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结构经济学的由来：新在哪里？什么结构？

一、历史是面镜子

我们在解读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前，先来比较一下1978年以来中国、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如表1.1所示。

表1.1　1978—2021年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比较

（单位：美元）

注：表中数字为以阿特拉斯方法[5]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以当年美元计）。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比较

由表1.1可见，1978年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为462美元，而中国仅为200美元，前者是后者的2倍以上。197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最富裕的南非的人均收入达到1 800美元，是中国的9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进展，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到1996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50美元，首次超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此后，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加速，到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1 890美元，已经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约7.5倍，是南非人均国民收入的约1.8倍。

此外，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比较详见表1.2。198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制造业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为18.4%，此后逐年下降。2000年该地区制造业占GDP比例降至13.9%，2010年降至最低点（9.8%），2021年回升至11.5%。类似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南非，1981年制造业占GDP比例达到24.8%，但是到2021年降至11.7%。相比之下，中国的制造业占GDP比例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2005年为32.1%。此后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制造业占比有所下降，但是仍然保持在28%以上。

为了推动非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自1990年起，将每年的11月20日定为“非洲工业化日”。但是，自1990年以来，非洲工业化不仅没有进展，反而每况愈下。回顾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历程，一般来说人均国民收入在达到15 000美元以上开始去工业化过程，制造业在GDP中的比例开始从高点下降，服务业占比逐步上升。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20世纪60年代独立以后曾大力发展本土工业，在人均国民收入700美元上下时工业增加值占比就达到了峰值，过早地进入了去工业化过程（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表1.2　1981—2021年中国、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制造业占GDP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在非洲去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形成了畸形的过早城市化（premature urbanization）的现象。每个去过非洲的人都会对街头的小商小贩和城内外的棚户区印象深刻。这样，过早的去工业化加上畸形的城市化就成为典型的非洲式“阿佛利加陷阱”（Africa Trap）。

◆中国与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比较

接下来我们比较中国与拉丁美洲“ABC三国”[6]，“ABC三国”都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新兴工业国，一度被视为拉美地区的“小龙”。1978年，拉美“ABC三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在1 300～2 200美元，远远高于中国。此后拉美“ABC三国”的经济起起落落，尤其是阿根廷和巴西落入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到2021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阿根廷和巴西。“ABC三国”也与非洲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制造业占GDP比例持续下降的过程。以巴西为例，1981年制造业占比还在30.2%，2000年为13.1%，到2021年仅为9.6%。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虽然目前仍低于智利，但是智利也过早地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2021年智利的制造业仅占当年GDP的8.6%。

那么，为什么撒哈拉以南非洲会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为什么拉美部分国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的“药方”有没有关系？因此，下一部分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治理的发展经济学理念和实践。

二、新自由主义原则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针对中低收入国家，研究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变革的方法。学界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开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国际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战后获得独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进行经济恢复和发展建设。此时，学界相应出现了第一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基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结构主义当时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是：政府积极主导和调配资源，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进口替代政策大力发展本国的现代化工业。然而，那些采纳结构主义建议的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由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的较高速度的增长后，大部分遭遇了经济危机，其中一些国家陷入长时间的增长停滞。因此，经济学界对于第一波发展经济学在各国的实践的基本评价是“普遍失败”。

此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将结构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归咎于“市场失灵”。到了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迎来了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为了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新自由主义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这一学派诞生的背景是发达国家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少；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同时存在寻租现象，导致腐败猖獗、资源配置低效。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特别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认为，由政府来指导经济、调节分配，会压制经济自由，扼杀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应该放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才能提高生产率，推动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还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而私有企业一般是最有效率的企业，所以主张对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对公共资源实行私有化改革。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开放国际市场，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20世纪80年代，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1989年11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以及拉美国家政府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专题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可行方案和对策。会议系统地提出了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各项政策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单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内容。由于相关国际金融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次会议的10点建议被称作“华盛顿共识”[7]（参见专栏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地区性开发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项目往往包含了上述“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条件。然而，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最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和危机不断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相比20世纪60—70年代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时期，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更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所以，有些经济学家把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这二十年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在这期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是进一步扩大了。

