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在历史长河中偶尔会有“团练”这个词浮出水面，很快就被滚滚波浪推入水底了无踪影。会有心细者记得梁山好汉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玘、圣水将单廷珪、神火将魏定国等，但知道他们上梁山前都曾做过团练使的就不多了。晁盖、吴用等结伙劫取生辰纲，被派去缉捕肇事者的黄安是团练使；地痞蒋门神夺走施恩的快活林酒家，背后指使者是孟州张团练，于是就有了武松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的故事。这些个刻画得惟妙惟肖的形象都出自《水浒传》。虚构人物当不得真，不过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却是货真价实的团练使，他因乌台诗案被放逐到湖北黄州当八品职官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苏东坡在黄州当了几年闲官被调至汝州，居然还做团练副使。宋朝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团练使有职无权，团练副使更是无足轻重，但一代文学大家居然与“团练”有过交集，对提高这个词的关注度多少会有些帮助。

团练的前身是乡兵即乡村民兵。清人孙鼎臣认为乡兵出现在东周时期，有“今之团练乡兵，其遗意也”之说，这里的“团练”作动词用，意为集合民兵进行军事训练。孙鼎臣称“周官（《周礼》）之所以联其民使其相属，后世之乡兵也”，他说的“联其民使其相属”即保甲制度雏形。有保甲必有乡兵，有乡兵则必须团练，于是相辅相成。他这样推论论据尚且不足。《周礼·地官·司徒》记述王畿之地实行保甲制度，“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并无“相保相受，刑法庆赏，相及相共”的条例，有互助而无惩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国相管仲为防止人口流亡制定“什伍法”，秦国大良造商鞅严禁秦民迁徙流亡，依据“什伍法”制定“连坐法”，规定乡民“五家为保，十家相连收司，一家有罪，九家举发，若不纠举，十家连坐”,“犹得乡田同并守望相助”,“什伍法”“连坐法”，这些都是惩罚性法规，保甲组织需要承担的职能更大了。

亚圣孟子推崇井田制，乡村农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大家一起犁田播种耕耘收获，一起拿起武器保护劳动果实。这就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乌托邦了，祥和温馨满满爱意。然而理想很遥远，现实却总是硝烟四起烽火连天，各种样式的军事组织充斥人间，温情脉脉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实则是动辄纠举牵累连坐的网格式保甲制度。

魏晋南北朝出现府兵制度，府兵是私属地方大族的宗族民兵，大族职官利用宗姓关系，让族内佃农做效忠于他们的府兵，开启地方宗法制私属武装之端倪。中央政权容许宗族民兵存在，战时通过属主让府兵执行军事任务。

正式的“团练”一词在唐代已经出现。武则天执政时突厥入侵，鉴于军队、府兵兵力不足，唐政府开始动员边境地区居民组建武骑团兵，又称团结兵、团练兵，官府免除团练兵税赋，由团练使指挥他们作战。团练使是体制内军事长官，负责组织团练兵军训，指挥他们作战。安史之乱后为填补一些属郡、藩镇的防备空白，唐政府开始广置团练使代为履行职事。“乾元元年（758），置团练守捉使、都团练守捉使，大者领州十余，小者二三。”¹黄巢起事反唐后，唐廷将一些藩镇团练使擢升为节度使。

宋代仍设团练使，乡兵“选自户籍，或士兵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²。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把宋代“团练使”写得活灵活现，他的《水浒传》除了写团练使，也写地方民兵，不过小说中的民兵与团练使风马牛不相及。梁山晁盖、宋江部队三打祝家庄，庄里的民兵不可小觑。小说中他们被叫作庄客，庄客可不是好惹的，在庄主指挥下把武艺高强的梁山好汉打得人仰马翻损兵折将。元代诗人徐贲写有五言诗：“远塞频经扰，重烦团练行。堠兵传虏信，关吏说边情。月黑深防檄，风高屡按营。羽书闻近息，喜复见秋成。”³那时的团练使兼管民政农事，职务全名为团练安抚劝农使，所以诗中有“喜复见秋成”之说。

