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明确了到2025年要“实现标准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市场并重转变”的首要目标，同时提出“大力发展团体标准，实施团体标准培优计划，推进团体标准应用示范，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企业作用，引导社会团体制定原创性、高质量标准”等工作任务。我国市场自主制定标准自2015年《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将团队标准正式纳入国家标准体系以来，伴随《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发布而成为我国标准化战略的关键内容。2022年3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1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提升团体标准组织标准化工作能力、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团体标准制定模式、拓宽团体标准推广应用渠道、开展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实施团体标准培优计划、促进团体标准化开放合作等10个方面的意见。我国团体标准已经从以数量增长为主的第一发展阶段，进入以规范优质为目标的第二发展阶段。

2015年以来，我国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在政策推动下已获得了规模性增长，但实践仍不够丰富，发展仍不够成熟，相关研究多以案例剖析、呼吁重要性为主，基础理论研究也非常匮乏。新工业革命对标准的市场化提出了怎样的要求？标准制定主体参与标准制定和标准的动机是怎样的？怎样的政策有利于发挥主体作用，推动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健康发展，以适应国家创新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是厘清我国标准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关键问题，也是亟待系统研究的重要问题。

2017年以来，我们团队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托项目等多项团体标准发展理论研究项目，对我国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发展政策、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国外自愿性标准发展经验、标准形成理论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积累，本书是以上系列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书旨在通过学科交叉，围绕“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如何形成并发挥作用”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研究，洞察我国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发展趋势及存在问题，厘清标准制定主体的博弈关系，挖掘标准制定主体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明晰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形成机理，提出我国标准组织的能力提升路径，为我国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优质发展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

本书可能的贡献有：首次系统梳理了工业革命与标准化发展的互动关系；首次明确提出标准的三大属性——技术属性、治理属性和准公共物品属性；首次探讨了企业、标准组织及政府在标准形成过程中的三方演化博弈；从集体行动观的视角，刻画了影响标准形成集体行动的7个要素，创新性地区分了外驱力和内驱力，构建了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形成机制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由标准形成的管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市场运作能力和国际化能力4个维度构成的标准组织能力评价体系，总结了我国团体标准组织的发展模式及能力提升路径；客观地分析了我国团体标准化政策的效力，并提出了优化建议。

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杨静博士在整体研究中的深度参与，以及在模型建立过程中提出的真知灼见；感谢中国标准化协会、浙江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在调研方面给予的支持，以及高建忠先生、陈自力先生、蒋建平先生就团体标准组织发展方面所做的毫无保留的交流；感谢我的学生洪欢在浙江制造案例研究中所做的工作，邵吕深在团体标准组织评价及团体标准合作网络研究中所做的工作，樊梦婷在标准形成机制的博弈论研究中所做的工作，瞿羽扬在技术标准与产业演化研究中所做的工作，王丹丹、李雨婷在实证部分所做的工作，陆正丰、韦笑在文本挖掘方面所做的工作，刘思薇在文稿整理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感谢郑素丽教授、杨菊萍博士、曾宇容老师提出的改进建议；感谢我们团队，是大家的共同推进使我们在标准化理论领域的研究不断地取得新进展！

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研究工作的大力支持！

周立军

2023年3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