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大会的贺信中指出，标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我国标准化工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经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和从优到强3个阶段，不断创新突破，获得了极大发展。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共有现行有效国家强制性标准2117项、国家推荐性标准40910项、备案行业标准78431项、备案地方标准56715项。为了解决我国标准长期依赖由政府主导制定、供给模式单一，市场自主制定、快速反应需求的标准不能有效供给，标准制定主体活力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2015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建立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该方案明确了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具有重要地位，其已成为我国标准体系改革的重要任务，甚至被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我国标准化发展进入“二元机制”新征程。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明确指出到2025年要“实现标准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市场并重转变”的首要目标，同时提出大力发展团体标准，实施团体标准培优计划，推进团体标准应用示范，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企业作用，引导社会团体制定原创性、高质量标准等工作任务。2022年3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1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提升团体标准组织标准化工作能力、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团体标准制定模式、拓宽团体标准推广应用渠道、开展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实施团体标准培优计划、促进团体标准化开放合作等10个方面的意见。我国团体标准已经从以数量增长为主的第一发展阶段，进入以规范优质为目标的第二发展阶段。

从全球范围看，正在兴起“再工业化”浪潮。2015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通过“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将这三大战略结合起来进行工业创新，“将会催生一场‘新工业革命’”。但是，大规模生产模式下的标准化理论、标准形成机制已不能适应新工业革命智能化、互联化、生态化、定制化的发展特征，必须进行针对性研究，夯实理论基础，支撑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快速发展，使标准真正成为质量的“硬约束”，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促进标准的市场化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从已有研究看，国内外关于标准的形成机制研究主要侧重于技术标准的形成，并基于标准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视角，以技术标准联盟为对象的研究较多。国外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发展历史较长，经验丰富，效果显著，但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标准的形成机制是个新课题，尚未有系统性的研究。而我国长期以来以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为标准体系的主体，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协会标准、联盟标准方面有了一些探索性的尝试，尤其在2015年《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发布实施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在政策推动下也获得了规模性增长，但实践仍不够丰富、发展不够成熟，相关研究多以案例剖析、呼吁重要性为主，基础理论研究也非常匮乏。新工业革命对标准的市场化提出了怎样的要求？标准制定主体参与标准制定和标准的动机是怎样的？怎样的政策有利于发挥主体作用、推动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健康发展，以适应国家创新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是厘清我国标准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关键问题，也是亟待系统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