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数术的公共化与汉儒知识体系的新变

从甲骨卜辞来看，以商王与贞人集团为代表的商代高级贵族是龟卜等天人交通之术的核心掌握者，王权与神权呈现出高度融合的形态。不过，随着王权逐渐独立，至商代晚期，商王已较少亲自从事占卜，贞人开始呈现出职官化倾向1。在周人“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影响下，诗书礼乐等关于治道、伦常、仪典、史事的知识成为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2。单襄公以“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回应鲁侯之问3，郑子产则进一步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裨)灶焉知天道？”4可见至少在部分春秋贵族的观念中，旨在探求“天道”的卜筮、梦占等数术已成为部分职官掌握的专门知识。《泰誓》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5，又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6，在周人的君道观中，人君以知民而奉天，至于天道吉凶则由有司负责占问，类似士文伯、叔向、子产等对数术有所了解的贵族反被视为渊博超拔的异才。孔子克己复礼，以周代贵族的知识素养为基础建构起以道德、理性为旨归的君子之学，在主张“畏天命”的同时却不以“天道”语人7。此后，孟子主张存心养性以事天，荀子强调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8，二者立场虽有不同，但都不主张借助数术探求天道。诚如孔子所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9，先秦儒学是一种反求诸己的道德理论，其核心在“人”，数术由此成为见斥于儒者之学的异质性知识。

不过，汉儒对涉及“天人之际”的各类数术却表现出浓厚兴趣，试图通过对“天”的理解重新建构“人”的价值与行为准则。董仲舒推阴阳以说灾异，又以止雨、求雨之术而擅名，夏侯始昌、夏侯胜、梁丘贺、眭孟、翼奉、刘向、刘歆、扬雄、蔡邕、郑玄等大儒几乎无不兼擅数术，以卦气说、《洪范》五行说、《春秋》灾异说为代表的一批经说将数术融入传统经传的阐释中，对汉代思想、政治与社会文化产生广泛影响。汉儒何以将“六艺”之学的重心转向天人之际，这一问题牵涉甚广，以下略陈四点：

首先，晚周数术的发达及其书面化带来其知识形态的系统化趋向。晚周数术在周天星象及其运行规律、八风运行规律及其物候影响、推步历术、五音十二律、五脏六腑的病理机制等知识领域，以及阴阳五行理论体系的建构等方面均有重要突破。这些知识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一旦在重要时间节点或关键政治事件中得到验证，更会对时人造成强大的心理冲击。无论是八十一分历的核验，还是夏侯始昌预言柏梁台灾、夏侯胜预言昌邑王遭废，都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同时，数术在战国秦汉时期出现书面化的浪潮。《庄子》中轮扁以制轮为“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的经验性技术10，但《考工记》不仅详述车轮的制作工艺，还基于兵车、田车、乘车的不同功能标明其不同尺寸。此外，举凡历数、相术、堪舆、求雨、望气等各类知识都出现了规模可观的专业图籍。在书面化过程中，相关知识势必要经过系统化；而书面文本的积累反过来又会促进知识的进一步系统化。由此，数术的随意性和神秘性倾向得到遏制，逐渐呈现为一种基于象数等“客观”依据、循既定方法得出结论、并接受实践验证的系统性知识，具备了某种学理性和实证性色彩。张衡在奏议中即明确提出，日月星辰的运行、龟卜蓍占的兆坼等均是圣人据以预知吉凶的物质依据，故律历、卦候、九宫、风角诸术与图谶等“不占之书”绝不可同日而语11。此外，数术知识的书面化还有助于其传播范围的扩大。《庄子·天下》认为“数度”之学仅传于“旧法世传之史”12，司马迁所举春秋以来“传天数者”亦不过子韦、裨灶、甘公等数人13，显示数术本是师弟相承的秘密知识；但从汉墓的发掘情况看，天文、历数、时令、阴阳等数术著作常与六艺、诸子文献同见于墓葬中，例如马王堆汉墓中既有《周易经传》《丧服图》《五行》《老子》《十六经》，又有《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刑德》《阴阳五行》，银雀山汉墓中既有《晏子》《十官》《五议》,又有《曹氏阴阳》《禁》《三十时》，双古堆汉墓中既有《诗经》《儒家者言》《庄子》《吕氏春秋》，又有《刑德》《日书》《星占》《楚月》《天历》《向》14。数术文献的阅读不再仅限于少数技术官僚，而逐渐具备一定的公共性，这显然有利于汉儒在经传阐释中对其加以援用。

