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有关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研究文献颇为丰硕，然而大多是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角度来探讨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产业发展逐渐向价值链高端挺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也日益紧密，相关文献研究也逐步增多。本书分别从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评价、产业升级三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并作了文献述评。

(一)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的文献综述

产业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互动关系，两产业通过商品、技术、资本、劳动等多种要素关联并形成唇齿相依、互为因果、彼此促进的紧密联系。就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学术界也展开了深入讨论，总结归纳起来可以分为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融合论四种观点。

1． 需求遵从论

“需求遵从论”认为，在产业关系中制造业与服务业是不对等的，服务业处于需求遵从地位，制造业则是服务业获得发展的前提。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正是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深化，出于对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竞争力的考虑，使得对专业化、多样化的服务产品的需求量增大，服务业由此获得发展。Riddle (1986)认为服务业是维系经济发展的黏合剂，是刺激生产活动的驱动力，是一个几乎为所有经济活动提供便捷的产业，而制造业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他通过建立交互经济模型，论证了服务业在制造业与采掘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Cohen和Zysman(1987)、Francois(1990)均认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分工的细化，服务业逐渐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服务业的发展高度依赖制造业。Macpherson(2008)指出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对服务业的大量需求是推动其获得发展的核心力量，由于管理及技术水平的进步，制造业将对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产生巨大需求。江小涓和李辉(2004)通过分析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于制造业，认为服务业是经济增长、分工细化、市场扩展的产物，只有繁荣的经济体才能有更大的服务需求。唐海燕(2012)从国际分工和产业演化理论进行了阐述，认为随着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出现服务业剥离、外包，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专门化和产业化，进而带动制造业的提升。钟韵和赵玉英(2015)从需求角度，基于对数-线性模型考察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认为中等城市制造业对本地区消费性服务业需求能够自给自足，而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来自邻近的大型城市，由此认为中等城市制造业对本地区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大于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方来等(2016)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联效应，发现制造业对非知识密集型行业需求水平较高，对知识密集型行业需求水平较低；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并未产生明显效果。

2． 供给主导论

“供给主导论”更加注重服务业的作用，认为正是服务业体系的完善造就了制造业，若没有强大的服务业做支撑，制造业很难具有较强的规模和竞争力。由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常常以中间投入的形式参与制造业的生产，因此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来看，“供给主导论”成为学术界较为认可的观点。 Eswaran和Kotwal(2002)、Restuccia(2008)等在探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时发现，服务业在其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而非所谓的需求遵从，先进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主要依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Eloranta和Turunen( 2016)从更微观的层面探讨了服务驱动型企业对服务平台的依赖程度，展示了服务平台在制造企业服务网络中的价值创造过程，并且认为随着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发展，服务平台在制造业环境中的重要性将会逐渐增加。孙晓华等( 2014)通过构建动态两部门模型，在专业化分工和产业组织变革背景下，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拉动效应，且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对制造业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盛丰(2014)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品牌价值、知识密集、技术扩散等方式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拓宽制造业价值链和产业链，提升制造产品附加值及其生产率，加速制造业升级。席强敏等( 2015)构建了工业效率提升与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研究框架，结果发现随着服务业更为多样化，工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且这种外部性会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高洋和宋宇( 2018)通过测度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与专业化集聚，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能够有效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且对区域制造业技术水平提升具有异质性。

3． 互动论

“互动论”否定了上述两种观点，认为二者关系并非单纯的单向关联，而是彼此依赖、互为因果、协同发展的。即，随着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其对服务业多样化、专业化的产品需求也将增加，刺激服务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服务业而言，繁荣兴旺的服务体系能够为制造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其竞争力攀升和转型升级。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信息技术融入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两产业地理临近性不断遭到削弱；另一方面也促使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关系不断加强( Bhagwati,1984)。 Lodefalk(2014)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的集聚，这有助于制造业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降低了企业生产、运营的成本，两产业的互动联系将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而日益密切。 Arnold等(2015)从印度制造业与服务业投入产出数据出发，分析了两产业的产业关联关系。然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强烈互动关系主要基于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发展还存在结构不合理、对外包需求不足等问题，割裂了产业间的互动关联，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有待加强(江静，2010；张月友，2014)。周静(2014)深入分析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特点、方式及内容，总结出两产业互动所需经历的三个阶段，即剥离独立、交叉互动、互动融合，为促进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应首先判断两产业互动发展所处的阶段，再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王正新等(2017)通过引入Lotka-Volterra模型刻画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机理，验证了二者依托人力、知识、资金、物质、信息等要素，存在双向流的互惠互利关系，并求得了二者在经济生态系统中稳定的均衡点。

