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体验考古

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笔记的扉页上曾抄录了一句叔本华的名言来勉励自己：“从根本上说，只有我们独立自主的思考才真正具有真理与生命。”我还从阅读现象学与存在主义中得到一个启示：无论哪种说法多么精彩，永远无法替代一个人自己的选择与体验。在这个移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今天，知识虽然不能说是贱如泥沙，但至少不再难以获得。当我讲到某个新概念的时候，学生可能会随手上网查询，以获得进一步的解释。因此，当我写一本涉及具体知识的著作的时候，我知道我一定要写出我的独立自主的思考，写出我自己的选择与体验，否则充当知识的搬运工，我会陷入到深深的内卷之中：图书市场上早已充斥着这样的作品了。也许这样做不那么完美，不那么高大上，不那么像父母一样总是正确，但是真实、具体、接地气、不让人厌恶。于是，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构建了全书的框架，并确定从自己的选择与体验开始。

选择考古

每个人选择从事考古工作或是把考古当作爱好的理由可能都是不一样的[1]，但是可以确信的一点，选择的理由不大可能是天生的，而一定会与生活经历相关，比如说喜欢读历史，同时还喜欢探险。如果不能亲身去探险，喜欢探险故事也有同样的效果，因为这已经意味着他或她在合适的时候有可能会选择考古。我就是这个人，从小喜欢历史，喜欢听故事，喜欢听大人讲掌故，可能所有的孩子都是如此，只是我到了高中阶段还保持着这个兴趣，还喜欢读阿蒙森与斯科特南极探险竞争的故事，而且有机会买到历史类的杂志。我在高中时代其实对考古学了解很少，跟现在的孩子无法相提并论，但在我的知识储备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偏向。当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选择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我的高考志愿是我自己做主的，跟父母、老师都没有商量过，我对所谓的热门专业兴趣不足，他们也没法帮我参考。选完之后告诉父母，父亲没有意见，母亲的意见就是学校太远了。在我眼中，考古与历史差不多，考古更新奇一点，而且吉林大学离我的家乡也足够的远。从长江之滨到塞外春城，上大学时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一下子就坐两天两夜。“关东九月，天高地晶”，大学录取通知书上的开门辞至今记忆犹新，那种新奇感是足够震撼的。

也许我真的选对了自己的志愿，我对自己所学的东西并不感到太吃力。我1989年上的大学，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手机，甚至连考古教材都没有，老师都是自编讲义，课上讲授，这个时代，知识是珍贵的。课上学生需要埋头抄笔记，我很擅长做这件事，写字快，虽然非常潦草。可能很难想象，课堂最吸引我的居然是绘图。学考古需要记住具体器物与遗迹的形制特征，那个时候也没有复印机，所有图形都是老师先画在黑板上，学生照着临摹。我喜欢画画，虽然画不好，课上的这项活动很满足我的爱好。老师也是根据书的图形描摹的，难免不那么准确，再经过我第二遍描摹，误差就可能更大了。于是，课后我根据参考书上的图再描一遍，还会多补充一点图，顺便就把笔记整理了一下。我无意中完成了课程的复习，考试成绩自然不错，进一步学习也就有了信心。我们选择的通常都是我们擅长的、能够做好的事。后来我才知道，学习考古需要比较好的图像记忆能力，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就是如此，这让他能够把不同地区的考古材料进行综合，这也是他能够写出《欧洲文明的曙光》的原因。他是第一个通过实物遗存材料构建起欧洲史前时代时空框架的学者，并对当时的生活面貌做出初步的重建。

第一次考古

我的第一次野外工作是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是在五一劳动节前后，赴吉林德惠进行野外调查。那个时间正值春耕，土地翻耕会把一些古代遗物翻到地表来，是最适合进行田野考古调查的时候。此时的东北，山沟里残余的积雪还没有消融。当时带队的是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安文荣老师，后来他成为研究所的所长，当时他也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如今的田野调查一般是在地图上确定好要调查的位置，然后直接驱车前往；调查时大家可以分散开来，即便彼此看不到也可以手机联系，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自己所在的位置还可以通过微信发送自己的定位，这种方法调查的效率很高。午饭时间，开车去附近镇上的饭店就好，同样非常方便，晚上还可以回到镇上的宾馆休息。我们调查时这些条件都是没有的，安老师带着我们班上的三名男同学住在乡招待所，每天从这里出发，偶尔会租当地的农用车送我们一段路，返回的话，就只能自己走回来了。翻耕后的土地就像沙滩，走在上面很耗体力。有一天我们捡到半截石磨盘，还有半截瓦当，舍不得放下，于是我就给背回来了。当时只有我背的是双肩包，走到后来背带都扯断了。