明代不设专职团练使，由按察使、兵备道兼管民兵组织。明代后期关外军事形势严峻，明廷任用辽地豪强吴襄为“辽东团练镇总兵官”⁴。明代在北方实行九边军镇体制，在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地置镇设总兵官，职权相当于战区司令。辽东团练镇总兵官又称辽东团练总兵、辽东总兵、宁远总兵，团练镇总兵意谓负责训练当地商民、应戍边兵、充军罪犯，组建辽兵部队对清作战的总兵。1639年，总监关宁两镇太监高起潜、辽东巡抚方一藻、蓟辽总督洪承畴，联名奏准吴襄之子吴三桂为“辽东团练总兵”，命其在宁远“中后所、前屯卫训练辽兵”⁵，子承父业的吴三桂在团练总兵任上引清军入关，为大明王朝、大顺政权敲响最后的丧钟。

清人入主中原初时的官方文献少有团练的记述。顺治年间出现乡兵的讯息，1648年，“常熟有贼匪万人啸聚”，羊尖镇乡绅席家三兄弟出资召集三千民兵将其驱散（清·钱泳《履园丛话》）。地方官建议举行团练是1657年的事，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成性奏称：“宜令居民筑土堡，多备长枪鸟铳，习为团练。”⁶ 1708年山东布政使蒋陈锡奏称：“战船当更番修葺，水手当召募熟谙水道之人，沿海村庄当举行团练，互相接应。”⁷ 1711年清廷命令沿海地区团练壮丁：“至沿海村庄，拣选壮丁，兴立团练。多备弓箭鸟枪，遇有贼警，与地方弁兵协同缉拏。”⁸“习为团练”“举行团练”“兴立团练”等，皆为团练即训练民兵之意，并非将民兵武装命名为团练。康熙、雍正两朝因海禁政策导致局势不稳，需要地方民兵协助军队守卫海岸线。

清代中期反清会党武装活动频繁，清廷动员地方绅民参战。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领侍卫内大臣德楞泰呈《筹令民筑堡御贼疏》，奏请清廷“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壕。其余散处村落。酌量户口多寡。以一堡集居民三四万为率。因地之宜。就民之便。或十余村联为一堡。或数十村联为一堡。更有山村僻远。不能合并作堡者。即移入附近堡内。所有粮食牛豕什物。一并收入”。甘肃庆阳知府龚景瀚撰《坚壁清野并招抚议》，指出军队和乡勇（雇佣兵）均难以歼敌，建议乡村组织民兵自卫，“守陴壮丁，惟贼至时数日给以口粮耳，无按月之盐粮，无安家之银两也，其费较招募乡勇，所省何啻天渊。而爱护乡里，朝夕相见，犹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维系之”。四川梁山知县方积撰《团练议》:“每保正所管之地为一团，又合数保正或十数保正之地为一大团。每小团设立团长一二人，或三四人。无论绅士居民，务须其人心地明白，晓畅大义，向来为一方之仰望者，始准议立，不必拘定资格，亦不得徇私妄举。其大团议立团总一二人，或三四人，总理各团之事。所有大团团总，须各团公举后，访查明确，当面验试，如果可以胜任，再行给札饬办。”这份出自地方官之手的《团练议》中，出现“团”“小团”“大团”“团总”的概念，说明嘉庆年间官方和民间已约定俗成把乡村民兵武装称为团练，团练武装组织作为独立实体瓜熟蒂落。乡村武装形成一定规模以“团练”冠名，较松散型民兵战斗力增强许多，发生在1809年的一次海战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团练击退了三百多艘进攻顺德、番禺的海盗船。