4． 融合论

“融合论”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观点(周振华，2003)，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及科技的发展，世界经济服务化凸显，由于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使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现象不断增多，二者的边界不再清晰，而是表现出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融合状态。 Szalavetz( 2003)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营销策略的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这也有利于增强企业竞争力。Eberts和Randall(1998)认为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的剥离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带来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增强，服务业通过向制造业输出多样化、专业化的服务产品，推动了服务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使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张晓涛和李芳芳(2012)采用动态转换及脉冲影响来深入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互动联系，结果表明两种状态下相关性都很显著，且实证结果表明二者在2004年之后开始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融合趋势。刘佳等( 2014)从产业基础和价值创造机制阐述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演绎逻辑，认为产业间的关联、互动、协调、融合共生是两产业融合的四种形态，也是融合逐渐深入和高级化的过程，提出应当加强产业链上游的技术水平和下游的服务水平，促进形成产业一体化发展模式。刘奕等(2017)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在产业融合与“互联网+”大背景下，验证了制造业升级与服务业集聚之间内在的高度融合与密切关联关系。吴永亮等(2018)通过构建多国产业的投入产出框架，从增加值视角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发现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化程度呈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制造业服务化的主要因素，而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有限。

(二)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评价的文献综述

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包含了产业间的素质协调、联系方式协调、相对地位协调及供需结构协调等多个方面，两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做到相互满足与适应，不可偏废其一。关于产业协调关系的测度与评价，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产业关联关系、产业共生关系及产业协同关系。

1． 基于产业关联关系

产业关联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各产业之间存在的广泛、复杂及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依据客观性、科学性、可行性、统一性的原则，产业关联程度的判定可以分为相关系数法、回归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其中，基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投入产出法( Walras,1954)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学术界的青睐( Leontief,1936,1953)，之后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采用。 Kakaomerlioglu 和Carlsson ( 1999)对1987—1994年美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产出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制造部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量增长了一倍，约占其总产出的一半。 Guerrier 和 Meliciani (2004)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六个代表国为研究对象，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发现，制造业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服务业的规模、竞争力及发展状况，是服务业的主要产出部门。胡树华等(2012)基于投入产出表，分行业计算了省域层面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并依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对关联模式进行了分类。余典范等(2015)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测算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并进一步利用分解模型将这种效应分解为部门内乘数效应、部门间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主要源于制造业驱动，且乘数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继续优化产业关联机制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凌永辉等(2018)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测算了服务资本品比率和服务投入率，依据经验分析发现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非对称的双向互动关系，即相比较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推动效应小于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效应。

2． 基于产业共生关系

“共生”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用以描述不同种属的生物基于一定的物质联系共同生活的状态( De Bary, 1879) 。之后经济学家将其引入经济学领域，试图从“共生”的生物活动现象中探索经济市场规律。事实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逐渐打破原有的经济主体界限，产业间的互动与融合发展成为主流趋势。 Park 和 Chan(1989)通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6个国家投入产出表的比较分析，解释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部门间共生关系的演变，发现服务业往往更加依赖于制造业，服务业维持高水平的产出与就业能力取决于其与制造业间的互动关系。胡晓鹏( 2008)从经济学视角，结合生物共生与产业发展实践，系统阐述了产业共生理论的内涵，对产业共生融合性、互动性、协调性等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基于资源交换的产业共生系统探讨了共生机理并计算了共生均衡点。之后，胡晓鹏和李庆科( 2009)利用江苏、浙江、上海三地的投入产出表对三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共生程度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浙江的产业协调性最优，上海的动态协调性欠佳，而江苏的共生系统暂处于封闭状态。庞博慧(2012)基于生态学的Logistic模型，从共生理论视角测度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生演化的动态发展过程，研究发现两产业正处在成长期，互惠共生模式尚未完全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程度更大。孙畅( 2017)构建了度量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共生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结果发现中国产业共生水平表现为共生阶段与区域展布的不均衡性，与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应加强技术创新、制度建设及政策调节力度，加快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共生模式向更高层次转变。

