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1． 世界经济服务化与“再工业化”

经济服务化通常用服务化率，即用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总体的比重来衡量，它反映了三次产业演进的规律，也是产业高级化和产业优化升级的必然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对服务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派生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服务化率持续上升，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目前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68%，多数发达国家该比重已超过70%，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50%，服务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人们也逐渐走出对服务业在作用、功能及地位上的认识误区。对于中国而言，应当将更多的资源经济要素投入服务业的发展上来，充分发挥其作为经济黏合剂作用，不断推动商品生产、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这亦是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再工业化”通过政府的作用来刺激旧工业部门的再度兴起并扶持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政策手段。“再工业化”的主要动力源于以下几方面：首先，各发达国家在生物制药、汽车、飞机制造、电子信息等高端制造业领域激烈竞争以获得产业发展制高点；其次，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给发达国家造成了巨大压力；最后，发展中国家加大了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的投资力度，让部分发达国家有了危机感。基于此，后金融危机时期，以美、英、德为首的发达国家相继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目的是强化本国实体经济的国际地位、挤出虚拟经济泡沫、重寻经济增长点，这使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且强烈依托对外出口的中国面临严峻挑战。如今，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背景下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的目标，需要深入剖析其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手段来进行防御。

基于世界经济服务化与“再工业化”的现实状况，为推动中国建设经济强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当准确认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演进规律及趋势，协同打造制造业与服务业两个竞争力。

2．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经济也由速度优先转为“高质量发展”，它是为实现美好生活目标的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包含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中心内容。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应当有发达的实体经济作支撑，在继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¹ 的同时，将振兴实体经济作为深化供给侧的攻坚任务。实体经济重要关注点主要在制造业，尽管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为20%，处于领先地位；但就产出效率而言并不高，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1%，是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就人均增加值而言则更低，仅为3000美元，约为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在于制造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首先加快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应当在服务业扩张的同时提高“含金量”，实现服务业发展的提质增效。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加之世界经济复苏状况向好，为服务业的发展造就了良好条件，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实际增长8%，对GDP的贡献率为58.8%，贡献率已连续三年超过50%，对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意义重大。在促进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提升的过程中，将高水平服务业全面开放，加大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指导与服务，充分发挥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增强资源配置与全球布局能力。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着眼于制造业升级的需求，通过服务企业在创意、营销、信息方面的优势力量为制造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以高水平生活类服务业来提升消费满意度，鼓励更多资本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充分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通过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等方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产业升级中的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²，2018年11月国家出台旨在缩小区域间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³ 。新时代产业变革呈现出服务化、高端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等趋势。一方面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廉价劳动力形成替代效应；另一方面，随着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占据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通过构建新的贸易模式使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在“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经济环境下，产业升级迫在眉睫，而产业升级离不开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产业升级需要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各种要素，主要包含产业发展基础、市场需求、人力资本、社会政治。第一，区域间过大的差异将会形成大面积产业洼地，这些区域由于缺乏产业发展的配套基础，束缚了区域间的产业转移，阻隔了产业整体升级通道。第二，市场需求，尤其是购买力决定的有效需求是产业升级的先决条件，对经济发展和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合理的收入水平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需求。第三，依据Hirschman(1959)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发达地区由于自身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对劳动、资本等要素产生极化效应⁴ ，这给人才集聚造成了先天性的约束，影响增长极跳跃和整体产业升级。第四，从社会政治层面考虑，产业升级需要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得益于此；而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保持原有的产业基础都很困难，产业升级更无从谈起。

由此，为加速产业升级，防止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应当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将战略着眼于产业协调发展，尤其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创新要素集聚，引领新兴产业和先进服务业的发展，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中部地区应依托功能平台承接产业转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培育优良的产业集聚群；东北地区应扩大开放、减少干预、深化改革，形成有活力的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引领作用，加强与中东部的经济合作与联系，发展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

