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与梦想

乐黛云

乐黛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著作《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方法论初探》《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等。

1948年夏天，我从家乡贵州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大学生活虽然精确来说只有五个月，但却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北大中文系的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也非常丰富，涵盖的学科、知识领域非常广泛。除了文学方面的专业课，我还选修了许多其他专业领域的课程，比如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等。其中还有一门化学课，叫作“化学概论”。我特别喜欢这门课，因为每两周就可以去沙滩校本部的大实验室做化学实验，非常有趣，我那时甚至都动过要转去化学系的念头。除此之外，白天的正式课程还包括费孝通先生讲授的“社会科学基础”，他教给了我们很多社会学方面的基础知识。1949年以后，学校就不再像这样正式上课了，但这五个月的时光让我沉浸于一个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知识天地，也让我一辈子都喜欢这样的学校生活。

那时，白天正规上课，晚上则是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我参加了一个学生自己组织的读书会，以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中心内容，也读《共产党宣言》。读书会每两周举行一次，大家都非常严肃认真地进行准备和讨论，我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就是在那里获得的。那时，我还参加了北大剧艺社和民舞社，全身心地投入此前从未接触过的革命文艺。剧艺社是老北大一个规模挺大的社团，我负责道具、服装等事务性的工作，是剧艺社的“重要人物”之一。当时我们排演了一个挺红火的苏联独幕剧，叫作《第四十一》，我负责的是后台提词。每次排练到苏联红军女战士为了革命事业不得不打死她心爱的敌军军官这一幕，我都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也喜欢跳舞，就参加了民舞社。民舞社是一个跳民间舞蹈的社团，每周活动两次，由校本部派来一位老同学教我们跳新疆舞。我最喜欢的舞蹈是一支双人对舞，伴唱的新疆民歌也很好听，有几句歌词我印象很深，大概说的是：温柔美丽的姑娘，我的都是你的，你不答应我要求，我将每天哭泣。

当时我们经常举办活动的一个场所是孑民堂，也就是蔡元培校长的纪念堂。它是一个四合院，正房坐北朝南，东西两边各有一排房间。堂前的院子很大，我们经常在院子里开会。五四运动的出发地——民主广场离这里远一些，但也是相当大。

大学毕业后，我就选定现代文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我觉得这是一门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所以很喜欢。但当时我的老师王瑶[1]先生曾劝我不要研究现代文学。在他看来，研究现代文学太困难了，因为研究的对象都还在世，很难做到公平、正直地评述，一旦评述和研究对象本人的看法相左，那么作者本人或作者的家人、朋友往往就会站出来为他辩护。由于每个人对自己的认识都不完全客观和全面，所以别人不一定会认同你的分析，这样研究者就只好屈从于他们的想法。王瑶先生建议我不如去念古典文学，研究那些已故的人生前写的东西。我后来想了想，觉得做学问就应该表达心中真实所想，不一定要求得对方认可；不认可就会带来不同的声音，也有利于学术讨论和争鸣。所以我没有听老师的话，还是选择现代文学作为我毕生的事业。

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是一个表面冷峻、内心热忱的人。拜入王瑶先生门下后，他要求我每两周必须找他一次，主要谈谈我在读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那时候大家还是怕说话，怕说得不对，所以说话都很小心。但王瑶先生有一句著名的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这代表了当时一种很倔强的声音。改革开放后，先生为我的一本小书（《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写序，特别谈到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结合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这些话一直以来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和信心，鼓励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不断前进。

汤用彤[2]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公公。在学术研究方面，他常常指责我对古典文学研究得太少，认为不管是研究哪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必须首先练好深厚扎实的古典文学基本功，而这是我做学问最大的缺陷。有一次，他发现我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生，竟然没有通读过《诗经》，感到非常惊讶。我万分惭愧，从此发愤背诵《诗经》，开会时一边做会议记录，一边在纸页边角上默写。我认识到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无论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对我这个“极左媳妇”也很有感情，他的宽容温厚一直留在我的心中。记得他在医院病重时的一个深夜，曾对我讲“沉潜”二字的意思：“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降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这是汤老先生对我观察多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告诫我的做人道理。

