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生、夏侯始昌始作说献疑

关于《五行传》的作者问题，先后出现四种观点：第一，以《五行传》出自伏生及其弟子，为郑玄《尚书大传序》所倡故说，程元敏、侯金满、马楠有进一步论述1。第二，以《五行传》出自刘向，晋人王嘉《拾遗记》始见此说2，广见于《新唐书·五行志》等中古文献3，是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在流传过程中一度被误题为《洪范五行传》后导致的讹说。第三，以《五行传》出自先秦，经伏生、夏侯始昌传习后为汉儒所知，程廷祚、王鸣盛均持此说4。第四，以《五行传》成于夏侯始昌，为赵翼所主5，缪凤林、徐复观、齋木哲郎、刘起釪、陈侃理、徐兴无、任蜜林等均有论证6，近年来影响最大。

持伏生所作说的学者认为，《五行传》既属《尚书大传》，后者出自伏生，则《五行传》自然出于伏生。不过，这一推论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王鸣盛、袁钧、皮锡瑞等均认为《大传》自有一篇《洪范传》说解《洪范》7，其引文颇见于中古文献，《大传》与《五行传》实各为一书。不过，验诸汉代文献，此说难以成立。侯金满举出《汉书·楚元王传》赞语称“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之例8，可证班固所见《五行传》已为《尚书大传》之一篇。其实类似例证还有《白虎通·灾变》:“妖者，何谓也？衣服乍大乍小，言语非常。故《尚书大传》曰：‘时则有服妖也。’孽者，何谓也？曰：介虫生为非常。《尚书大传》云：‘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龟孽’。”9这些引文显然均出自《五行传》，而《白虎通》自称引用《尚书大传》，足证班固所见本《五行传》已属《尚书大传》。从篇数上看，《汉书·艺文志》著录《传》四十一篇，与大、小夏侯章句、解诂各为二十九卷(篇)并不相合，可知《传》四十一篇并非与《尚书》诸篇逐一对应者，即便其中有一篇关注经文训释的《洪范传》，也不足以否认另有一篇更富演绎色彩的《洪范五行传》。

伏生所作说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尚书大传》出于《汉书·艺文志》所载《传》四十一篇，但后者不题作者，《大传》出自伏生说实肇自郑玄，其说是否可信，同样值得讨论。《玉海》所录《中兴书目》载郑玄《尚书大传序》佚文是今日所见有关《大传》成书过程的最早记述：

(伏)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向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10

郑玄以《大传》之学源出伏生，至张生、欧阳生等弟子乃将师说书于竹帛，类似《公羊传》《穀梁传》等早期经传的成书过程。至《经典释文》乃于《尚书大传》下小字注云“伏生作”11，而《隋书·经籍志》则径言“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12，伏生逐渐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大传》“作者”。其实，《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经传说记，多以作者姓氏名篇，如《易》类有《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书》类有《欧阳说义》二篇，《礼》类有《王史氏》二十一篇，《乐》类有《王禹记》二十四篇，《孝经》类有《长孙氏说》一篇、《江氏说》一篇等，间注其名字、籍贯、职官、师学背景，显示汉儒撰作经传多已有著其名氏的意识。部分经传以师法名篇，如《诗》类《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春秋》类《公羊外传》五十篇、《穀梁外传》二十篇等，当为师法弟子累世纂集之书。有些虽不以作者名篇，但于注文揭出作者，如《春秋》类《国语》二十一篇注云“左丘明著”,《楚汉春秋》九篇注云“陆贾所记”，小学类《凡将》一篇注云“司马相如作”,《训纂》一篇注云“扬雄作”。有的甚至不惮繁复，细致注出各章作者，如小学类《苍颉》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有些即便无法确定具体作者，也尽量交代其出处，如《易》类《淮南道训》二篇注云“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书》类《周书》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记”,《礼》类《记》百三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13显示刘歆、班固已具备强烈的作者意识。至于完全不题作者姓字者，一部分出自汉廷文书，如各经石渠《议奏》与《五经杂议》十八篇、《封禅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汉著纪》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均出自官守，故不题作者；一部分冠以“古”“杂”名，如《易》类《古五子》十八篇、《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诗》类《齐杂记》十八卷、《礼》类《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春秋》类《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太古以来年纪》二篇、《孝经》类《杂传》四篇，应为刘向纂集佚名文献而成，故不言作者；还有一部分围绕某一主题展开，如《神输》五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明堂阴阳说》五篇、《中庸说》二篇、《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乐记》二十二篇、《战国策》三十三篇、《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尔雅》三卷二十篇、《小尔雅》一篇、《弟子职》一篇等，或本为一书，然不题作者，故刘向、歆、班固亦不言作者。