4．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与互动发展

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呈现出较大的改变，服务业已成为增加就业与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逐步由“工业”时代迈向“服务业”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在企业组织形式、产业链的上下游及新旧产业形态等方面均表现出深度融合和互动发展，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产业化现象逐渐增多，未来在企业属性特征的界定上将面临全新挑战。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力量包含以下多方面。

首先，随着近年来一站式服务、一体化平台等的广泛发展，使长期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底端的中国制造业开始积极向产业链两端延伸，以摆脱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低利润发展困境，进而提升自身竞争力。例如，依靠装备制造起家的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向用户提供分布式一体化模式的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和系统服务，逐渐发展成为产业多元化、国际化的智慧绿色能源企业，工业服务已经成为该公司的重要业务。

其次，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过程中，部分国有企业逐步丧失垄断经营权，并开始主动寻求企业转型升级的道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国家对各类商品及各所有制企业的外贸经营权渐渐放开，国际贸易相关企业快速增长。大型国有贸易类企业凭借自身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优势，不断向产业链上下游拓展。例如，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和食品生产商——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从大健康需求出发，践行“从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中国机械工业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中央企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从贸易向制造延伸，如今机械装备制造早已超越服务贸易成为该企业排名靠前的产业。

最后，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方式不断被重塑，互联网相关服务直面消费者，也赋能制造企业，依托于此，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可向彼此延伸，相互融合助力，增强对消费终端的服务能力。以新兴的现代服务业企业——阿里巴巴集团为例，其通过科技基础设施及营销平台，一方面给消费者提供更加方便、快捷、高品质的生活服务，另一方面还服务于生产制造者，为他们提供供应链优化、精准营销等服务。

因此，传统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单纯形态的制造企业或服务企业很难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生存，目前情况下多是二者的多元化融合式发展，这种“融合”优化了资源配置，使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二)研究意义

现今，制造业持续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不断向制造业渗透，二者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主流趋势。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问题逐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然而现有可供参考的文献并不多，且多数仅从问题的某一方面切入探讨，缺乏系统的理论机制研究和实证支撑。

本书的主要理论研究意义在于：运用新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上，探析了产业协调发展的动机、载体、路径，健全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在全面性、科学性、层次性、目的性、可比性、与评价方法一致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指导下，兼顾每个指标间互相关联的同时也能够反映问题的不同方面，“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地创新性构建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将灰色系统理论依次应用于制造业与服务业指标评价及情景预测分析中，通过测度各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保证了所选取指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灰色预测模型对两产业未来发展的可能变化趋势做出预测，丰富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采用空间探索性分析考察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集聚效应，采用空间计量分析及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分别考察了协调发展驱动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将产业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扩展到空间层面；基于门限回归模型考察制造业在不同产业规模、综合发展水平及技术创新三个门限变量下，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非线性影响，建立了产业协调发展对产业升级的推动机理。

本书的主要现实研究意义在于：通过探析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理论机理，有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两产业协调发展的特征、模式及方向，为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互动、促进合作共赢、优化产业升级等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近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结合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对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水平作出评价，有助于正确把握两产业在整体、省域、区域及行业层面协调发展状况、差异水平及动态演进规律。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对未来制造业与服务业综合发展状况及协调发展水平作出预测，为产业发展方向及发展程度提前作出科学预判，为政府优化产业结构、制定产业发展策略等提供理论参考。采用空间相关分析、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来揭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集聚程度、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及作用大小，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为产业优化与升级提供一些经验性证据，探究缩小区域产业发展差距的可能路径，方便政府在中长期决策时实行差异化区域政策措施。通过门限回归模型分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揭示了制造业在不同产业规模、综合发展水平及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异质性特征，使制造业在未来促进产业升级过程中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

1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2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17-10-27.

3http://www.gov.cn/xinwen/2018-11/29/content_5344537.htm, 2018-11-29.

4极化效应是指处于高梯度的发达地区，不断积累有利因素，使生产进一步集中，加速经济与社会发展，加速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