其次，先秦儒学对于预知未来的内在兴趣。数术借助技术预知未来，而儒者则服膺孔子“信而好古”的传统，二者看起来大相径庭。不过，《论语》载子张之问：“十世可知也？”孔子对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5在孔子看来，根据三代史事可以总结出社会发展损益之“道”，此道恒久不变，足以成为预知未来的灵钥。据《左传》所载，孔子曾根据鲁国政事判定哀公三年鲁火当在桓、僖之宫，《左传》自身更是热衷于记述各种祸福预言和效验。当然，最具系统性的论述见于《周易》经传，《文言》称圣人“先天而天弗违”16,《系辞》称《易》“彰往而察来”17，圣人不仅洞悉古今，更可烛照神明，准确把握“先天”之机。尽管与纯粹的数术热衷于预知相比，儒学灾异说更关注对灾异咎由的回溯18，但后者的实现无疑基于未来可以预知这一基本前提，因此，先秦儒学对于未来可预知性的确认为汉儒接受数术学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三，汉代儒学的官学化及其社会角色的变化。先秦儒家主要关注人伦与制度，孔子、孟子、荀子在论述中都强调儒学是一种形而上的“君子之学”，以杨墨商韩之言为异端邪说，视技术性知识为君子所不为的小道。不过，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汉人开始追求知识层面的大一统，儒学成为承载国家意志的官学。这种社会角色的变化决定了它不可能再像先秦儒家一样仅为君子这一特定群体提供思想资源，必须成为对社会各领域、各群体具备广泛指导意义的公共知识。同时，如果不想重蹈秦始皇挟书律的覆辙，作为官学的儒学就必须突破其作为诸子学的狭隘立场，找到与诸子、数术知识“和平共存”的自我定位。这种探求在刘歆《七略》中得到完美呈现，他以“王官”统摄六略，将“六艺”作为王官之学的核心，而以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为其流裔19，后者虽然无法与“六艺”相颉颃，但毕竟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代表了汉人对于儒学以及整个知识世界的新认知。在此观念下，天文成为圣王“参政”之法，历谱成为“圣人知命之术”20，蓍龟为“圣人之所用”21，梦卜为“大人之占”22,“非湛密者弗能由”的数术就此成为儒者体道征圣的究极奥义23，无怪乎刘向、歆父子会以那样的热情投入到这项事业之中。

第四，先秦儒学知识体系的滞后与其永恒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六艺”主体内容成于商周而止于孔子，其知识趣味本有所局限，知识更新亦难以进行，因此，随着时代的推移必然存在一定滞后性，这在战国时期已经有所暴露。孟子一度悲观地预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24，荀子则发出“《诗》《书》故而不切”25的感叹。新旧替代本是知识演进的常态，但儒家坚信“天不变，道亦不变”26，官学化之后的经学更试图以圣人之“经”持续指导社会生活，这就要求后世经师必须通过创造性阐释来丰富经典的内涵，同时确保其知识体系的时代性。数术的系统化与公共化恰好适应了经学革新自身知识体系的需求，汉儒援纳阴阳、五行、时令、天文、历数等广受认同的数术学说，用最“先进”的知识重新论证这些古老的经典，彰显她们永恒的魅力，这对于维系经学的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数术作为一种先秦儒家视域中的异质性知识，在汉儒的推动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学化，甚至一度占据汉代经学知识体系的核心，这是战国秦汉知识史演进中的关键事件，值得深入探讨。关于“异质性知识”和“经学化”这两个概念，前文已多次提及，这里再略做说明。所谓“异质性知识”(heterogeneous knowledge),是指相对某种既有知识体系而言具有独立话语体系、生产与传播机制的知识。就儒学而言，《汉书·艺文志》所言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以及后世出现的玄学、佛学、西学等在不同程度上均可以被视为异质性知识。至于“经学化”，则是指汉儒通过对异质性知识的文本化和阐释，使其在文本形态、传习方式、价值立场、阐释向度、知识体系等各个层面与“六艺”经传深度融合的过程。本书将这一过程称为“经学化”而非“儒学化”，意在强调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思想倾向的转变，更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经传阐释而实现的。

1 林甸甸：《从贞人话语看早期记录中的修辞》,《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174页。

2 《国语·晋语》载晋世子习《春秋》,《楚语》载楚太子习《春秋》《世》《诗》、礼、《令》《语》《故志》《训典》,(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15、485~486页)《礼记·王制》称乐正“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礼记正义》卷一三《王制》,《十三经注疏》，第2905页)。

3 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下》，第83页。

4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八，《十三经注疏》，第4529页上栏a。

5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〇,《十三经注疏》，第4373页下栏a。

6 (清)焦循：《孟子正义》卷一九《万章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46页。类似说法亦见于《国语·楚语》右尹子革之言：“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00页)

7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三三《季氏》，第1156页；卷九《公冶上》，第318页。

8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一一《天论》，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8页。

9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三六《微子上》，第1270页。

10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五中《天道》，第491页。

11 《后汉书》卷五九《张衡列传》，第1911~1912页。

12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〇下《天下》，第1065页。

13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94页。

14 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简论》,《出土文献研究》1998年第2期，第17~35页。

15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四《为政下》，第127页。

16 《周易正义》卷一《乾》,《十三经注疏》，第30页下栏a。

17 《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十三经注疏》，第451页上栏a。

18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第175~184页。

19 [日]池田知久：《术数学》,[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20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65页。

21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67页。

22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71页。

23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73页。

24 焦循：《孟子正义》卷一六《离娄下》，第572页。

25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一《劝学》，第14页。

26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