二

晚清团练运动是中国团练发展史中最重要的阶段。这场运动并不局限于军事斗争，绝非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旁枝末叶，而是以熔岩一般炽热狂烈的无序动力，将末代王朝推越过横亘于近古与近代之间的沉重门槛。

与成型于嘉庆朝的团练呈单一走向不同，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团练路径多向，突破了传统乡村民兵概念的边界，亦难以用地方自卫组织来框定。同样，也难以由团练叙事中最具影响力的曾国藩、李鸿章所辖武装笼统概括。因特定的历史生态，晚清团练运动并无明确宗旨和统一纲领，在变化未定的外部环境和无休止的内部裂变中无序漂移，因此存有各种可能性。由不同群体组成的各式团练，怀有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权利诉求，在当时是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在锁国反洋与接触外部世界、国家权力与地方利益、族群凝聚力与不同阶级冲突的框架中，寻求并不兼容的前行路径。

晚清团练运动发端于广东。1841年，珠江三角洲的数万民兵集结三元里，手持冷兵器阻止侵华英军进入其耕作之地；1848年，广州商民团练守住城门，决不让一个外国人入城贸易；1858年，广州团练总局集结七千名团勇进攻广州，与守城的英法联军激战四小时。一切因贸易而起，农耕社会坚守自给自足形态，工业革命催生的西方列强以先进热兵器突破东方朝贡体系的边界，构建以棉纺织品、鸦片为主要商品交换茶叶、丝绸、陶瓷的国际贸易体系，变白银从西方流向中国为从中国流向西方，整个世界为之失衡。

最早在广州三元里组织民间抵抗组织的，是一群乡村底层知识分子，因创办或服务于乡村自治组织社学，又被称为社学乡绅。社学担负传授儒学、训练乡兵的任务，社学武装可称社学团练。

广州上层士绅也办团练，他们建立大佛寺绅士公局，董事会成员多为书院山长（相当于现下院校负责人、学术带头人）。大佛寺绅士公局撰写告示威吓广州城外洋行区的英国人，创作诗歌赞美三元里抗英英雄，揭露广州当局昏聩导致军事和外交的失败，控诉外省援粤清军对外怯懦对内残暴，其政治意图是战时的广州由公局和团练自治。

社学士绅群体由尚未进入官僚系统的文武举人、生员组成，因被战功、捐输等因纳入品级管理，下层士绅人数急剧增多，利益要求亦趋多元。下层乡土士绅与上层绅士儒学信仰相同，政治、经济地位则全然不同，这使得鸦片战争初期的广州团练未能形成紧密型集团组织，城内上层士绅团练与乡村社学团练并非隶属关系。

广州买办阶层的处境跌宕起伏，他们在1841年被视为唯利是图的汉奸， 1848年反入城运动中则出力甚多。广州买办富绅伍崇曜，1854年出面联络行商之子梁伦枢成立护城委员会，募集50万两白银建立自卫团，被地方官府、绅民视为民族英雄。买办团绅身份多元，他们曾是官方外贸代理商，通过捐纳成为红顶商人，同时又是外国洋行金融、贸易经纪人，与反满组织天地会等亦关系密切。广州持续经久的反洋运动影响到对外贸易，粤籍买办转赴上海开拓新市场。在沪粤籍买办是上海城市团练的重要推手，为在内战中保护私有财产，他们组建买办私属武装。当时中国的资本所有者未具近代政治意识，他们多是实用主义者，选择走便利实惠的路，通过捐纳获取官职，依靠体制保护其商业利益和财产安全，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开放立场仅表现在对外贸易事务中。

内部斗争和变节，使粤籍买办失去对上海的控制权。继而获取上海统治权的浙籍富商吸取粤籍买办官员教训，不再组建城市团练，把白银花在招募外籍雇佣兵组建洋枪队上，人数不多的私募武装战力强悍，因战功由清廷允准改名为常胜军。他们给予外籍雇佣兵“加厚”的薪饷，“自是常胜军之用，始得力矣”⁹。外籍雇佣军职业性地扮演城市保卫者的角色，使这座通商口岸城市一度成为中外资本所有者的战时避难所。上海这座脆弱多难却又生机勃勃的通商城市在战争中存留下来，同时给东方大陆烙下含义复杂难以言喻的近代性印记。

