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个案的汉代《洪范》五行学

无论从文献规模，还是传习范围来看，《洪范》五行学在汉代经学的庞大体系中都显得微不足道，但它不仅突破大夏侯《尚书》学师法而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传习谱系，而且一度成为显学，甚至超越京氏《易》和董氏《春秋》学，成为《汉书》著录灾异知识的基本框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作为“中国人的思想律”1，阴阳五行学说的经学化显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也成为我们选择汉代《洪范》五行学作为个案来讨论“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这一论题的基本考量。当然，对于汉代经学研究而言，文献资料的存佚情况永远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洪范》五行学在这方面同样显示出独特优势。由于汉魏之际郑玄学的巨大影响和中古官学经目的不断调整，汉儒经传多已亡佚。目前完整留存的只有《焦氏易林》《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及郑笺、“三礼”郑注与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此外，《京氏易传》《尚书大传》《大戴礼记》《春秋繁露》等尚有较多佚文存世，但就各经内部而言，存世经说的分布比较零散，难以形成系统的历时性研究。《洪范》五行学则不同，除了《五行传》本文以外，其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许商《五行传记》、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刘歆《洪范五行传论》《汉书·五行志》和郑玄《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注》等五种重要经说。尽管除了《五行志》，各书均已亡佚，但均有佚文或佚说见于《汉书·五行志》《续汉书·五行志》及刘昭注、《南齐书·五行志》《魏书·灵征志》《隋书·五行志》《五行大义》《开元占经》《初学记》《艺文类聚》《洪范政鉴》《仪礼经传通解续》《文献通考》等中古经传、史志、类书、占书中，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勾稽考订，不仅可以大致恢复《五行传》及其郑注、刘向《传论》的基本形态，而且可以略窥夏侯始昌所传师法、刘歆以及东汉诸家《洪范》五行说的特点，由此建立起一条贯穿西汉前期、中后期、东汉前期、后期的完整时间链条，这种连贯性和代表性在汉代专经研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此外，汉儒在《五行传》说解中大量援引《易》说、《春秋》说，郑玄还融入礼说与图纬之学，这就为我们理解汉代经学史上的一些整体性问题，如汉儒专经与博通之学的分野与利弊、刘向与刘歆解经风格的异同、郑玄经学体系的形成与特点等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显示出汉代《洪范》五行学丰富的研究向度。

关于汉代《洪范》五行学的研究基础，由于《洪范》在宋学中被赋予新的意涵，汉儒《洪范》五行说逐渐被弃之若敝履，即便是保存完整的《汉书·五行志》也鲜见征引。直至清代，随着汉学风气兴起，后者的文献学价值才得到清儒的重视。阎若璩、惠栋、孙星衍、王先谦、皮锡瑞等先后据其所引汉儒经说考辑今古文异说，并以之辅翼训诂、考证。同时，清人也致力于《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及郑注的辑佚，先后有十余种辑本问世，马国翰、王谟等还先后辑佚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但由于文献搜集范围和所据版本的限制，误辑、漏辑者不在少数。尤其是清人辑本多关注佚文的搜罗，未充分关注《五行传》及郑注、刘向《传论》等文本的体例问题，故相关文献的内在结构未得到厘清，这对于高度依赖结构的《洪范》五行学文献来说无疑是一个缺憾。

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汉书·五行志》又被视为“迷信大全”而受到否定，除了缪凤林、牟润孙、吕思勉等少数学者对其体例、学术价值有所论及外2，相关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倒是在西方汉学界，从1933年开始，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德效骞(Homer H.Dubs)、马恩思(B.J.Mansvelt-Beck)、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柯马丁(Martin Kern)、王爱和等先后利用《汉书·五行志》所见灾异说，围绕汉儒灾异阐释是否具有自觉的政治指向性这一论题展开持续讨论，极大推动了汉儒灾异学的研究。

就东亚学界而言，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乃有学者意识到《汉书·五行志》的学术价值，开始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其史料价值加以发掘。镰田正、池田秀三、野间文史、刘德汉、江素卿、龚留柱、吴祖春等先后利用其研究西汉《春秋》学和礼学；多贺浪砂、游自勇、向燕南等则从史学史层面研究其史料来源及编撰意图；彭曦、陈业新等在汉代自然灾害史、语言学、政治思想史等研究中大量援据《汉书·五行志》；徐公持、刘湘兰等则对其所载谣谚、异事的文学史价值加以研究。进入21世纪，随着学术界对于经学史、知识史研究的关注，真正以《汉书·五行志》为中心展开的研究终于开始出现。围绕《五行传》的作者与成篇、刘向与刘歆《洪范》五行学说的异同、《汉书·五行志》的编纂意图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研究热点，徐兴无、黄启书、平泽步、张书豪、陈侃理、任蜜林等在这些方面拓进尤多。只是基于汉代经学“数术化”这一基本立场，学者对于汉儒在援取数术知识时所用方法的认识仍稍嫌简略。

基于此，本书将在细致辨析《汉书·五行志》的编纂体例、全面勾稽两汉《洪范》五行学文献的基础上，跳出汉代经学“数术化”趋向的传统叙述，在战国秦汉知识史演变的整体视域下关注汉儒如何在“六艺”经传和阴阳、五行、时令、天文、历算等异质性知识之间去取平衡，构建起一种既本于“六艺”，又能有效呼应时代知识趣味的新型经传体系。

1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第71页，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9页。

2 如吕思勉在《怎样读中国历史》中指出：“如《五行志》专记怪异，似乎研究自然科学如天文、地质、生物、生理等人才有用，然而五行灾异亦是一种学说，要明白学术宗教大要的人，岂能不读？”(《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