示出二者之間所具有的密切關係。

雖然五山本中的確不乏形近而誤的錯字和不甚標準的字形，以致其底本被島田翰斥爲“麻沙本”，但也有不少文字優勝他本之處。如《豳風·東山》序箋“周公於是志意伸”，刻本系統缺“意”字，五山本不缺，與敦煌本、正義同。再如《小雅·六月》“飮御諸友，炰鱉膾鯉”箋“所以極歡之也”，諸宋刻本“歡”皆作“勸”，而五山本作“歡”，與《考文》古本之一本合，敦煌本作“懽”，同“歡”。今按：作“歡”是。前文“吉甫燕喜，既多受祉”箋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礼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此箋“所以極歡之也”，正與“則歡喜矣”相對，以言歡樂至極，無以復加之矣，故孔疏云“以盡其歡”，此其證一也。又燕禮主歡，《儀禮·燕禮》“小臣戒與者”鄭注云：“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群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飲酒以合會爲歡也。”吉甫既伐玁狁而歸，歷行久遠，故天子慰勞之，而非勉勵或勸酒之意，此其證二也。孔疏雖標起止作“勸之”，然而釋義無一字從“勸”，可見此誤由來久矣。綜上所述，五山本無疑是極具文獻價值的版本，本文的探討也不過是拋磚引玉，關於五山本的各項論題，還有待今後的進一步的研究。

1 劉玉才、[日]住吉朋彦主編，劉玉才解題《日本五山版漢籍叢刊（第一輯）·毛詩鄭箋》第二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174。

2 [日]川瀨一馬《五山版漢籍の研究》，東京：日本古書籍商協會，1970年，頁4。

3 李振聚《〈毛詩注疏〉版本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頁94。

4 李振聚云：“島田翰舊藏本與《六經正誤》《沿革例》中所述興國本相合。”（李振聚《〈毛詩注疏〉版本研究》，頁94。）但實際上，南宋毛居正《六經正誤》所列“興國本”乃興國軍學本。而元岳浚《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用於參考的“興國本”是“興國于氏本”的簡稱，爲南宋鶴林于氏棲雲閣所刻，二者并非一物。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經典釋文》的單刻與附入”對此有詳細考證，可參看。（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20—132。）

5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頁54。

6 “雙行注文齊整化”這一概念詳見張涌泉《敦煌寫本文獻學》第十五章，甘肅教育出版社， 2013年，頁497—534。

7 因清原宣賢在記録家本異文時有所選擇，删汰了“也”“之”“而”等虚詞異文，而相比之下，山井鼎和物觀在《考文并補遺》中對足利本的記録却相對完整，因此這一體系的對校以《考文》古本爲主，家本異文在必要時録入。

8 異文對句義有影響者只有《邶風·柏舟》“所以愠也”一條，《考文》古本“愠”下有“怒”字，包含着釋“愠”爲“怒”的意思，而刻本系統無“怒”字，正與孔疏“故己所以怨”的解釋相合，是釋“愠”爲“怨”，可見二者不同。

9 [日]倉石武四郎講述，杜軼文譯《日本中國學之發展》第四章《遣唐使廢止後至鐮倉時代的日宋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71。

10 這一結論還有一個輔助證據，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并補遺凡例》談到古本時稱：“所以識者，其《禮記》書尾猶存永和年中（1375—1378）清原良賢句讀舊跋。”可知《禮記》古本來自清原家，那麽《毛詩》古本也可能轉抄自此。

11 倉石武四郎《日本中國學之發展》稱：“明經家以朝廷爲中心，廣向僧俗傳授學問，而足利學校則是以五山爲中心向衆僧侣進行傳授。”（[日]倉石武四郎講述，杜軼文譯《日本中國學之發展》，頁71。）

12 雖然五山本《凱風》之前底本屬於清原家本體系，但《凱風》之後内容却與静嘉堂本不同，因此其底本并非清原宣賢所見宋本，應别屬一體系。

13 喬秀岩《〈禮記〉版本雜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頁109。

14 刁小龍《〈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版本小識》，《國學學刊》，2010年第4期，頁55。

15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頁389。

16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頁159。

17 王天然《唐宋元本〈春秋穀梁傳集解〉版本小識》，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頁26—27。

18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清人書目題跋叢刊》第三册，中華書局，1990年，頁42。

19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頁111。

20 張麗娟《興國軍學本與早期和刻本〈春秋經傳集解〉》，《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十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100。

21 也正因爲五山版《毛詩鄭箋》采取了不覆刻底本而是以日式書風重新書寫的形式，所以無法完全依靠避諱字來判斷其用作底本的宋刻本的具體年代。五山本避諱并不嚴格，匡、恒兩字時缺筆，但構、慎、敦字却無明顯的缺筆痕迹，以至於其底本還有北宋監本的可能。又據後文引興國軍本《春秋經傳集解》聞人模跋可知，興國軍本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監本面貌，因此五山本和興國軍本之間存在較高的相似度，也是合理的。另外，五山本還多用今字易古字，如“昏”作“婚”，“專專”作“團團”等。這些特徵與俗字一樣，都是五山本在書寫上板時統一改過的，并未沿用宋版原字。

22 [日]武内義雄著，俞士玲譯《正平版論語源流考—本邦舊抄本論語的兩個系統》，劉玉才主編《從抄本到刻本：中日〈論語〉文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84—423。

23 [日]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三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年，頁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