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国教历史：从书桌到讲台
- 姚平 王希主编
- 11809字
- 2025-03-28 19:22:45
华儿得宠
——在美国教美国史
今年是我来美国的第40个年头，也是正式执教25周年。虽然终身教授没有退休年龄的限制，但是自己打算将在几年内放下教鞭，专注研究和写作。可能出于自然，在自己教育生涯临近终点时，过去工作中的一些片段、琐事经常会浮现在眼前。正巧王希和姚平教授邀请我为这本书写篇短文，谈谈自己在美国的教学经历，我就把这些能回想起的经历笔录下来，凑成此文与大家分享一下。
我于1982年1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同月就匆匆投奔亲戚，来到美国堪萨斯州的维奇托市（Wichita）准备继续读书。由于成长于特殊的年代，中学期间学了几句俄语，大学学了两年的基础英语，没有很好的外语基础，只好先进维奇托州立大学（Wichita State University）的语言学校，补习英语。再加上自己没有一点语言天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连续考了十次托福，最后才勉强入读历史研究生。大概我已够资格去申请吉尼斯考托福次数最多的纪录。之后经过三年的学习，1986年我终于得到历史硕士学位。
在读硕期间，我修过一门堪萨斯州历史课，它的早期历史使我对美国的西部史产生了兴趣。在申请博士研究生时，我就申请了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的西部史专业。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墨西哥大学的西部史专业是美国最强的两个历史专业之一（另一个是耶鲁大学）。直到现在自己也无法想象为何他们竟会录取我这样一个学渣级别的人。我于1987年进入新墨西哥大学就读。俗话说，扬长避短，但我决定读美国西部史博士真可谓是扬短避长。与美国人竞争，没有一点优势。除了语言的差距之外，专业底子和文化背景也远不及土生土长的美国学生。在这样一种不利形势下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念。亲戚朋友中没有一个人看好我的将来。然而不管怎样，经过七年的努力，我终于在1994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虽然拿到了美国人称之为行会会员卡的博士学位，但是找工作又面临巨大的困难。教美国史的职位竞争最为激烈，往往一二百人争一个位子。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学校不太愿请一个外国人来教美国史。我连续找了两年工作，毫无收获。为了糊口，只能继续在餐馆当服务员，在原来读博的学校教一门美国通史课。同时修改我的论文，联系出版。但很多时候，在任何地方，一个人的机遇比才能更重要。就像杜鲁门总统曾经自嘲过，如果没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可能会一辈子在妓院弹钢琴谋生。我的机遇出现在1996年。那年科罗拉多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我的博士论文。我的论文是关于华人在爱达荷州淘金的历史。很少有人知道在19世纪，爱达荷属地近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是中国人。我的论文是对于此题的第一个个案研究，这给人以新鲜感，并且那年华盛顿州的东华盛顿大学（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要找一个教美国西部史的助理教授，同时也教西北部史（主要包括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而我的研究方向还算对口，在面试时我又是唯一手持出版合同的应聘者。这些优势帮助我得到了职位。
自1996年秋至今，我一直在东华盛顿大学历史系任教。东华盛顿大学创建于1882年，位于小镇切尼（Cheney），是一所约有一万名学生的师范性质的学校，主要目标是培养中小学老师，在美国排名约一千名。从三流学校毕业到四流学校就职，完全是门当户对。但对我个人一生来讲，相当于中了个乐透奖。我和历史界同行开玩笑，如把一生的收入加起来可真有几百万美金，所以我称我的这本处女作为“百万美元巨著”。有些研究西部史的朋友很欣赏我自我陶醉的态度，现在他们还用我这句话去勉励现在的博士生。
