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中国经济由速度优先转为“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也呈现较大的改变，服务业已成为新时期增加就业与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当有发达的实体经济作支撑，而实体经济的核心是制造业，因此当经济逐步由“工业”时代迈向“服务业”时代时，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与互动融合将成为必然趋势。新时代产业变革呈现出服务化、高端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等趋势，同时，一方面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加快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廉价劳动力形成替代效应；另一方面，随着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占据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通过构建新的贸易模式使中国在国际竞争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在“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经济环境下，产业升级迫在眉睫，而产业升级离不开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合理、形成产业集聚、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收入差距、可持续发展五大方面。

本书应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探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机制基础上，搭建“产业发展—产业协调—驱动因素—产业升级”的研究路径，为促进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及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决策参考，并尝试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1)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出于何种动因？需要依托哪些载体来实现协调发展？存在怎样的机理和路径？

(2)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各自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如何？是否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如何测度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

(3)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是否协调发展？产业协调发展的演进状态及区域特征如何？未来产业协调发展的前景是怎样的？

(4)驱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其作用机制如何？各种因素对协调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如何测度？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及空间异质性？

(5)当前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现状如何？产业升级如何科学合理测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是否能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大小与方向如何？

以研究问题为牵引，以研究路径为导向，以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本书所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非均衡特征。具体来看，制造业与服务业综合指数逐年提升，在省域层面呈左偏分布，而在区域层面保持“东中西”(“沿海到内陆”)递减的分布格局，且制造业总体发展水平略滞后于服务业；对区域差异分解可以发现“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超变密度”,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且空间细分后区域间差距趋于扩大，而区域内差距趋于缩小。

第二，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态势，且未来发展趋势向好，但在不同地区及行业表现出差异性特征。从地区层面来看，经济发达、产业集聚程度高的东部沿海地带往往产业协调水平高；而经济欠发达、产业集聚程度低的西南部地区则产业协调水平低。从行业层面来看，服务业主导型和产业趋同型中部分行业已渗透至双方产业内部，表现出较强的协调性，使之率先迈进勉强协调水平；而制造业主导型中多数行业在两产业升级及融合过程中未能有效发挥作用，而止步于濒临失调水平。

第三，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驱动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同时存在。通过全局与局部 Moran’s I指数，发现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位于高水平集聚区的省份数逐渐增多。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相关检验表明，空间固定效应SDM模型拟合效果最好，估计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对应变量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变量未发现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GWR)估计结果表明，各驱动因素回归系数均值对产业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作用，且区域差异特征显著。

第四，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对制造业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门限变量下对制造业升级效果存在差异。其中，产业规模存在单一门限值，当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低于34685亿元时，产业协调发展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效果较强，反之则较弱；综合发展水平存在双重门限值，当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介于0.0854~0.3330之间时，产业协调发展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效果最强，其他情况则较弱；技术创新存在单一门限值，当R&D经费内部支出高于2.127亿元时，产业协调发展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效果较强，反之则较弱。

基于本书的理论及实证分析所得结论，提出促进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及产业优化升级的相关建议：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加快形成产业集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转移；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向，不断更新产业互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