那次调查我们在松花江边发现一处剖面，上面可以看到清晰的用火痕迹，还有陶片。找到这处遗址也有那么一点偶然，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景观不错，想坐下来歇会儿，不知道是谁首先注意到剖面上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发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遗址的分布是有规律的，农业群体、狩猎采集群体在选择居址上有非常不同的考虑。农业群体有的会打井，即便不会打井，也有容器运水、储水，不必紧邻水而居。狩猎采集者则不然，他们需要如此；他们还需要考虑监视动物群的迁徙、避风、安全等，从居址的位置也大致可以判断一个群体的社会经济形态。我们觉得景观不错的地方，古人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坐在那里，我记得安老师讲了一个有关农安左家山遗址发现的八卦，说是在休息时，某位同学无聊，拿着铲子挖着好玩，无意中发现了这处遗址。他们选择休息的地方，可能跟我们的一样，景观不错。对景观的判断，古今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人所偏好的景观，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都是热带稀树草原适应的遗留，需要足够的开阔，但又不是一览无余，有山有水，进退自如（对善于攀爬的人类来说，地形上有一面比较陡峭是比较理想的，这样比较安全）。无聊之中随手挖挖，也肯定是有的。几年前我们在辽宁喀左调查一处洞穴，休息的时候也这么做过，结果听到“咯噔”一声响，工兵铲碰到了东西。挖开来一看，原来是一套日常用的瓷碗，很可能是几十年前乞讨的人埋在这里的【图0.1】。

我们的野外调查持续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每一天都有挑战，这挑战主要来自吃饭问题。我们不可能中午回到乡招待所。第一天文化站的陪同人员穿着皮鞋跟着我们走，第二天安老师请他帮我们去安排吃午饭的地方。东北人实在，于是乎我们吃到了各种各样的农家菜。一天我们到松花江的江洲上去调查，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差，土地沙化严重，站在连绵的沙丘前拍了照片，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在沙漠中。初春之际，青黄不接，村里招待我们的菜是鸡蛋炖土豆、大豆腐蘸酱油，都是用脸盆装的，量管够，但吃法实在粗犷，没有青菜。回到德惠城里，文化局招待我们，吃到了松花江的开江鱼。野外调查除了寻找考古遗存之外，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体验地方文化、了解乡土民情的机会。德惠县下属的“镇”跟南方有很大的区别，它缺乏商业设施，更像是人口较多的农村。商业不发达影响了东北的发展，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

我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是在内蒙古林西县的白音长汗遗址，这是一处非常适合本科生进行田野实习的遗址。遗址的面积足够大，它的主体是一个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8000多年）的双生聚落，两个聚落相距数十米，由浅壕沟隔开。遗址所在山坡的顶上有积石冢【图0.2】。遗址中还有更晚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的房址与灰坑。遗址的埋深不大，揭开表土就可以看到房址的开口。人类干扰过的土壤颜色与生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颜色更深、更杂。兴隆洼文化时期房址数量有几十座，每位同学差不多都挖到了几座，有的房址里保存的东西非常多，数个陶罐摆放在一起，有的还呈倒扣状态。这些房址的中央大多是由石条围合而成方形火塘（灶），居住面抹有细泥，离半地穴的坑壁一米左右的地方起一道土棱，把抹有细泥的居住面与生土居住面分开。靠墙的地方摆放有陶罐、石器、动物骨料。白音长汗的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居民挺注意室内空间布置的，比同一时期其他地方的房址都要精致一点，就像是家里装修过一样。这里的陶器也是如此，通体施加纹饰，通常是分为三段，靠近口沿的三分之一部分施加弦纹，其下是窄窄的一条凸起的附加堆纹，再下一般都是“之”字纹。如此讲究的装饰，意味着什么呢？我当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同一时期其他遗址的情况，更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后来才知道这种情况可能与女性主导生活空间相关。

