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大

厉以宁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史等，其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出版著作《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等。

我的故事实际上很简单。1951年我入读北大，那时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了，很多东西，包括教师应该讲什么课等，都是教育部定下来的，所以很多方面都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大学。我们那时年纪还小，刚进校，各种运动的大小会议都需要参加，但参加时，很多时候就是拿本书在看，对这些运动并不感兴趣。

从1952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要开始正规地上学，但那时具体课程都是开课前公布主讲人。这样一来，其实课程也始终在变。

真正开始用心念书是在本科三四年级，因为那时的课程内容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知识了。彼时，讲课老师之间经常流传着一句话：“我们是贩卖者——我们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经济学，然后到这里来，把经济学再讲给学生听。”当时老师们先在人大听苏联专家讲苏联的教材（有翻译），回来再给我们授课。我们的接受过程就是这样的。

那时，中国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学生计划经济研究小组”。其中，老师跟我们一起讨论正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研究社会经济的道路、方法和理论。大学时期，我一直广泛涉猎课堂之外的知识，所以对于这些课程以外的讨论，也始终抱有一些好感，因为这些跟老师们讲的都不一样。

四年级时有一门学习工农的课程。我们先是在天津纺织机械厂学习了两个月涉及“工”的部分；然后就前往农村学习“农”的部分，那时农村正在广泛开展初级合作化运动。我们自己讲述对于农村运动形势的体会，就等于学习了。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虽然都是上课，但课程开展的具体形式，还是和以后的大学有不同之处。

大学期间，我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了经济学的学习中，寒来暑往，几乎都是在图书馆和宿舍度过的。即便如此，我也一直感叹日月如梭，所学不足。我们班上很多同学后来对经济学都不感兴趣了，但是有的老师很好，这些老师说希望把自己学来的东西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学；这样一来，从他们那儿我也可以得知苏联的计划经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正是在1951—1955年那段难忘的日子里，老师们帮助我为此后的进一步学习奠定了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

为我引路的老师中，首先有陈岱孙[4]先生。他给我们讲了一学年的经济学史，具体说来，就是历史上的经济学家的贡献究竟在哪里，不足又在哪里。而在他那本小小的讲义上，这些知识赫然在册。比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对学科发展和学问探索具体有何贡献和不足。他把知识点讲得翔实有趣，所以学生们喜欢听他讲课。而我又爱在他讲完后提出自己的问题，次数多了他可能就觉得这个学生不错，看书很细致。这样一来，陈岱孙老师就跟我相知、交往日深。

第二位是周炳琳[5]先生。他主要从事经济史研究，拿手好戏就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就此问题，他从农奴制开始谈起，这一点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因为实际上，这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即资本主义究竟如何产生。当时很多解释是错误的。它们都从西欧开始讲述，但周炳琳先生跟我聊天时，就谈到农奴如何成为一种制度，而这个制度的形成又和日耳曼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周先生不仅在学问上使我受益，我刚刚留校担任经济系资料员时，由于被视为思想上有问题的人，颇受冷落，当时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承担外国经济史教学的周老师收集资料，他经常邀我促膝谈心，这又是让我一生难忘的温暖。

第三位是赵迺抟[6]先生，他在制度经济学方面造诣颇深。那个时候法学院有一个门庭寥落的专门图书馆，我是每日前往的常客，而从事经济史、经济学史方面的研究者也都经常去。赵迺抟老师当时是经济系的教授，他为了查东西也经常来，天天看到我就感到很奇怪：“这个学生在干什么？”看到我在搜寻经济史、经济学史方面的书籍，他没有任何架子，热切地向我伸出援手：“有些书这里没有，你上我家去，我家里有这方面的书。”和赵老师的交往也是轻松惬意的。还记得1955年毕业前夕，赵老师和骆涵素师母邀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共游香山，并一起在林中野餐，师生相和，至今难忘。

第四位是罗志如[7]先生。罗老师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深刻。讲课时，他同彼时学界一样，均讲授从人大的苏联专家那里听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但是他又十分注重开阔学生的视野和思路。正是罗先生让我最早模糊地感觉到第三种思维，就是别以为只有一种计划经济，也别以为只有一种市场经济，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思维和道路。在这方面，他带给我很大影响。

还有陈振汉[8]先生。当时他教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把清朝后期作为经济史的重点内容来讲解。正是从他那儿，我学到了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了解到马克斯·韦伯和熊彼特的经济思想，也学到了陈先生身处逆境仍钻研不断的精神。陈振汉先生的教导，我至今铭记在心：要想在经济学研究中取得成就，必须在经济理论、统计、经济史三个方面打好基础，这样才能有重要的突破。

最后一位是张友仁[9]先生。他当时讲授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教学严格，几乎完全按照苏联教科书讲，没有自己发挥。对此，他说：这一体系都已定型，还发挥什么，一发挥就错！

大致说来，我在大学时便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教学过程，而这些老师一直以来和我的关系都不错。

除了师生交往和课业讲授，在老师们身上学到的东西，也对我之后从事教学深有助益，尤其在撰写讲稿和论著方面。讲稿质量的好坏，完全跟个人有关。写好讲稿是一回事；把讲稿变成书，又是另一回事。讲稿是我们的一家之言，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评论也不一定完全客观准确，所以写书对教师的整个讲课过程都是一种锤炼；一定要经过这般，才能把新的知识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学问体系中。

最后，我想要说的就是多读书。光听老师讲课肯定是不行的，北大有这么好的图书馆，有这么多藏书，一个好的学生，一定要勤去图书馆。同时，要勤逛书店。在旧书摊上，你几乎能买到你想要买的所有的书。那时候的旧书摊上，几乎本本都有阅读的价值，而买书很大程度上就是寻宝，就是看看这个书里头是否有值得一读之处。现在想来，依然趣味无穷，让人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