通读《六艺略》，只有《书》类《传》四十一篇、《论语》类《传》十九篇和《孝经》类《说》三篇仅略言其体，其他一切信息均无。此外，三书还有一个重要共同点，那就是均未计入《六艺略》各经家数，《传》四十一篇应附于“经二十九卷”,《传》十九篇附于“鲁二十篇”,《说》三篇附于“《弟子职》一篇”，类似的情况只有《礼》类《记》百三十一篇，应附于“经十七篇”。在班固看来，这几部书只是《尚书》《鲁论语》《弟子职》《礼经》之附属，难以视为独立的一“家”。从著录的次序来看，《传》四十一篇、《传》十九篇和《记》百三十一篇均直接系于经文或《鲁论语》之下，似乎三者性质相类，只是刘歆、班固对前二者来源所知甚少，故仅录其书而不著一辞。

既然刘歆、班固对《传》四十一篇的来源所知尚少，很难想象郑玄对其成书过程的了解却如此清楚。细究郑说，其中不少描述都值得怀疑，比如其称伏生诸弟子“别作章句”，但从《汉书》记述来看，大夏侯章句始于夏侯胜、小夏侯章句始于夏侯建，此皆张生后学，至于欧阳章句，据《经典释文·序录》，乃欧阳生曾孙欧阳高所撰，可见张生、欧阳生等伏生弟子并未撰作章句。汉初经师多以口说授经，至武帝以五经课试弟子，章句之学乃逐渐形成，因此，郑玄所言数子“别作章句”看来只是悬想之辞。至于诸生“特撰大义”之说，亦不见于《史记》《汉书》。更重要的是，若依郑玄之言，三家“章句”既别，以汉儒的师法观念，三家“大义”也应别行，而《汉书·艺文志》更无由将三家“大义”混为一帙。事实上，对于“章句”与“大义”之学的刻意区分是两汉之际才出现的学术风气，《汉书》称扬雄“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14,《后汉书》称桓谭“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15，班固“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16，徐幹《中论·治学》批评当世学者“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17，由于章句之学到后期愈加繁琐、破碎，乃出现弃章句而径论大义的经学新风，何休、郑玄等均是这一风气的引领者。郑玄在《尚书》注之外特为《大传》作注，显然对其解经风格有所属意。他依据《大传》与三家章句的体例差异反推其撰述过程，展现出敏锐的学术眼光；但这只能显示《大传》诸篇出自章句学之外的另一解经传统，至于将其推至伏生，不过是郑玄基于其经学史知识而做出的判断，恐难凿实。

其实清儒早就注意到《大传》所涉《尚书》篇目与伏生所传本不合的问题18,《大传》所涉《九共》《帝告》《大战》《嘉禾》《揜诰》等均不见于伏生本19，传统说法认为伏生对其所授篇目以外各篇也有一定了解，故《大传》有所涉及，但这种解释与郑玄序称《大传》“因经属指”的说法本就自相矛盾，只是一种弥缝之辞。如果参考《汉书·艺文志》关于《记》百三十一篇的自注，我们认为，所谓《传》四十一篇实为刘向所见关于《尚书》的一批佚名文献，未必原为一书，也未必均为伏生及其弟子所撰，故其所涉篇目与伏生本有所不同，各篇如《洪范五行传》与《洪范传》之间的风格亦大相径庭。刘向将这些佚名经传总成一书，使附于经文，题名为《传》四十一篇，此后乃以《大传》之名逐渐流行。汉儒称引此书，从未称其为伏生或先师之说，至郑玄乃将其归诸伏生，并设“特撰大义”之说，强调其别于章句的独特价值。这样看来，《五行传》伏生所作说的依据似乎并不坚实。