湖南书院精英在团练运动中脱颖而出，知识群体在儒教政权陷入危机时组建团练，在此基础上以雇佣军湘勇的名义与地方团练脱钩。由在籍办团缙绅曾国藩统领的宗法制武装湘军，以强大的内河水师和野战陆军战胜南京政权的太平军。满蒙八旗军主力在内战中覆灭后，湘军和由湘军分出、独立成军的淮军并肩而立，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湘淮集团动摇了由中央政权和地方士绅阶层构成的双重统治格局，湘淮系督抚道府既是清廷任命的军政主官，又是代表湘淮集团的地方主义者，兼顾中央政权和地方集团的利益，而非地方士绅群体的代言者。中央政权和地方士绅阶层构成的双重统治架构，因湘淮集团的插入演变为多重统治格局。

浙江温州也属于早期办团的地区，此间地方武装分为缙绅大族团练、乡土士绅团练、工商市民团练。前身为秘密宗教组织金钱会的工商市民团练平阳金钱义团，领导者为木材商、粮商和手工业作坊主。金钱义团与瑞安缙绅大族团练安胜义团对峙，双方在博弈中挤压蚕食乡土团练统治区。缙绅大族武装、乡土士绅武装、工商市民团练在对抗中形成等边关系，以政治身份、地方影响及军事实力提出权力诉求，触碰固化不变的儒教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离开乡村迁入城市者，他们以各种职业谋生，被耕读社会维护者视为三教九流。团练运动改变了他们的处境，因加入武装组织且握有兵器，一直以来陷于边缘化处境的底层市民，终于可以平视乡村士绅甚至地方官员，他们要做城市共治者和社会秩序维护者。工商市民团练是汇集了商贾百工、会徒僧尼、兵弁游民、底层市民的地方武装，以其纷杂随机的多神崇拜、经商制器所得的财富积累和挣脱儒教秩序的自由意志，挑战向来鄙视他们的在籍缙绅和乡村士绅，由此突破了乡村宗亲团练模式，为团练运动增加了不确定性及变数。

皖北苗氏团练踩着历史旧辙倒行，试图复制汉末豪强割据模式，组建者苗沛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军阀。苗氏团练在统治区域实行圩寨制度，所有居民被纳入网格化管理。圩寨制度有别于保甲制度，社会基层组织领导权由有产者出资获得，捐款用作团练经费。苗氏军阀建立了新的权力制度，帝国双重权力格局再次受到重击，地方官府治权难以下沉到基层社会，文官系统因缺乏施政接口失去行政职能。

三

晚清团练运动伊始即有官方的影子。1841年禁烟大臣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颁布《团练告示》:“通谕沿海乡村父老绅商居民知悉，仰即遵示会商，购置兵器枪炮，招集村民之身强力壮者，以备自卫。”他的继任者祁贡、耆英、徐广缙、叶名琛、黄宗汉，亦利用团练捍卫中国主权。徐广缙、叶名琛策动反洋人入城运动，动员广州商人市民团练把守城门，决不让一个英国商人入城贸易。“时民团号十万，声势甚张。华商会议暂停各国贸易。”奉行硬式外交的总督徐广缙发出警告：“入城万不可，广东民情剽悍，与闽、浙、江苏不同。”¹⁰