给我带来深厚影响的还有温德[3]先生。先生人很和善，我曾去过他家一次，他热情地招待我们，请我们吃烤面包、喝咖啡，我们聊得很高兴。先生喜欢游泳，我也同他一起游过几次。他游得非常好，仰游时把两条腿交叉起来，然后就平躺在水面上一动不动，非常逍遥。我脑海中印象深刻的一幕是，有一次一两只蜻蜓就停在他的大拇指上，他还是继续一动不动地躺着，任凭它们停着。

上大学一年级时，教我写作的是沈从文先生，他的“大一国文”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沈先生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教材，而是将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用作范本。他要求我们每两周交一篇文章，长短不拘，题目可能是“一朵小花”“一阵微雨”“一片浮云”等等。我们班有27人，文章交上去，他从来都是一字一句地帮我们改。两三周一次的发作文课也是最让人盼望的，沈先生会在那一个小时里拈出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中的几段，念给我们听，并分析为什么这几段写得好。而对于我们，能得到先生的夸奖就像过节一样。1949年1月，北平围城，我们学生组织起来巡逻护校，分头去劝说老师们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我的劝说对象就是沈从文先生。后来，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上，来接这些著名的教授、学者，但沈先生和许多名教授一样留了下来。

邓广铭先生与我的夫家汤家是世交，所以有时我们会到他们家去，邓先生也觉得我们小孩特别好玩，很欢迎我们。我与他的几个女儿差不多大，跟他的二女儿邓可蕴因为性格都比较活泼，所以特别谈得来，常常来往。

北平解放后，新派来的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是共产党员，也是著名的左派文艺理论家，思想非常进步。他给我们讲文学理论，这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非常深奥，我们听得似懂非懂；他晚上还将我们组织起来学习《共产党宣言》，一周三次，风雨无阻，我们也都听得非常认真。

我还见过胡适先生。那时我们刚刚来上学，特别像我这种家里比较穷的学生，在北平寒冷的天气里也没有足够保暖的衣服。胡适先生把我们召集到孑民堂的院子里，亲自给我们训话，鼓励我们年轻人一定要受得了苦、熬得住冷，告诫我们这些都是可以挺过去的。我还记得他那时穿着一件大棉长袍，态度很谦和，所以那时候我对他印象很好。

季羡林先生宽厚、仁爱，特别重感情，他的风范为我毕生仰慕。他特别喜欢校园里的一片水塘，有一次专门在湖里撒了几颗莲子，后来那几颗莲子真的长出了荷花，大家就称之为“季荷”，意思就是季先生种的荷花。季先生还有着一颗天真的童心，有时会做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有一次，临近85岁高龄的先生照例在清晨4点起来读书，一直晨读到6点多，才发现把自己锁在了书房里。其实这时候只要给哪一个学生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趟，从外面打开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为钥匙就放在门外的一个房间里。可是他觉得时间太早，不愿意惊扰别人，竟然从1.75米高的窗台上跳了下来。这天上午我正好有事去先生家里，就听他兴高采烈、不无骄傲地向我叙述了他伟大的“历险”。我劝他尽量留在家里休息，但他还是坚持按照原定计划进城，参加了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的全部活动。季先生非常和善，也很喜欢跟我们交流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他兼通中、西、印文化，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中流砥柱，还担任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名誉会长，在该学会的成立大会上致了辞。因为我是做比较文学研究的，就经常去请教他。先生还给我的书《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写了序。

现在我们研究比较文学，实际上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转折——如今我们主要是研究文学要实现向前发展，应该怎样使不同文化互相渗透、互相理解、互相诠释，从而产生新的解释。这是一种多元的、保持差别的跨文化研究，是我们研究比较文学的人所梦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