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基于岁始的成书年代判断

既然史料中关于《五行传》成书问题的记述如此单薄，不妨将视角转向《五行传》本身，传文“共御之术”部分关于“六沴司月”的记述方式引起学者的注意：

二月、三月，维貌是司；四月、五月，维视是司；六月、七月，维言是司；八月、九月，维听是司；十月、十一月，维思心是司；十二月与正月，维王极是司。1

与一般记述月份始于正月不同，这段论述以二月为始。島邦男指出，汉文帝曾有改正朔之议，公孙臣据五德终始说，以为汉当以土德胜秦。島氏复据五行相胜说推公孙臣意，即以二月为岁首，与“六沴司月”说恰相合，故以此传撰作在文帝时，“原作者”亦据此定为伏生2。此说为我们探讨《五行传》的成书背景提供了新思路，但其具体解释则有待商榷。关于文帝议改正朔事，比较完整的记载见于《汉书·郊祀志》: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上黄。”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时，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公孙臣言非是，罢之。明年，黄龙见成纪。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3

受到“黄龙见成纪”的鼓舞，文帝始有改正朔之意，但随后新垣平事起，帝乃“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4，可见改正虽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实未施行，《五行传》作者是否会根据这种尚未施行的改革意向撰述，实在令人怀疑。更重要的是，尽管改正朔的动机确与五德终始说有关，但汉儒并不据五德终始论改正之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明确指出，改正之法为“逆数三而复”，也就是从夏正(建寅)开始逆推而为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后又回到夏正，循环往复，此汉儒所谓“三统”或“三正说”；至于改服色之法则为“顺数五而相复”，即据五行说循环往复。此说不仅为《春秋》家所倡，在《尚书大传》中亦有论及：

又曰：夏以孟春为正，殷以季冬为正，周以仲冬为正。夏以平旦为朔，殷以鸡鸣为朔，周以夜半为朔。不以二、三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立，故必以三微月也。三正之相承，若连环也。5

《甘誓》篇有“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之言，故《大传》有此说，其说不仅合于“三统说”，而且明确指出二月、三月时万物已生长，但程度各异，故不宜作为岁首。因此，即便《五行传》作者据“改正”之议作传，也不应以二月为岁始。岛邦男的解释难以成立。

不过，岛氏提出的岁始问题确实不容回避。除始言二月外，“六沴”所司月份并非从正月至十二月顺次两两切分，而是将十二月与正月合为一组，且言“十二月正月”而非“正月十二月”，显然，传文并非凭空构造“六沴司月”说，而是针对一种特定的岁始制度，其中“正月”并非岁始，而是与十二月同属一年。这一点还可以从《五行传》对一岁朝、中、夕对应人事关系的设定中得到确认：

凡六沴之作，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则后王受之；岁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则公卿受之；岁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则庶民受之。6

传文将一年分为朝、中、夕三部分，使其分别对应后王、公卿与庶民。关于三者的切分方式，郑玄按照正月为岁始的常规思路，认为“自正月尽四月为岁之朝，自五月尽八月为岁之中，自九月尽十二月为岁之夕”。若将其说与“六沴司月”加以结合，各月对应关系可表见如下：

仅从直观来看，这种对应关系就显得非常混乱。各月对应的“六沴”与所受对象之间犬牙交错，对于《五行传》这样一个强调系统性、结构性的文本来说，实在难以理解。如果考虑到思想层面，这种不合理性会得到进一步凸显。我们知道，“六事”以“皇极”为至尊，是天与君主的象征；其次是对应土行的“思心”，传文将“木金水火沴土”作为“思心之不 ”的形成机制，显然带有“五行贵土”的色彩。然而，根据郑玄说，分司十二月的“皇极”与分司十月、十一月的“思心”在人事方面却对应地位最低的庶民，这显然与二者在传文中的核心地位无法相称，再次显示正月不可能是《五行传》所据历法的岁始。