3． 基于产业协同关系

协同理论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提出，他认为系统内各子系统间彼此影响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形成了协同效应( Haken,1976)。而产业间的协同常常依托产品或服务的投入产出关系来维持，多夫曼、萨缪尔森等人利用线性规划模型提出了产业协同最优化理论。近年来，有关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也较为丰富，就评价方法而言，主要包括耦合协调度模型( Pitt,1977；张沛东，2010；李秉强，2014) 、模糊理论(曾珍香，2010；汪晓文等，2014) 、灰色关联模型(邓聚龙，1985；唐晓华等，2016) 、熵变方程法( Franco,2008；史一鸣，2013) 、数据包络分析( DEA) ( Jefferson,2000) 、回归分析法(孙鹏，2012；陆剑宝，2014) 、区间值判断法等。史一鸣(2013)基于耦合熵模型分析了装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服务业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研究显示在阈值点的外部干涉将导致系统突变，促使系统向可持续的高度耦合路径运行。杜宇玮和刘东皇(2016)以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作为投入指标，以制造业利税总额作为产出指标，基于投入导向型的DEA模型测算了中国省域层面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协同状况。 Jiang( 2017)采用基于熵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测算了中国台湾地区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关联度，结果显示两产业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驱动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道路长度，而驱动物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就业补偿。唐晓华等(2018)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和行业层面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两产业总体已过渡至良好协调状态，而行业和区域层面则表现出不均衡的协调状态，指出存量优势是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三)产业升级的文献综述

产业协调和产业升级是两个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统一整体，产业间的协调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改变、产品附加值提高、生产要素改进、产业链升级，而产业升级又能进一步优化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使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向更高层次迈进。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书从产业升级理论、制造业升级及制造业升级影响因素三方面展开论述。

1． 产业升级理论的研究

关于产业升级的概念，从字面意思来看指产业发展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意味着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多的劳动产出。但就其具体界定而言，学术界基于不同的理论、研究视角给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作为一种中观经济活动，国内外针对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思路：“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价值链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类型产业的占比按经济发展规律朝着一定的方向转变。该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 William 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揭示了劳动力的分布及转移趋势，也即“配第定理”¹ 。之后， Fisher(1935)、Clark(1940)对国民经济按三次产业作了划分，并提出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不断减少，而在第二、三产业顺次增加的演进规律。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发现不同的变化特征。就产业视角而言，意味着三次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的规律性变化；就劳动生产率视角而言，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由低到高的转变；就价值构成而言，意味着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的过程；就生产要素集聚而言，意味着产业逐渐由劳动密集向技术、资本密集的跨越(杨先明和伏润民，2002)。产业结构升级一度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代名词和主要研究内容，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学界过分注重政府政策制定及评价，而忽视作为产业发展主体的企业的经营状况；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对如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缺乏有效措施(李育，2003；韩霞，2003)。邹一南和石腾超( 2012)认为结构变迁和效率提升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形式，其中结构变迁源于要素变迁和边际报酬差异所导致的产业及细分行业占比变动，而效率提升是技术创新、集聚效应、结构优化等引起的规模经济现象。李子伦(2014)分别从内在机理和外在表现探讨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含义，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既是生产函数高效化过程，也是产品附加值、国际竞争力提升及国际分工优化的过程。孙根紧(2015)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既反映了生产方式的变革、效率的提高和发展的可持续，又呈现出产业升级过程中新旧产业的更迭，将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升级视为同一发展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