夏侯始昌始作说正是基于对伏生所作说的质疑而提出的新说。学者认为，在始昌之前从无《尚书》学者言及《五行传》，而《汉书·五行志》明言《五行传》之学始于夏侯始昌：

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20

缪凤林据此认为“首为《五行传》者，舍始昌莫属”。侯金满已经指出，这一推断过于简单，“推”为寻绎、推演之意21，非始撰之辞，此句不足以认定夏侯始昌的作者身份。不过，陈侃理对此句读法提出一种新意见：

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22

就此句本身来说，这种读法似乎也无不可，但其后言：“其《传》与刘向同，唯刘歆《传》独异。”23指出夏侯始昌所传本与刘向本相同，而刘歆所据本与之不同。我们知道，《汉书·五行志》抄录传文，凡刘歆本异文皆一一著录，并附说解，在“皇之不极”条“厥咎眊”句则径从刘歆本，至于灾异事例分类也多从刘歆本。此外，郑玄《五行传》注在“六沴司月”部分亦据刘歆本为说，可见汉儒对此本颇为看重。若班固、郑玄明知《五行传》为夏侯始昌所撰，不应据刘歆本校改师学所传本。此外，《汉书·儒林传》言：“其先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以传族子始昌。”24这里“以传”前后结构与“夏侯始昌”句完全一致，二者用法也应一致，“以传”前文应为师生间传承的某种知识，是“以之传”的承前省略。因此，《五行志》之文仍应从旧读，班固只是将夏侯始昌作为《五行传》的早期传习者，并非始作者。

当然，班固的态度仍不足以坐实《五行传》的作者究竟是谁。作为《洪范》五行学的始创者，夏侯始昌为《五行传》建立起最初的阐释体系，并经数代弟子传习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师法；比较《五行传》文本与师说对其所作阐发，自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五行传》的成篇与早期传播过程。我们注意到，传文以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共御”之术来转祸为福，包括“六沴”分司月份、方位、对应人群，“共御”的具体对象，奉祀仪式、祝词等等，带有浓厚的数术色彩。然而《汉书》所载谷永、孔光等对于“共御”之术的论述却完全从修己改政等儒家政治立场出发，孔光在论及销祸之法时更明确否定祈禳之术：“明承顺天道在于崇德博施，加精致诚，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数，终无益于应天塞异，销祸兴福，较然甚明，无可疑惑。”25西汉经学传承素重师说，谷永、孔光等虽距夏侯始昌已有一定年代，但在基本灾异学立场上不至于有如此颠覆性的变化。这只能说明夏侯始昌及其所传师法在运用《五行传》时有所择取，主要利用其占验之术，对其“共御”之术则鲜少关注，故尽管汉儒大量运用《洪范》五行学占测灾异，却从未见过所谓“共御”之术的施用。传文与师法之间的这一显著差异足以确认夏侯始昌只是《五行传》的阐释者，并非作者。

事实上，《汉书·五行志》中确实有一条关于《五行传》作者信息的材料，只是尚未得到关注，见于“视之不明”条关于“草妖”的说解：

凡妖，貌则以服，言则以诗，听则以声。视则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于眚祥，故圣人∙∙以为草妖，失秉之明者也。26

班固首先提出，诸妖皆与“五事”关系密切，如“貌”失则见于冠服，故为“服妖”,“言”失则见于歌诗，故为“诗妖”,“听”失则见于异响，故为“鼓妖”。 “视”主辨色，故“视”失应为五色之异，也就是“色妖”，但传文却以“草妖”为应，令人疑惑。《五行志》继而做出解释：五色是万物的基本属性，传文所言“眚”“祥”皆据五色而定，故此处变言“草妖”，正是为了在“眚”“祥”部分突出五色的重要性。且不论此说的合理性，关键在于这里班固明确以“草妖”之说归于“圣人”。据《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说，《洪范》“九畴”本为“洛书”，相传出自大禹，经箕子传至武王，乃作《洪范》，故“九畴”六十五字及《洪范》全篇均可谓“圣人”之作，但“草妖”不见于《洪范》，只是《五行传》所言效验，此处“圣人以为”显然无法归于大禹、武王。班固心目中这个“圣人”究竟是谁呢？会是孔子吗？这实在难以判断，但绝不可能是伏生或夏侯始昌。因此，这一叙述足以显示，至晚到班固撰《汉书》时，尚未出现以伏生或夏侯始昌为《五行传》作者的说法，在班固等汉儒心目中，传文作者的地位显然更高。