从历史上看，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改年始”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历7，曾长期施行以夏历十月为岁首的纪年法，新年始于孟冬十月，然后依次是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直至九月结束改岁，《史记》《汉书》记载秦及汉初史事均以此法为据。我们尝试将《五行传》置于这一岁始制度之下，则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等就自然成为一年中相邻的两个月，“六沴司月”的切分方法和叙述方式都可以得到解释。同时，这种制度下的“岁之朝”不再是正月至四月，而变成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和正月，“岁之中”变成二、三、四、五月，“岁之夕”变成六、七、八、九月，据此重新将“六沴司月”说与一岁朝、中、夕对应的人事关系加以结合，可表见如下：

事实上，皮锡瑞基于其伏生所作说已经指出，“伏生自以其时亥正言之”8。在以十月为岁始的前提下，“六事”所司之月与其对应之人建立起系统性的对应关系，“思心”与“皇极”之失由后王承受，貌、视、言、听作为“思心”之臣，分别对应公卿与庶民。这一对应关系可以在《汉书·五行志》所载李寻奏对中得到验证：

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上以问黄门侍郎扬雄、李寻，寻对曰：“《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9

李寻是夏侯始昌所传师学弟子，他援引传文“朝、中、夕”之说，根据“四月”和“辰巳”两个时间点判定此次“鼓妖”为正卿宜受。若依郑玄注，四月当为“岁之朝”，只有以十月为岁始，四月才属于“岁之中”。同时，通过这一事例也可以看出，尽管哀帝时期汉廷早已改正月为岁始，但师法传人仍沿用以十月为岁始的“朝、中、夕”划分法，以确保《五行传》的系统性。郑玄据己意注《尚书大传》，因此改以正月为岁始重理传文。

总之，无论是根据《五行传》的内部结构，还是李寻的实际用例，都表明传文所言“六沴司月”说与“朝、中、夕”三分法均基于以十月为岁始的纪年法。传文之所以先言“二月三月”而非“十月十一月”，是为了遵从传文“六沴”的自身顺序。同时，考虑到与传统月令说的配合，故以貌、视、言、听为序，使其对应的木、火、金、水得以分主四时。由此，《五行传》的编纂时间可以确定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历这118年之间。至于其具体作者，从《汉书·五行志》的记述以及师法弟子对传文的阐释来看，应当不是夏侯始昌；而欧阳、小夏侯两家早期经师无人传习此传，也使人难以相信其源出伏生。结合《汉书·艺文志》对《传》四十一篇的著录方式，我们大体推定此传是成于秦汉之际的一篇佚名文献。作者以《洪范》为本，将战国以来流行的月令、五行文献与儒家重德慎刑的观念加以整合，建立起六沴、五行灾应体系。此传撰成之后一度湮没，至夏侯始昌获见其文，乃据以阐说灾异，并传授弟子，建立师法。至许商撰《五行传记》，师说由此书于竹帛。刘向于中秘校书时亦见此传，乃将其与各种训解《尚书》的佚名文献合为一书，著录为“《传》四十一篇”。又据其所列“六事之失”“五行失性”分门别类，各附先秦以来灾异行事，成《洪范五行传论》十一篇献于成帝。在该传的流传过程中，有好事者见其灾应体系与汉世流行月令说不符，遂据后者改易传文，成别本《五行传》。此本为刘歆所获，后者亦据以撰成《洪范五行传论》。自汉魏以后，许商《传记》与刘歆《传论》逐渐湮没，世所传者仅《大传》郑玄注本与刘向《传论》。《传论》亡于晚唐五代，《大传》也亡于元明，故明清以后《五行传》仅见于古书征引。至清儒以辑佚之学治《尚书大传》,《五行传》乃复稍具规模。

1 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四《洪范五行传》，第181页。

2 島邦男：《五行思想と禮記月令の研究》，第103页。

3 《汉书》卷二五《郊祀志》，第1212页。

4 《汉书》卷二五《郊祀志》，第1214页。

5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二九《时序部》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35页上栏。

6 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四《洪范五行传》，第183页。

7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02页。

8 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四《洪范五行传》，第182页。

9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第1429页。标点未尽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