的确，让社会和学生能接受一个外国人来教本国历史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除了个人偏见与职业传统外，政治与文化环境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用颜色来解说当地政治环境，华盛顿州算是蓝州，但我住的地区是坚定的红色根据地。有时选举结果显示更是红得发紫。这里在种族上也是美国最白的地区。在我刚到时，东华盛顿大学的白人学生占百分之九十二。每个学期第一天走进教室时，可以看到许多学生脸上露出的惊奇表情。仿佛在问，“你是否走错了教室？”有一次，一位来自蒙大拿州的愤青学生的爷爷甚至写信给校长抱怨，“你们怎么让一个外国人来教美国史？这么不爱国？”当然学校不会向这个具有种族偏见的家长低头。说来也巧，没过几年我们系要招聘一名教亚洲史的教授。我也是招聘委员会成员之一。结果，经过全国招聘，最强的一位应聘者是来自美国南方的白人，最终他被雇用了。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史，因为他小时候在台湾长大，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最终在夏威夷大学拿了中国史博士。除了懂中文和西班牙文外，他连阅读没有点校的文言文都很轻松。于是这二十年来我们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华人教美国史；一个白人教中国史。其实这也是美国多元化的很好的体现。
上面简单地列举了几个在美国教美国史的先天障碍，包括个人的缺陷和外在的环境。但既然已进入这个行业，就必须把工作做好。同时为了生存，绝无退路。我依然拿出读博时的勇气和韧劲去对待自己的职业。虽然无法消除一些先天不足，特别在语言方面像口音、语调、俚语掌握等，但是在许多其他方面存在着充分可改进的空间。一些方面的强项可弥补其他薄弱的环节，正如我们先贤所讲的取长补短。
过去在中国常常听人讲史地不分家。的确很有道理。如果对地理环境不熟悉的话，很难把课讲得生动。特别是我教西部史和西北部地方史，在对地理环境的熟悉和了解方面要求更高。如果对城镇、县区、山脉、河流、峡谷和森林没有一点概念的话，学生马上知道你是个“水货”，因为他们的家就在这些地方。再加上西部史的发展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有极大的关联，譬如皮毛交易、探险淘金、通信交通、伐木捕鱼、放牧屯垦等。哪怕是讲政治史，州县边界争议与划分、各种战争冲突情况、印第安人保留区的建立等都与地理环境分不开。一定要实地去观察过，才会有深刻的感性认识。例如，西北地区是罗斯福新政水利建设最大的两个受益地区之一（另一个是南方），如想深刻了解它是如何改变某一特定区域或县市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必须去看看哥伦比亚河及其支流上大大小小的水坝，知道它们的具体位置。这也不是一两个月所能做到的事。但不如此，简直无法教地方史。
要想对一个地方、区域和国家建立起一个深刻的地理概念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事，要靠长期积累。从学生时期起我就比较注重实地考察。凡是有外出旅行机会，无论哪个朋友相约，我都乐于奉陪。我在美国著名的大平原中心堪萨斯州待了五年，在具有浓厚西南文化的新墨西哥州住了九年。后者与亚利桑那州、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一起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的黄金圈。为了筹款做博士论文，我还辍学一年半帮国家公园管理局撰写了国家公园（新墨西哥州的联邦兵营）的管理史。这些考察与调查使我对这一地区的地形地貌有比较好的了解。后来自己的三本学术著作也是关于三个不同的州：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科罗拉多州。为了省钱，在去各地档案馆、县法院、图书馆找资料时，我都自带帐篷，露营过夜，用一个小汽油炉烧水煮食，夏天就跳进河里洗个免费澡。现在经济条件大有改善，外出做研究时仍选择住民宿、青年旅馆或便宜的汽车旅馆。我宁可把钱花在晚上去酒吧，这样更能了解当地风俗。如不赶路，我一般不上州际高速，而走乡镇小道。这给我更多机会熟悉地理环境。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不仅到过所有的西部州，而且造访过许许多多的偏僻角落和历史遗迹。例如，位于爱达荷州与俄勒冈州中间的地狱峡谷（Hells Canyon），这是美国最深的峡谷，比举世闻名的大峡谷（Grand Canyon）还深，极少人能涉足此地，因为地势险峻，河流湍急，暗礁林立。只有坐特制的吃水很浅的快速艇才能深入峡谷。有好几年，我们系申请到了联邦政府的“爱国主义历史教育”（Teaching American History Grant）活动经费，用以做暑期培训。我组织当地的中小学老师去参观西北地区的名胜古迹，其中就包括地狱峡谷。在一整天内，我们深入峡谷约80公里，到达了几乎是美国最偏僻之地（不包括阿拉斯加某些地方），老师们看后个个赞叹不已。只要政府慷慨解囊，哪怕最偏僻的边疆地区，我们都愿意去。在讲课时拥有丰富的地理知识不但不会给人以纸上谈兵的感觉，还会使学生敬佩你“游山玩水”的真才实学。