产业价值链升级最初源于Porter(1985)提出的公司价值链理论，他将企业价值创造过程分为生产、销售、运输等基本性活动和采购、人事、研发等支持性活动，这两大类活动共同构成企业价值链。 Kogut( 1985)将企业通过技术、原材料与劳动的融合，生产出的产品经由市场完成交换、消费的价值循环过程定义为价值链，不同国家与地区为促进价值增值而进行分工协作，形成最初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之后，学者们就全球价值链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有的从生产效率、技术、产品品质探讨“升级”的含义( Kaplinsky,2000)，也有从产业、要素、功能、需求等探讨“升级”的方式( Ernst,2001)，还有从工艺流程、产品、功能、链条等探讨“升级”的模式( Humphrey和Schitz,2002)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关于产业价值链的研究大多从微观层面进行界定，认为产业价值链升级能够带动企业竞争力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Marcel Timmer(2014)依据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将产品增加值分解为资本收入与劳动报酬，结果发现高技术与资本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比逐年升高，这种切片化的研究有助于探索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原因，也即对资本与低技术劳动力的过度依赖。王直等( 2015)基于总贸易额分解法，提出了新的总贸易额核算法，克服了里昂惕夫经典方法无法完全分解中间贸易品的弊端，对全球价值链及官方贸易统计作了有效核算，成为解析跨国生产分工结构及全球价值链的有效工具。马晓东和何伦志( 2018)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区域、单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及产业结构状况的分析，结果发现“一带一路”沿线有8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其余10个国家并不能得到显著结果。冯晓华等(2018)基于对省域层面出口增加值进行分解，研究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垂直专业化路径满足“国内＞省内＞国际”，且从区域层面观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垂直专业化路径来看，东部地区由国际转向国内，其他地区均呈相反趋势。

2． 制造业升级的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制造业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在全球价值链底端获得了蓬勃发展，然而随着新兴廉价制造成本国家的增多，以及美、德、英、日等发达国家相继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给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国制造业带来了严峻挑战，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李钢等，2011；李扬等，2013) 。

Gereffi(1999,2005)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究了制造业升级，认为制造业升级应当是包含国家、企业、个人在内的经济单元参与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整体价值提升过程。 Pietrobelli和Rabellotti(2011)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与管理经验，是提高本国制造业水平及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渠道。 Contreras, Carrillo和Alonso(2012)在分析墨西哥汽车产业时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帮助本国革新技术、优化要素，进而带动产业升级。由于知识与技术的跨国溢出效应，广东、江苏等东部沿海省份的制造企业迅速成长，并逐渐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而其他省份仍以国内价值链为主，因此中国制造企业尚未完全嵌入全球价值链(张少军和刘志彪，2013) 。费文博等(2017)将区域价值链融入国家价值链，通过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分析了制造业升级路径，结果发现不同区域在区域与国家价值链增值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许多学者从外商直接投资( FDI)视角对制造业升级展开深入探讨，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带来知识、技术的外向溢出，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制造业升级( Kohpaiboon, 2006;Takii,2011) 。有统计显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一半以上，占GDP 份额超过20%，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 Whalley和Xian,2010)。张宗斌和郝静(2011)基于计量分析的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而对外直接投资由于特定条件尚不能带动制造业结构升级。阳立高等( 2017)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利用FGLS模型探讨了FDI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对以技术和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升级有明显促进作用，而对资本密集的制造业升级存在抑制作用。

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迈向服务业主导时代，从服务业视角，尤其是从生产性服务业视角探讨制造业升级的研究也随之增多( Hodge和Nordas,2001;Francois和Woerz,2008) 。很多学者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和效果，认为集聚增强了产业间的关联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需求供给的规模，促进了产业间的内在融合，对制造业生产效率及升级产生正向影响(盛丰， 2014；于斌斌，2017；韩同银和李宁，2017；刘奕等，2017) 。李永友和严岑(2018)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服务业“营改增”导致的税额减少显著提高了制造业效率，但在不同年份、区域、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高技术水平企业应选择增加研发投入，低技术水平企业应选择增加外购技术信息服务，论证了供给侧改革下减税效应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效果。