说这个遗址适合本科生实习，是因为这里有房址、灰坑、墓葬、壕沟等常见的考古遗迹，且是不同时期的，空间上有叠压关系，比如后来的半地穴式房子破坏了更早期房子的一角。更妙的是，这样的打破关系不是很多。不同时期的房址形状、大小、深浅、包含物并不一致，所以判断早晚关系并不那么困难。部分房址里的出土物很丰富，还很完整，这是我们很喜欢的，谁也不愿意发掘多日，两手空空。地层关系的复杂程度适中，遗物丰富多样，不同时期器物风格鲜明，当然是非常理想的实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土质土色容易区分，黄土地带，生土与人工干扰过的土壤颜色差异明显。相比而言，如果是在东北黑土地带发掘，到处都是黑乎乎的，真的好难区分。同样，在南方潮湿的水网地带，也不是很好区分，由于地下水很浅，需要不断排水，总是在泥泞中工作。白音长汗这里干燥，下雨的时候不多，往往是急骤而短暂，发掘工作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小。在考古学界，通常认为吉林大学的毕业生田野考古发掘的功底比较好。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本科实习的遗址选得比较好。过于简单的遗址，或重复度特别高的遗址如汉墓，再就是时间紧张的抢救性发掘，都不适合本科生实习。过于复杂的遗址，比如有的遗址叠压关系非常复杂，而且深度超过三四米，几个月实习期内都不能挖到生土，这会让学生非常崩溃，这个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于夏商阶段）的遗址就是如此。学术训练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培养兴趣，难度适中的遗址就是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

白音长汗遗址以完整的双生聚落而著名，每个聚落中有三四排房子，每一排中有一座面积较大，两个聚落中又各有一座超大的房子，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我记得发掘其中一座的时候，一开始勘探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座超大的房子，而认为是两座房子，所以安排探方进行发掘的时候，挖出来的土都堆在探方附近。等到我们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时候，就需要把堆在边上的土运走。这是一个颇大的工作量，当时调了十多名民工来帮忙。这座大房子里的火塘也大，显然是个公共场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布局呢？我在写学年论文的时候做过一点研究，找了一些民族志的材料，试图帮助自己理解这种布局的意义，但我缺乏对原始农业社会空间布局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较为全面的了解，结果自然不大理想。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聚落之中有的房址保存有特别丰富的遗物，有的几乎一无所有。在赵宝沟文化时期的一处房址居住面上发现一溜保存完好的石铲，都是实用器物；而在一处红山文化的房址中发现了一具人骨架，像是室内葬，房内没有物品，但火塘的红烧土很厚，比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的要厚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发现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自然不会去质疑。后来我才知道这与考古材料的废弃过程相关。

我们就像乘坐时间机器来到了8000多年前的史前村落，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好奇。白音长汗双生聚落的布局非常奇特，它位于一个山坡的北坡，因此房屋的门道朝向东北。这有点不合常理，现在当地农村的房屋朝向基本都是朝东或朝南。为什么会这样布局呢？我那个时候没有景观考古的知识，只是觉得奇怪而已。许多年后，重新研究这个遗址，注意到两个聚落实际上都对着河对岸一处酷似蛤蟆的天然风化石，想必古人觉得这是一处神迹——即便现在仍然有人崇拜。山顶上积石冢中是石板墓，随葬有玉器。兴隆洼文化是中国较早使用玉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更早的是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时隔20年我再次访问这处遗址的时候，发现还有人在此翻找。

白音长汗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对田野考古的第一印象主要来源于此。从这里高远的天空到玫瑰色的晚霞，还有金秋的西拉木伦河谷，都成了我难忘的美好回忆。毫无疑问，野外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我们住在老乡家，刚住下来，问房东厕所在哪里，结果是一阵尴尬的沉默，自己想办法吧。没有洗澡的地方，只能自己想办法。用水也有点困难，需要自己去打水，水井深27米，用辘轳提，但需要自己挑回去。没有用过扁担的城市学生，肩膀受不了。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挑过水，没觉得有什么困难。尽管白天的劳动量不小，我早上还会出去跑步，漫山遍野地跑，几个月下来，把遗址周围的山头跑遍了。