与教理工科目不同，教文科课程，特别是历史，需要有相对较好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除了语言上的先天性障碍，我们成年后才来到美国的人在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这方面也特别欠缺，很难彻底弥补。但就像面对语言的困难一样，绝不能轻易放弃，也要知难而进。记得在读博时，一位教授看到我经常一人坐在图书馆看书，便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讲，天天自习不是很好的学习方式。一个人从其他同学那里学到的东西要远远比从教授那里学到的多得多。他鼓励我多与美国同学交往，这是补习文化背景知识的捷径。按照他的建议，我就与美国同学打成一片，参加他们的各种聚会。的确如他所说，我觉得在咖啡馆和酒吧里学到了许多在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同时也结交了几个终身好友。虽然大家分开已近30年，各自在不同的地方教书，但是仍然经常互通电话，甚至互相拜访，无所不谈。
在美国，特别在校园里，交谈时最常见的两个话题是音乐和体育。如果对这些一窍不通，很难加入人们交谈的行列，因为绝大多数学生不太喜欢书呆子型的教授。由于种种原因，我对现代音乐的了解始终相当薄弱，但我用体育知识和经历的长处来补音乐修养欠缺的短处。由于从小喜欢体育运动，参加过田径和许多球类项目，到美国后对一些体育项目仍追踪关注，与年轻人就有一些共同语言。二十年前我去报考培训成为羽毛球裁判。经过培训、笔试、考核，先当上了州级裁判。过了几年，又经过一轮难度更高的考核之后成了美国国家一级裁判，现在已是国家二级裁判（三级最高），每年指定要去几个全国比赛当裁判。偶尔羽毛球协会还会派我去参加国际比赛。凡是我去做裁判时，不是请人代课就是停一两天课。我对学生严肃地讲，体育比读书更重要。虽然是不务正业，但是学生对我反而有敬畏感，知道老师不是一个蛀书虫。
前面已经讲了不少困难和磨炼，现在言归正传，来谈谈我是怎样教美国史的。我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一年级的美国通史、三年级的西部史、西部文化与种族、西北部史、亚裔美国人史和研究生的西部史学史。我刚到学校时，历史系有十四五名全职教授、四五名兼职讲师。现在只有十一名全职（包括助理、副、正）教授。根据西方通识教育传统，每个学生不论专业，在一二年级时必须修“美国通史”或“世界通史”（过去叫“西方文明史”）。每个美国史专业的教授须教一年级的美国通史，其他专业的教世界通史。所以我每年要上好几遍美国通史。大学美国通史一般分两学期（季）上。我们学校采用学季制。一年三个学季（不包括暑期），每学季上十周课，一周考试。第一学季的内容从印第安早期文化到1877年重建结束，第二学季的内容从1877年到今天。通史课的人数一般在五十到六十之间。虽然自己没有一点演员的长相，但上台作秀欲望还特强。听众越多，上课精神越好。所以，教一年级的通史课对我还蛮有吸引力。
虽然公共课程要遵循学校的一些基本要求，但每个老师有相对比较宽松的教学自由。老师可自定教学大纲和课程规章，选择教本，规划重点和授课方式。我们系每学季开好几门美国通史课，教法各人各异。这些年来我教美国通史的总趋势是越教越浅。像大多数助理教授一样，刚来时通常要求学生知道太多历史事实，似乎用研究生的标准去要求一年级的学生。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譬如每堂课讲十件历史事件，过一个星期，学生一件都记不住。倒还不如每次讲三个事件，或许他们能记住两件。我记得一位教授曾经风趣地对我们讲，在教学中，“三”是最好的一个数字。如一个事件有五个历史原因，就把它们合并为三个；如只有两个原因，那就自己再编造一个。其实，这位教授的笑话里藏着深刻的道理，可以便于学生记忆。所以我每天上课给学生的提纲也大都是“三”，“三”，“三”。
还有就是历史专业生源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学里有百分之五的学生选历史专业。半个世纪后，历史专业的学生占比少于百分之一。在一年级通史课上几乎没有历史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再者，学生的总体质量问题。我们这里是贫穷蓝领居多的农业地区，大部分学生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学生本身的素质和求知愿望相对差一些。还有，美国允许一些高中生到大学预修几门一年级的课程。美国通史就成了他们的首选课程之一。