3． 制造业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

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增速下滑、产能过剩、产品附加值低、能源消耗大等问题，加之国际贸易中长期的“低端锁定” (张慧明，蔡银寅，2015)，唯有产业升级能改变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现状，国内外学者们在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 John A. Mathews(2009)认为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扩散效应能够促进技术由发达国家流向欠发达国家，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又被称为技术的“撬动战略”。原毅军和孙大明(2017)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探讨了不同创新模式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自主研发、合作研发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升级，加入知识吸收能力后，FDI技术溢出的产业升级效应明显加强。阳立高等( 2018)对制造业行业数据应用FGLS模型分析发现，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东中西”呈递减趋势，区域异质性特征显著。 Mazzkleni(1997)认为市场需求是制造业升级的内生动力，决定了制造企业要素投入和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突破自身的市场需求限制，可以拓宽制造业升级空间(陈爱贞等，2008；阳立高等， 2014) 。随着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培育优质的技术、人力资本，改善资本要素结构，能够有效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和实现产业升级(涂颖清，2011；官华平和谌新民，2015)。于茂荐(2014)探讨了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专用型人力资本能够促进制造业在产品、工艺、功能上的全面升级，但是中国拥有专门技能的人力资本明显不足，未来应加强人力资本投入。毛蕴诗等( 2016)从微观层面结合案例分析构建了企业升级模型，结果发现，财产性资源、知识性资源及外部社会资本对制造企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Breinlich(2008)从企业间合作的角度分析发现并购重组能够整合技术、信息、资本、人才等要素，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产业集聚在加强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运营过程中对信息资源的获取成本，促进知识外溢的同时也提升了创新能力，有利于产业升级( Pietrobelli和Rabellotti,2005；邱斌等，2012)。韩庆潇等(2015)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分析了产业集聚对产业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这种中介效应达到最大。

(四)研究评述

对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的文献整理可以发现，“需求遵从” “供给主导” “互动论”及“融合论”四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层层递进、逐步完善的过程，是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观察两产业相互作用得出的结论。其中，前两种观点认为两产业是“主导”与“遵从”的不对等关系，随着两产业发展过程中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目前来看两种观点都较为片面。“互动论”结合了前两种观点，认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两者的密切互动联系符合当前发展现状。“融合论”观点较为超前，未来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在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过程中必将呈现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

关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关系的评价研究，从产业关联关系、产业共生关系及产业协同关系研究的文献都较为丰富，其中前两种分析角度主要是基于投入产出表，尽管一定程度对两产业的关系作了实证评价，但往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投入产出表在编制时间上的滞后性，导致研究内容缺乏时效性，无法准确刻画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演进。从产业协同角度评价两产业协调关系中，采用增加值或产值等单一指标作的回归分析，由于缺乏大量数据支撑而使评价结果难以信服。基于多指标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糊评价等综合评价法，由于其综合性、充分性、系统性、客观性等特点，在评价过程中往往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文献中，国内学者最初的研究侧重点在于产业结构升级，甚至一度将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升级等同，随后才逐渐转向价值链升级的研究，全球价值链理论使产业升级在开放环境下有了新的内涵。在产业升级研究中，制造业升级受到的关注度最高，学者们从全球价值链、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等多重视角探讨了制造业升级问题，也从技术、资本、合作、政策等方面分析了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作用。然而，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关系的深入发展，产业协调发展是否能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效果如何，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除上述分析之外，还可看出有关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的文献相对较少，多数是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角度分析的，随着两产业互动的加深，这种状况在未来或许会有所改变。本书首先探索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内涵、机制，通过构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从整体、区域、省域、行业多个层面观察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及其演进规律，分析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内在和外在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测度驱动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最后考察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非线性影响。为促进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及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决策参考。

1Petty, William. Political Arithmetic; Or,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Extent and Value of Lands, People, Buildings; Husbandry, Manufacture, Commerce, Fishery, Artizans, Seamen, Sol-diers; Publick Revenues, Interest, Taxes, Superlucration, Registries, Banks; Valuation of Men In-creasing of Seamen, of Militia’s, Harbours, Situation, Shipping Power at Sea, Etc: As the Same Relat-ed to Every Country in General, But More Particulary to the Territories of His Majesty of Great Britain, and His Neighbours of Holland, Zealand, and .... R. and A. Foulis, 1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