时隔20年重返，我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工作站的库房中又看到白音长汗遗址的出土物，其中还有我写的标签，还有我亲手发掘出来的石器，我就其中的一把三角形石刀还写过文章、做过报告，我发现它是一把成年男性用的砍砸器，有手握的痕迹与使用痕迹。我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认识是因为我在过去20年里在石器考古上有较为系统的研究。

硕士阶段

我的硕士阶段到北大跟随吕遵谔先生学习旧石器考古。我在本科阶段学得不错，考研究生自然是顺理成章。我曾经想学商周考古，还想过学古文字学、秦汉考古。吉林大学的古文字很强，有传统。本科阶段有古文字学的课程，古籍研究所老师还轮流来给学生开讲座，这对拓宽学生的视野还是很有帮助的。老师是学生的榜样，我也觉得学古文字学很有学问，但是权衡再三，这门学问太费钱，需要大量买书，而这不是我的家庭能够支持的。不像现在，那个时候没有电子版。不能学古文字，自然学商周考古也不大理想了。研究商周时期，不懂古文字，我当时认为像是跛腿了。后来才知道，其实考古与古文字研究走的是两条路，学有所长就可以了，能都通固然好。学习秦汉考古因为受到汉简研究、长城研究以及汉代冶铁成就的吸引，我曾经与俞伟超老师联系，他告诉我他已经离开北大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工作，不再招生了。到大三之后，学了体质人类学、古人类学，感受到自然科学的魅力，觉得学习旧石器考古应该不错。

旧石器考古是考古学的三大分支之一（另外两个分支是古典-历史考古与新石器-原史考古），通常与古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研究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这个分支的开创者许多都是地质学家，专门从事旧石器考古-古人类学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培养的学生获得的学位专业仍然是地学的。研究生一年级我在地质系、城环系（原地理系）、生物系选修了四五门课程，还跟他们的学生一起去野外实习，其中跟地理系到大同盆地的实习时间有十余天。虽然已是七月，大同盆地的油菜花才刚刚盛开，碧草蓝天的映衬下，有夺人心魄的美。大同盆地多火山，还有非常厚的第四纪堆积，上百万年前，这里曾经有个古湖泊，古人也在周围生活过。大同盆地的下游是阳原盆地，又叫作泥河湾盆地，也曾经有个大湖。这里发现了极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持续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我在泥河湾盆地做过调查，参加过发掘，整理研究过这里的石器考古材料。这里的确是旧石器考古的圣地，因为是滨湖环境，沉积物非常细腻，所以石器材料都保存得非常好。从汉中、商洛、关中、运城一直到泥河湾、怀来，穿过黄土高原的一系列盆地，都有非常厚的第四纪堆积。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似乎偏好这样的生存环境，而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选择居址的偏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越来越考虑农业的需要，这里的遗址就比较少了。

旧石器考古的另一个重要地理对象就是洞穴，我参加了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的最后一次发掘。金牛山遗址曾经是个洞穴，后来坍塌了，这个遗址出土极为丰富的动物化石，有“小龙骨山”之称（周口店遗址的所在就是龙骨山），尤其重要的是这里曾经发现了人骨化石，从头骨到肢骨都有保存，十分难得，铀系法测年结果为距今28万年左右。从人骨的特征来看，或认为属于直立人，或认为属于早期智人。与人相关的遗迹与遗物也不少，先后发现了数个保存完好的火塘，还有石器与人类加工过的动物骨骼。火塘的结构保存完整，由一堆石块覆盖。我的师兄顾玉才当时做了相关的实验，发现烧到将尽的火塘用石块盖住保存火种，时间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只要手伸进去，灰烬还有一点余温，就可以重新点燃。金牛山遗址位于一个滨海的孤立山丘上（如今离海边已有数公里远了），蛇非常多，上工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曾经还发生过从洞穴顶棚（为了保护洞穴复建的）上落下来蛇的情况，一次砸在民工的头顶上，另一处落在顾玉才师兄的脚边，都是毒蛇，还是有点惊心动魄的。