这样每门通史课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高中生，有时甚至多于一半。这样，我的作用也随之下滑，实际上已从一所无名学校的教授降为了一名普通中学老师。我也在办公室外的名牌上给自己加了个“名誉教授”（“Honorary Professor”）的头衔。不仔细看，学生还以为我又升了一级。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必须因“材”施教。如要求这些学生在十个星期内读上千页的教科书，记住许多事件、人物、时间和概念是不切实际的。大家也知道几乎没有学生会逐字逐句去念教科书。所以我现在选用相对薄一点的，由斯坦福大学主编的《美国的怒吼》[45]做教科书。这本书最大的好处是它有免费的电子资源。可帮助我们这里的无产阶级子弟减轻一点经济压力。同时我还选用由朱尔·本杰明编著的《历史学生手册》[46]让学生了解一点历史学的基本概念。我把第一学期的教学重点放在区域冲突上；第二学期的内容则侧重改革和平权。因为绝大部分学生今后不会当历史学家，所以没必要让他们记住太多的具体年代和人名。加上现代科技和网络的进步，随时随地都可查到具体的信息。通史课主要应让他们熟悉美国历史发展的大概脉络，有个大轮廓已经非常不错了。因此，我经常提醒他们注意大画面和重要概念。但每当我向全班严厉要求所有人必须记住1812年美英战争是在哪一年爆发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是在哪个城市发生的，总会引来哄堂大笑。
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课堂教育中，历史学科既是社会科学又是人文学科，它有科学的严谨性，同时也需要艺术的创造性。大家知道，教学的很大一部分是表演艺术。神态、目光、语调、手势、服装和道具等都可对教学内容产生影响。这么多年来，我收集了各种图案的领带和徽章。根据每天上课的内容，佩戴相应的领带或徽章。在学生慢慢熟悉、适应了我的道具时，偶尔也会给他们制造一些意外。例如，在讲1812年美英战争的那节课时，我当然会佩戴美国国旗的徽章。但讲20世纪初第二次三K党兴起的那天，我又会戴着美国国旗的徽章进教室。在讲到这些种族主义者如何利用爱国主义大旗来掩盖他们的罪恶行径时，我会突然看看我胸前佩戴的美国国旗徽章，对学生道歉说今天匆忙拿错了徽章，我不是三K党成员。然后，拿下美国国旗徽章，换上华盛顿州旗的徽章，再讽刺一下当今的政客后，继续讲课。在特殊的日子，我还会有特殊的打扮。譬如，在万圣节那天，我们系的一些教授会根据他们的专业，打扮成相应的历史人物。教中国史的那位白人教授会打扮成私塾老师或红卫兵小将。我一般打扮成一个19世纪西部的治安长官。学生走近时会发觉我网购的大警徽上的明确职位是“堪萨斯城妓院巡视员”（“Kansas City Brothel Inspector”）。我告诉他们，靠巡视员的特权可享受买一送一的官员优惠价。
兴趣常常是学习的主要动力。提高学生对美国史的兴趣也是我下功夫的地方。经过这么多年教学实践，我知道学生对哪些内容感兴趣，对哪些不感兴趣。譬如，杰克逊总统摧毁第二国家银行和他与副总统卡尔霍恩的关税之争都是很重要的事件，但学生对这些一点没兴趣。只要快速提一下即可，倒还不如多花些时间讲讲杰克逊总统怎样强迁印第安人到西部的悲剧。再举一例，在讲19世纪后期人民党运动的众多主张时，一年级的学生很难理解（金银）复本位制和金银兑换比例之争的议题。因此，我就多谈谈渐进个人所得税和直选联邦参议员的主张。同时再插入点有趣的故事，例如蒙哥马利沃德和希尔斯邮购公司的兴起。在讲19世纪城市发展时，我会花一小节谈谈百货公司的兴起，以及它怎样影响了美国的社会改变，包括社会平等、妇女就职、公共教育、购物习惯等。很多能联系到学生现实生活的史实也能增加他们的兴趣。在讲述淘金浪潮时，绝不能忘记加入牛仔裤为何和如何问世的故事。哪怕是原本枯燥的移民屯垦题目，如你谈一谈铁丝网的发明和改良风车的出现，学生马上兴趣倍增。直到现在，学生每天在上学的路上都能看到这些东西。凡是能联系到当今生活的历史事件或物品都会给学生有一种亲切感。我基本上保证每堂课都有一些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内容，无论是令人惊讶的数据，历史趣闻还是政治笑话。有时还要反应迅速，根据即时新闻创制笑话。逐渐地，风趣和幽默成了我的品牌，得到系里同事的公认。有些学生会在大学期间选修我的好几门课，最后我只能向他们道歉说我已没有新的笑话了。