举例来说，阿根廷是拉丁美洲受“华盛顿共识”影响最大的国家，率先实施“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市场开放及私有化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采取了开放市场、拍卖国有企业等一系列措施，对本国金融、贸易等领域实行全面对外开放。当时阿根廷所有行业的重要企业几乎全部私有化，其中部分被外国资本所控制。政府的作用被弱化，失去了调控经济的能力。阿根廷实施“华盛顿共识”的这一系列政策之后，虽然成功地压低了通货膨胀，但国家制造业增加值一直在急剧下降。阿根廷在“去工业化”之后回到了农业时代，2021年阿根廷81.8%的出口是初级产品。在阿根廷出口的十种主要产品中，只有两种是工业产品——多功能货车和生物柴油（源自豆油），分别排名第四和第八。前十名中其他产品类别主要是面粉、豆油、玉米和葡萄酒。[8]

三、新结构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同年11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指出，“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纵观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经济，全球近200个低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从中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类别的发展。其中，除了8个起始阶段已经比较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欧洲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其余的5个经济体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9]。而余下的180多个经济体至今不是仍然徘徊在低收入水平，就是长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针对这一现象，林毅夫教授指出，“思路决定出路”，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因为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因此，世界急需推动一个由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经验总结而来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在这个方向上所做努力的成果。

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理论。2009年6月，林毅夫教授于其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研讨会上，以他1 994年与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10]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反思了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门子学科以来的理论进展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与转型的成败经验，指出发展经济学第一波理论结构主义主张建设和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结构，重视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作用；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理论新自由主义主张采取和发达国家相同的市场制度安排，重视市场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林毅夫教授提出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理论，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

要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新”在何处，首先要明确的是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失败的原因。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倡导者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而这些产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来说太过超前，与这些国家自身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来完成初期投资和持续运营，也导致了资源的低效配置和寻租、腐败行为。与结构主义一样，1989年出现的“华盛顿共识”也在实践中被证实是失败的。因为“华盛顿共识”建议政府立刻消除所有的市场扭曲，反对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以有为的政策帮助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特别是中西亚前苏联国家实行休克疗法，多陷于大幅度的倒退。反而是拒绝“华盛顿共识”的乌兹别克斯坦，以渐进改革的“乌兹别克斯坦模式”，实现了经济上相对平稳的转型（参见专栏1-2）。

专栏1-2　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模式

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所有中亚共和国的GDP都在1991年急剧下降。如表1.3所示，从1991年到1995年，塔吉克斯坦的GDP下降了59.2%，哈萨克斯坦下降了31.0%，吉尔吉斯斯坦下降了44.9%，乌兹别克斯坦下降了18.5%。

表1.3　1991—2021年中亚国家GDP

（单位：亿美元，2015年不变价）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在此背景下，乌兹别克斯坦在建立市场经济框架和体制方面比其他转型经济体更加谨慎。卡里莫夫是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任总统，他拒绝世界银行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卡里莫夫总统领导下的乌兹别克斯坦更倾向于在政策改革中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由政府引导在过渡期间实现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平衡增长。卡里莫夫总统提出的增长框架被称为“乌兹别克斯坦模式”，即“面向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简而言之，乌兹别克斯坦模式基于以下五项原则：（1）经济优先于政治；（2）将国家作为改革的主要推动力；（3）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4）强有力的社会政策和对弱势人群的保护；（5）分阶段和渐进的市场经济转型。