就在去金牛山遗址发掘前，我还参加了河北临漳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前后二十多天，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为酷热的夏天。我是湖北嘉鱼人，邻近武汉，其实夏季也是火炉一般，但是跟那年的华北平原相比，似乎还要逊色一点。田野上都是玉米地，高高的玉米茎叶挡住本来就微弱的风，我们就像待在蒸笼里。早上刚上工地，尽管只是在探方边指挥民工干活，不到九点已经是汗流浃背，十点就不得不下工，然后下午五点大家上工，还是要顶着烈日。中午时间漫长，租住的民房也很热，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这回事，我躲到村头的树林里，看书、背英语单词，我的GRE单词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背的。酷热之时，心浮气躁，正适合背单词这种简单的活动。我们在这里发掘的是三国时期的墓葬，因为要修高速公路，工期紧，不得不在盛夏做发掘工作。墓葬的保存状况大多很糟，可能在历史上就遭到了破坏。我发掘到半截颜色十分鲜艳的陶案，放在探方边，不到半小时就变得十分灰暗了，很可惜。文物保护的成本很高，只能针对非常罕见与珍贵的器物。抢救性发掘是考古工作的常见内容，许多地方考古所都负责此事，如今部分高校与公司也参与进来。

博士阶段

旧石器考古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硕士毕业后选择出国深造也就是不二的选择。当时新东方学校刚成立不久，英语考试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否则以我的水平，短时间内通过GRE考试是不可能的。我联系了几所大学，最终在SMU（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译为南方卫理公会大学）拿到了全奖。这是一所位于达拉斯的私立大学，曾经有“南方的哈佛”之称，全美排名在五六十名左右。我联系的导师弗雷德·温道夫（Fred Wendorf）主要从事北非尤其是埃及的旧石器考古研究，也研究早期农业社会，我跟他的兴趣较为一致。他当时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美国考古学会的主席，名望很高。当时我没敢联系另外一位学术威望更高的老师，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听说他的要求严格，学生很难毕业。但是学了两年之后，由于课程冲突，我不能去埃及发掘，做不了埃及的旧石器考古。宾福德对中国有研究，于是我就转到了他的名下。名义上我还是温道夫的学生，博士论文的指导其实是宾福德负责的。宾福德以考古学理论、民族考古、动物考古见长，是美国新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是学界里程碑式的人物。我能跻身他的门下，纯属幸运。

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也参加过一次发掘工作，也算是感受到了中美不同的田野考古工作与生活。发掘地点是导师帮我联系的，是位于蒙大拿州的麦卡非（MacAfee）遗址【图0.3】，由洛基山博物馆馆长负责。遗址位于一处农场内，农场是私人的，面积至少有上千亩，只养着两匹马。馆长并不经常在，来了也是考察一番就走了，由两名工作人员并数名研究生负责具体的发掘工作。没有民工，只有一些志愿者，多是家庭主妇。此次发掘更像是在试掘，在不同地方开了若干探方，但是出土物比较少。有点开眼界的是，他们把所有的出土堆积都放在不同孔径的筛子中冲洗/浮选，挑出其中的动物骨骼、石器残片以及植物遗存。水是从附近水井中抽上来的，用得相当奢侈。洗堆积是一项很费力的工作，水很凉，戴着手套都嫌凉，稍不小心，就会溅湿衣服。有些志愿者干了两天，受不了，只好放弃。考古工作好玩，但是也辛苦。冲洗堆积的确是发现一些微小遗存的好办法，前提是用水要足够方便。

我们发掘的地方似乎位于一座金矿附近，水洗后的堆积上面闪烁着片片金光，好事的志愿者拿来淘金的工具，还真的操作了一次。他有淘金工具，说明附近可能确实有这项营生。志愿者是附近的居民，他们有时会给我们带些饮料与小食过来。考古工地也准备了一些，上下午各休息15分钟，吃点东西，比如麦芬蛋糕、曲奇等，相当于一天吃了五顿。后来有学生也到美国留学，去阿拉斯加实习，以为也会像我这样，没料到那里人烟稀少，后勤工作很差，结果饿惨了。