考试和作业是每门课的重要环节。它们不只是为了测试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更主要是训练、提高他们的技能。我每个学期会安排一次期中考和一次期末考。考试题目都为选择题，主要目的是让他们熟悉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概念，这种测试方法在世界各地都大同小异。同时每个学生需要写三篇短文章，每篇五百到六百字。其中包括，我给他们提供一份大约半页长的历史文件，要他们写一篇短文来分析所提供的历史文件。例如，在讲授镀金时代历史时，我选择劳工领袖艾拉·斯图尔德（Ira Steward）的《第二次独立宣言》（“A Second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879）中的几段，要求学生回答为什么这份文件要用这个题目，同时分析镀金时代的贫富差异、阶级冲突、劳工要求及政府态度。我认为这个要求对学生来讲不能算难。但学生写作能力薄弱是当今的一个重大问题。我记得在读大学时，许多同学的写作水平完全达到了出版的标准。但在美国很少碰到一个能写稍微像样文章的一二年级的学生。我想，可能是随着人类知识结构的改变，现在学生被要求学的科目越来越多，自然在某一单科上花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因此，写作水平普遍下降是必然的。过去老罗斯福总统的大学四年级论文能出版成书，这对现在的学生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学生写作通常出现的问题是每段缺乏主题句，整篇文章充满了联系动词句（B-verb sentence）、被动语态句和意义混乱句。连这些基本写作原则都没概念，更不要提文章通顺、流畅和优美了。因为掌握写作能力是学习历史的必要前提，所以学校在进行教改后，每一门一年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都必须有加强学生写作训练的内容。更何况，绝大多数修通史的学生不是历史专业的，对他们来讲提高写作能力比掌握一点历史技能更重要。学生经常抱怨，为什么你们历史教授在改作业时这么关注写作问题，给的评语比英语教授给的还多。我半开玩笑地回答他们，因为历史学家高一个档次。
接下来谈谈高年级的历史教学。美国本科三四年级开始分科，学生主修自己的专业课。因此在三四年级的历史课堂上，绝大多数的学生是历史（History）和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专业的学生。[47]按照华盛顿州教育部门规定，光拿到四年制的历史学位是不能当中小学老师的，必须有五年制的社会研究专业学位（其中一年学教育学课程）才能获得教师执照。我的美国西北部史课程是想拿中小学社会研究（包括历史）教师执照的学生的必修课，因此这门课的生源有保障，同时还有“生杀大权”。相比起来，历史专业的学生就差些，人数也少些。除非去读研究生或进法学院，一个历史专业毕业生一般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尤其是我们这种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即是失业。所以我们尽量鼓励学生去拿社会研究专业学位，当中小学老师。这也是目前我们所承受的巨大的痛苦。如不支持人去修历史专业，历史学家等于自打耳光。如误导太多学生修历史专业，培养一大堆啃老族，则良心备受谴责。现在美国大多数中小型大学的历史系逐渐沦为辅助科系，主要为通识教育服务。我在这三四十年里目睹了历史教育界（同时也是整个美国高等教育）无法想象的巨变；与我读博时的情况相比，已面目全非。对于这种变化，我们无法评论是好是坏，因为世界在变化，社会在进步，我们只能去适应变化。
不管如何，高年级课堂里学生的学习态度相对端正许多。根据规定，社会研究专业学生的每门历史课的成绩必须是良以上。除了这一外在压力，学生自己对历史的兴趣也高许多。尽管如此，上课时还是要有一些吸引他们的内容。高年级的课程设置与通史课设置有明显区别。高年级课程一般不使用教科书，我的授课会为学生提供基本的历史框架。此外我要求学生读三本关于不同题材和不同时期的专著，并撰写书评。阅读专著不但使学生对某一问题有更深了解，而且提供给学生熟悉历史研究方法的良好示范。高年级课程会设置几节讨论课，每班人数限制在15人至25人之间，大多数学生有机会发言。
我教的几门高年级课程大多是区域和地方史。前面已提到，教授区域和地方史对当地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比较深的了解。除了对地理环境外，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也要进行实地考察和亲身体验。许多东西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要想知道一个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最好打入各个机构进行观察。在美国一个教授评定职称和升迁需要考察三个方面的能力：教学、学术和服务。服务包括校内和校外。所以我就找一些义务工作，既能满足职称评定的要求，同时也帮助我增进对社会的了解，一箭双雕。我做过几年华盛顿州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董事会一年开两次会，为博物馆制定总方针。因为州博物馆在塔科马市（Tacoma），离我所在的城市有五百公里，每次开会我还要坐飞机过去。我还曾经是斯波坎县（Spokane County）的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成员。许多地方通过免税方法鼓励人们去修缮、保护古建筑。修缮完成之后，屋主可向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提出申请。先核对档案（包括原图纸和历史照片），然后实地查看，最后听证投票。成功的话，屋主可免十年的地产税。有一家酒店因此而被免了一百万美元的税。