到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的GDP（以不变美元计算）已恢复到1991年水平的98%，而哈萨克斯坦为78%，吉尔吉斯斯坦为72%，塔吉克斯坦为41%。在2010-2016年的7年中，乌兹别克斯坦保持了年均7.0%的高速增长，此后在2016-2021年，增长速度放缓至4.9%。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由三大基石组成：（1）要素禀赋，在新古典理性选择的范式下，新结构经济学从国家的禀赋结构约束出发，将最优产业结构内生化，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种结构变化过程；（2）有效市场，市场在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作用是确保准确的价格机制，以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结构；（3）有为政府，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中应做到因势利导，帮助企业克服外部性及协调问题。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原理，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要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断升级来实现。而实现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必须先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个时点上都根据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这是发展经济最适当和合理的方式。新结构经济学承认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各自的最优产业结构会有所不同；在任何特定发展阶段，市场对资源配置都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过程中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只有当产业与由经济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致时，这一产业中的企业才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有活力和竞争力。

新结构经济学以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结构重新带回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研究，强调经济结构内生性、动态性和差异性，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倡导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新结构经济学坚持“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认识论——以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对应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的起点，强调结构的内生性、扭曲的内生性及在各个内生结构上经济运行的内生性；“一分析，三归纳”的方法论——分析真实世界现象的本质并以历史纵向、当代横向和多现象综合的方法来认识现象的本质，并检验对本质的分析所得到的真实世界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和关键机制。

在产业发展的路径上，新结构经济学根据现有产业和国际前沿的差距，将中等偏上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业分成五种不同类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

第一种类型——追赶型。例如装备制造业。中国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德国也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的装备在成本上虽然具有优势，但在技术水平和质量上还低于德国，仍处于追赶阶段。

第二种类型——领先型。这种产业已经在国际上处于相对领先地位，比如我国的高铁以及家电产业中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已经具备全球最先进的技术水平。

第三种类型——转进型。这类产业是建立在曾经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的，例如纺织服装产业。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类产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正在丧失，需要转移到更具备相应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

第四种类型——换道超车型。这类产业往往是全新的产业，例如互联网平台、移动通信等。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这类产业周期短，主要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并没有明显的比较劣势，可以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甚至换道超车。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新发明创造出来的产品或技术在国内可以迅速获得规模化的应用场景。同时，中国是各种部件制造业配套最齐全的国家，可以满足相关的互联网平台的硬件产品需要，所以中国在换道超车型产业上的创新也具备比较优势。

第五种类型——战略型。这类产业的创新方式与换道超车型产业的方式正好相反，虽然也需要很高的人力资本投入，但研发周期很长（十年甚至二十年以上），需要大量的金融和物质资本的支持。如果单纯从当前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看，中国在这方面还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涉及国防安全的产品无法从国外购入，没有它们就无法保障国防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支持这类产业的发展。另外，还有些战略型新兴产业，尽管未必和国防安全有关，但是如果一个新的产业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中国因不具备比较优势而放弃在这方面的研发，导致战略制高点被其他国家占领，那么未来可能很多技术都无法引进，或是需要更高的引进成本。所以，即使现在不具有比较优势，从长期来看也需要加大当下的投入，以避免未来面临更大的进入成本和风险（参见专栏1-3）。

总而言之，追赶型产业的创新主要是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领先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创新主要靠自主研发。转进型产业的创新方式可以是进入附加价值高的“微笑曲线”[11]两端，包括经营品牌、产品设计、营销渠道管理等，需要产品研发或管理方式的创新；也可以是把失掉比较优势的生产部分转移到国内或者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这需要根据产地的情况进行管理方面的创新。不同的产业应该用不同的创新方式才能够得到最高的效率。目前，我国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建筑材料和施工产业，以及家电、高铁、移动通信、光伏等产业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需要“走出去”在国际上进行产能合作，扩大海外市场。而对于转进型产业，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已经不符合发展的比较优势，需要我们主动地引导其到要素禀赋更适合的国家或地区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的名称和理论框架自林毅夫教授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提出以来，获得了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等十余位经济学家的认可，特别是获得了非洲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参见专栏1-4）。新结构经济学旨在汲取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构建一套反映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普遍规律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和结构特征的理论体系，摆脱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主流理论的束缚，探索适合发展中国家自身特点的现代化之路。新结构经济学纠正了结构主义经济学违背经济发展实际的问题，也克服了“华盛顿共识”的种种弊端和漏洞，真正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现状出发，为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未来道路提供了新的和切实可行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