我们吃住都在考古工地，厨房是一间大帐篷，自己住小帐篷，弄个防潮垫与睡袋，就睡草地上。蒙大拿州的纬度跟中国东北差不多，夏天的晚上还是挺冷的，有时候会冻醒。其实遗址附近就有个汽车旅馆，我们在那里租了一间房，晚上过去洗澡，条件相当不错，只是每晚还必须露宿在营地。我不知道发掘方是为了省钱，还是喜欢野外露营的生活。刚到考古工地不久，年龄比较大的泰德（Ted）给我普及了一下美国的露营传统，大意是露营期间青年男女的生活是自由的，回到正常生活工作状态之后是不能这样的。晚上大家基本都是去镇上的酒吧聊天，酒吧是小镇的社交中心。老实说，这种生活挺不健康的，晚餐已经吃饱了，再跑出去喝酒，有点撑得慌。而且喝酒的时候，什么都不吃，很容易上头。酒后话多，话多必有失。偶一为之，不为过，天天如此，好像真是为了打发时间（kill time）。

发掘期间，有一天当地商会的成员要来参观，他们很忙，定在黄昏的时候来。商会是金主，是需要努力争取的对象，博物馆的重要资金来源就是商会的捐款。欢迎的方式比较另类，大家去二手物品商店采购了一些颜色、款式比较怪异的正装，安全帽上绑上手电筒。当商会的人看到一群穿着衬衣，打着颜色鲜艳领带的人，戴着奇怪的安全帽，忙着挖土的时候，都笑了。哄到金主们开心，欢迎仪式的效果就实现了。没有大张旗鼓，张灯结彩，反其道而行，也是一种办法，这的确也反映了中美文化的差别。中美的社会结构也有很大的区别，美国总体而言是个民间社会，政府的力量比较弱，老百姓不信任政府，成天拿政治人物开玩笑。中国正相反，政治是很严肃的事情。在美国一般人之间，大家其实很好相处，早饭时大家喝着咖啡，谈天说地，普普通通的人情世故，全世界似乎都是一样的。美国的空气并不特别香甜，发掘期间，蒙大拿州的森林大火一直都烧着，甚至扩散到了其他州，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烟尘的味道。

博士后

博士毕业后，我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做博士后。之所以选择博士后，直接原因是还没有想好去哪里工作，另外的原因是希望熟悉一下不同的研究环境，这也是一种学习。国内发展速度非常快，1998年我出国留学时，国内用手机的人还不那么多，六年后，大城市中几乎是人人都有了。我首先参加的野外工作是在宁夏灵武的水洞沟遗址【图0.4】，那一年，考古队住在一个停业的度假村中，条件还是蛮不错的，伙食尤其好。宁夏的羊肉非常有名，吃过之后，感觉真是名不虚传。我当时想，时隔六年，野外工作条件改善可真大。次年，又去水洞沟遗址发掘，这次租用了宁东镇的一家小宾馆，伙食差了许多，看来是跟地方相关。水洞沟遗址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发源地，1919年比利时传教士肯特路过这里采集到动物化石与石器，其后法国传教士兼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与德日进就在这里做过发掘，发现了300多公斤的石器与动物化石，部分还能在今天的天津自然博物馆（其前身是北疆研究院）看到。水洞沟遗址的发掘采用国际通行的旧石器考古的发掘方法，都是1米见方的小探方，以5厘米或10厘米一个水平层向下发掘，遇到出土物就留一个小土台子，发掘完毕后测量出土物相对于基点（预先设置好的）的三维坐标。发掘工具用手铲，遇到器物或化石，就得用削尖的筷子与毛刷。可以想象，这样的发掘速度不会太快。由于发掘面积有限，一群人挤在一起，自然也是聊天的好机会，发掘的过程挺快乐的。