虽然我在2006年已升任正教授，没有什么压力。但如有空，仍去做些社区服务，多多接触社会。对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来讲，地方选举远远比联邦选举重要得多。抱着学习的心态，最近几年我参加了本县的一些政党活动，包括竞选工作和党组建设。美国联邦制的政治体制，选举运作大概是全世界最复杂的。每个州和县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很多细节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有学无止境之感。因为我勤勤恳恳，深知敬畏，县党委领导还想拉我去竞选“街道党委书记”（party precinct officer）的职位。那可能要等退休之后再做考虑了。
每位教师的教育生涯多多少少会受到行政工作的影响。在美国大学里系主任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院校领导视系主任为官僚机构的走卒，在系里彻底贯彻执行上级的政策；教授却把系主任当成群众代表，为他们上访、维权。虽然系主任每年可多得一个月的工资，减少几门课，但是各种烦恼绝对会使人减短寿命，得不偿失。因为没有人想当系主任，我们系采取轮流执政制。到了2014年，我也无法躲过，只能勉为其难出任系主任，一届四年。四年到期时，我的指定接班人刚被选为学校的工会主席。这个职位极其重要，有关大家的钱包大小。为了帮人帮己，我同意再干半届系主任。这样我一共做了六年的系主任，2019年刚刚卸任。今年我们历史系将与外语系和人类学系合并成立新的全球研究系（Department of Global Studies）。虽然学校的这一决定是出于财政上的无奈，但是对院内的学术交流、教授间的互动和安排学生出国学习来讲，反而使教学变得更健康，更有生气。
做系主任期间，我的宏远规划是精兵简政，砍掉我系的硕士点。正如刚才所讲，美国的历史专业正在以极大的速度萎缩。培养研究生相当费钱，像我们这样的小学校已达到在经济上很难承受的地步。倒还不如把资源集中在本科生身上。我主张大量资助学生去国外短期学习、访问。由于经济原因，我们这里老红区的工农子弟相对闭塞，许多人一生连飞机都没坐过。让他们去第一或第二世界开开眼界，哪怕只出去一次，两个星期，都会使他们受益无穷（美国有的地方很贫困，自嘲属于第三世界）。只要学生来申请，我就尽量多批钱给他们。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认为我是个反博雅教育的功利主义者。但我认为，我既是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个现实主义者。我对历史无限地热爱，生长于一个历史教育者的家庭，我父亲一生教了近五十年的历史，我自中学开始就对历史感兴趣，到现在也有半个世纪，仍不忘初心。
虽然面对残酷的现实，系里的几个理想主义者仍然不愿放弃硕士点。结果通过妥协，系里最后决定保留很小的硕士点，只培养公共史学硕士生。在这方面我校的确有优越的条件，全世界第一家电子档案馆就坐落在我们校园里。二十年前，由州政府出钱、微软公司出技术建立了一座电子档案馆，因为现在大多政府文件都是以电子形式出现，如何保存这些文件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华盛顿州还是很有远见的。后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派人员到我们这里来考察、学习。大大缩小了传统的硕士班后，我系现创建了一个网课硕士班，主要面向在职中小学老师。在经济上，网课硕士班采用自负盈亏的方式。这样对系的财政预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干扰。除了帮助募捐奖学金基金外，硕士班的改革可以算是我当系主任的一个重要成就。虽然这是行政事项，但也与历史教学紧密相连，让我们思考怎么在21世纪的新时代里更有效地培养学生，提高历史教学质量。