1 程元敏：《尚书学史》(上)，第467~468页。侯金满：《<尚书大传>源流考》，南京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4~58页。马楠：《<洪范五行传>作者补证》,《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44页。島邦男亦持此说，但他将传文分为原作与续作(黄佐《六艺流别》引文)两部分，以续作出于伏生后学(島邦男：《五行思想と禮記月令の研究》，第104页)。今知《六艺流别》引文晚出，其说自难成立。

2 王嘉《拾遗记》载录刘向以神遇而获赐《五行传》之说：“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青藜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洪范五行》之文，恐辞说繁广忘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从向受其术，向亦不悟此人焉。”(〔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3页)此说虽荒诞，但可见其作者认为《五行传》始出于刘向。

3 《新唐书·五行志》叙论也明确称“向为《五行传》，乃取其五事、皇极、庶证附于五行”(《新唐书》卷三四《五行一》，第872页)。

4 程廷祚以《五行传》“其书甚古，非汉以后所能为，盖周人之遗书，而肄业者以备《洪范》之义疏者也”(〔清〕程廷祚：《<洪范五行传>考》,《青溪集》，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26页)。王鸣盛以《五行传》为“七十子之绪论而伏生特述之以授弟子”(〔清〕王鸣盛：《洪范后案下》,《西庄始存稿》卷二〇，清乾隆三十年刻本，第49叶b)。

5 (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

6 缪凤林：《洪范五行传出伏生辨》，中国史学会编《史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30)第1~2页。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日]齋木哲郎：《秦漢儒教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版，第504页。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尚书研究要论》，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97~398页。陈侃理：《<洪范五行传>与<洪范>灾异论》,《国学研究》第26卷(2010)，第95~100页。徐兴无：《经典阐发与术数政治——<洪范五行传>考论》,《古典文献研究》第15辑(2012)，第28~62页。任蜜林：《<洪范五行传>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88~90页。

7 王鸣盛：《洪范后案下》，第49叶a。(清)袁钧辑，袁尧年校补：《郑氏佚书》第4册《尚书五行传注》，光绪十四年浙江书局刻本。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一《论五福六极明见经文不得以为术数五行配五事当从伏传汉志》，第214页。

8 侯金满：《<尚书大传>源流考》，第58~59页。

9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六《灾变》，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70页。标点未尽从。

10 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上)卷三《书》，第142页。

11 (唐)陆德明撰，吴承仕疏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8页。

12 《隋书》卷三二《经籍一》，第1035页。

13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03~1720页。

14 《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第3514页。

15 《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冯衍列传》，第955页。

16 《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列传》，第1330页。

17 (魏)徐幹：《中论解诂》，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页。

18 皮锡瑞：《经学通论》，第234页。

19 程元敏：《尚书学史》(上)，第423页。

20 《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第1353页。

21 关于秦汉文献中“推”某书的用例，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第642页)《汉书》:“以《传》推之，以四渎比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第1437页)“窃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条其所以。”(《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47页)“(眭)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53页)“推《易》意而为之传。”(《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13页)刘向《新序·杂事》:“臣向愚以《鸿范传》推之。”(〔汉〕刘向撰，石光瑛校释：《新序校释》卷四《杂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37页)由于《周易》《春秋》《五行传》等所言灾异论是有限的，故说灾异者需要在既有理论、事例的基础上加以“推”演，才能满足实际占验的需要。

22 陈侃理：《<洪范五行传>与<洪范>灾异论》,《国学研究》第26卷，第99页。

23 《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第1353页。

24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04页。

25 《汉书》卷八一《匡张孔马传》，第3359~3360页。

26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第1405~1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