水洞沟缺水，不可能如在美国那样冲洗所有的出土堆积。而且水洗的方法很可能并不适合这里，因为这里干燥，堆积以黄土、泥沙为主，堆积经过冲洗，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这并不是猜测，而是有先例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导师之一弗雷德·温道夫（Fred Wendorf）曾在埃及西部沙漠中发掘，他尝试过水洗的方法，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找到。后来尝试用干筛的方法，结果发现许多植物遗存。干燥的植物遗存一遇到水就溶解了。水洞沟的发掘采用的就是干筛法。筛土是最累人、最单调的工作，大家只能轮流做。黄土松软、细腻，偏碱性，是对古代遗存比较友好的堆积，不像南方的酸性红土，很难保存下来动物化石。我们在第二地点的发掘中揭露出来数个火塘，火塘的红烧土都比较薄，用手铲多刮了几下，发现下面已经没有了。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骨骼碎片与石器碎片的分布都偏在火塘的西北方向，骨骼很细碎，石片同样又小又薄。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读过宾福德的名著《追寻人类的过去》（2009年我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了），了解到狩猎采集者在火塘边的生活习惯，知道火塘的下风向有烟，通常不坐人，正好用来扔垃圾。这也就是说，古人用这些火塘的时候吹的是东南方。水洞沟遗址位于季风区的边缘，夏季多东南风，冬季多西北风。水洞沟遗址是一个旷野遗址，适合夏季利用。作为一个用于过夜的临时营地，人们在火塘边聊天，同时会修理工具；早上起来，不可能马上去打猎，早饭往往是前一天吃剩下的东西，因此，我们看到的石片都是轻薄细小的，动物骨骼也很细碎。宾福德在阿拉斯加州努那缪提人（Nunamiut）的临时营地中就看到过这类遗存特征。现在是了解过去的钥匙，这是古生物学的观点，对于考古学来说，其实也是适用的。

以上是我在求学阶段体验考古的片段，就考古体验而言，其实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选择了考古，按存在主义的说法：人除了自我塑造以外什么也不是。的确，在我的童年时代，有过许多的梦想，但肯定没有成为考古学家这一项，因为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考古这样一个职业。中学时代逐渐有了一点了解，混着文物鉴宝、探秘冒险以及年轻人对潮流的逆反，经过十余年的专业训练，我成了职业考古人。其间无疑需要努力学好基础课程，突破英语障碍，还有广泛的阅读、深入的思考等，这与成为其他学科的专业研究者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做一件事情，无疑都会追问它的意义，包括我所理解事情本身的意义与事情之于我自身的意义。不过，在我这里，两种意义混合在一起，有些难以区分。

于我而言，考古学早已变成了一种修养，一种视角，一种具有我自身特点的考察世界的方式。不同学科的人有不同的体验与考察世界的方式，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都有自己的方式，深入进去，都能获得乐趣，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方式。人类历史大约600万年，有文字记载的不超过5000年（较为详细的历史记载也就3000多年），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都是史前史，都是考古学研究的范畴。因为研究的历史如此久远，所以考古学自带长时段的视角。从人的基本特征形成到现在能够遨游太空，数百亿人曾经存在过，如今都已成为过去。从长时段历史视角来看，我们更可能有效地判断一件事物的意义，这或许可以算是考古学的第一个特殊之处。第二，考古学是一门追根溯源的学科，对专业研究者来说，这已经是一种习惯。每当看到某件物品或是遗迹现象，总会想到它的源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哲学家福柯正是借用这个概念，写成了《知识考古学》，虽然与考古学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其三，考古学研究物质遗存，是从物的角度来研究人，它由此自带一个了解事实真相的角度，不管有什么传闻或是记载，我们都需要看实物遗存，相比而言，实物遗存更不可能撒谎。物质遗存是有意义的，在或不在，如何存在，都可以揭示许多重要的信息。

也正因为如此，我把司马迁视为考古学的先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不正是考古学的宗旨么！考古学是历史学的延伸，完全有资格采用这个宗旨。宋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进一步拓展了考古学的意义，物质遗存作为古人生活的直接遗留，是文化传统的主要承载方式。然而，物质遗存不会自己讲话，需要考古研究者不断地进行阐释，在阐释与实践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学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它关乎我们存在于世的意义，确定什么是好的、美的、真实的。当然，这些重要的问题并不只有考古学在研究，但是考古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学习考古学，从事考古工作，我感受到它的意义，也在其中创造属于我自己的人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