课堂授课只是历史教学的一部分。其实，许多历史教学是在课堂外进行的。美国有个全国性的大学历史学生荣誉联谊会（Phi Alpha Theta）[48]，在大多数学校都有支部。我当过几年他们的指导老师。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学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专业技能。除了各支部自己搞活动外，各地区组织每年举办历史年会，让研究生和大学生去交流论文，练习讲读论文的能力。西北地区分部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分部，包含地域广阔，包括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蒙大拿州和阿拉斯加州。每年出席的人数在二百人左右。由各大学轮流主持举办。我也组织举办过一次年会。最近二十年里，我每年春天都自告奋勇带领学生去其他州或城市参加历史年会，给予他们支持和鼓励。
历史年会有基本流程。每个发言人只有20分钟时间。发言超时是经常发生的事，也是个棘手问题。所以我要求学生把他们的发言稿压缩到九页至九页半。一般速度是两分钟念一页。即使加些停顿，也不会超时。出发前一两个星期，先在自己学校进行彩排，老师们给学生提出修正意见。在年会上，如果我担当某天会议的主持者，我会拿出我的体育裁判工具：黄牌和红牌。会议开始前，预告所有参会者：如我亮出黄牌，意味着发言时间只剩下两分钟，发言人应准备收尾结束；如我亮出红牌，发言人必须在30秒内停止。我在重大全国历史年会上也采用同样方法，不管你是谁，大师还是大痴，一律同等对待。我认为发言人超时是对其他发言者的不尊重，极不礼貌。对学生来讲，更不能让他们养成这个职业上的坏习惯。现在历史同行们认为我的这个方式很有特色。一天的会议结束，老师会与学生一起就餐，喝酒，聊天，这也帮助增进师生情谊并提高学生参与下一年会议的积极性。
中学生是我们历史专业的未来和希望，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美国每年举行一次全国中学生历史竞赛，称为“国家历史日”（National History Day）。比赛一共分三阶段进行：地区、州和全国。地区比赛各项目的前三名参加州比赛，州的前三名参加全国总决赛。每年夏天，全国总决赛在马里兰大学举行。而东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每年负责举办本州东部赛区的比赛（包括十几个县）。我们要花很多人力与物力。比赛包括如下一些项目：图文展示、纪录影片、戏剧表演、历史论文、网站设计等。每年全国有统一主题，对各项目有严格的具体要求。这25年来，我每年都主动担任评委或帮助组织竞赛。有的学生作品的水准之高都使我们感到惊讶。特别是纪录影片和网站设计类，许多参赛作品真已达到专业水平。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是帮助整个社会增强对历史学的喜爱。虽然不指望所有的人成为历史学家，但是多学些历史可使许多人将来成为更有责任感的公民。
历史学界需要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需要大量的普通的历史教员来推广历史教育。如果把象牙塔里的大师比作国家队教练，我就是一个热衷的少体校指导。正因为有成千上万的少体校指导每天的辛勤训练，包括纠正小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发掘优秀苗子和帮助他们提高体能，才会有国家队教练站在领奖台上一刻的荣誉。我出于对历史学的热爱，对每天的基础教学工作毫无怨言。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周围许多市县里的中小学老师都曾经是我的学生。还有一些过去的学生现在也当了教授、律师或研究人员。在街上和商场里经常会碰到以前的学生，真有桃李满天下的喜悦。哪怕是在一年级的美国通史课上，偶尔也会碰到一些惊喜。已有至少两次，两个学生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在二十年前曾修过我的课。我马上向全班表示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我同时警告全班，我不想哪一天听到一个学生告诉我四十年前他的祖父母曾修过我的课。如果此事发生，我会立刻走出教室，不辞而别。
以上讲述的是我在美国四十年学美国史和教美国史过程中一些能回想起的片段。因为此文重点是围绕历史教学展开，所以我没有机会与大家交流我研究治学的经历，非常抱歉。今后有机会再与同行互谈。无论在人生道路上，还是在职业生涯中，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外在条件选择前进的方法。希望学生不要简单模仿我的经历或是走我的弯路，而是开拓出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