深宫中的皇帝亦始终站在团练身后。清皇室极力抵抗西方全球贸易体系瓦解东方朝贡贸易制度，鉴于中国军队难以战胜西方军队，民间抵抗组织受到清廷鼓励。1841年清廷对英宣战，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颁旨对英宣战前，对由旗军、绿营及政府雇佣军构成的国防体系产生怀疑，谕令“散去乡勇（雇佣军），赶紧设法团练”¹¹，允许地方名流控制宗族武装。1853年，爱新觉罗·奕詝命令部分官员回籍贯地组建团练。大清律规定官员不得在籍任职，咸丰皇帝变通的做法是让官员离职以缙绅身份办团。就是否打开官员在籍办团这只潘多拉魔盒，年轻的奕詝一直犹疑不决，但在洪秀全率领反叛大军攻抵南京城下时，他不得不打开魔盒，让官员回籍组建团练协助兵员不足的军队作战。

回籍办团的官员一旦握有地方武装后极有可能成为帝国潜在的敌人，事实证明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皇室嫡系部队旗军消亡，国家建制军绿营式微，能以大兵团作战的野战军唯有脱胎于团练的湘淮军，至于各地团练更是漫天漫地如荼如火，其组织者中缙绅官绅乡绅商绅应有尽有，简直就是牛鬼蛇神应出尽出，肆无忌惮遨游于世。总之属于皇帝的权杖不灵了，军事指挥权名存实亡，圣旨谕令尽管发随时发，听不听那是湘淮督抚和团绅团总的事。湖南、安徽那群人还好说，切几块奶酪给他们，让他们做封疆大吏就是，地方团练导致绅权扩张的后果就严重了，即便战后解散团练，病根也已经落下。

绅权扩张是团练运动留下的政治遗产，团练在内战结束后式微，但一旦有事缙绅士绅还会出头主持地方事务，由此与官府龃龉不断。对官绅博弈感触至深的一代经学大师孙诒让曾说：“官绅新旧之间，凿枘不相入。”此话形象逼真，官绅之争可谓贯穿整个晚清团练史。皇权主张者极力维稳，绅权主张者竭力求变，便有了新与旧的较量。湘淮督抚们走到洋务运动一段便失去动力，团二代孙诒让们则继续前行，站在“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君主立宪”倡导者一边。

在内战中清廷被迫推行地方军事化，将部分军事权力下放到地方，旗军绿营大部被歼湘淮武装崛起，满汉畛域之基石随之坍陷，权力天平向湘淮集团倾斜，帝国统治结构出现内轻外重现象。满人皇室成员与湘淮汉人督抚政治结盟，条件是不成文地放弃大部分省份的地方治权。此后中国政治格局的种种变化，都与此息息相关。

湘淮军有无可能走得更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队，取决于是否进行军事改革。湘淮军脱胎于湘淮团练，法定身份为政府雇佣军，实质私属于湘淮督抚，战时集结战后裁撤，并非国家常备军。近代军队须得突破地域限制与宗法牵羁，实行近代兵役制，开设近代化军事院校、野战军医院，完善后勤系统，但骨子里依旧具有地域性的湘淮军难以做到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变革离他们非常遥远。洋务运动发起者曾国藩、李鸿章的改革主张集中于武器装备更新和开办军工企业，涉及范畴极其有限，落实于点上而非全局。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学堂招收学员，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任命北洋舰队军官，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选择南洋舰队军官，迫于湘淮籍将士对海洋陌生无感，才不得不任用闽粤籍职业军官，舰队水兵亦多来自福建和广东。

与之相比较，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似乎走得更远，对中国跻身近代国家行列更为迫切，所拟政治纲领就政体、宗教、军事、司法、教育、新闻、贸易、税务、交通诸方面提出系统性改革。洪仁玕试图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夺取上海作为对外贸易口岸，开放意识远超湘淮督抚，但其战略设想则受制于现实条件无法实行，仅能作为思想遗产留存于世。内战双方为迥然相异却时有重合的政治理念而战，客观上推进了中国近代化转型，这个过程错综复杂光影繁叠，其历史指向和政治影响波及整个晚清乃至民国时期。

四

与早已成为显学的太平天国运动研究相比，晚清团练研究似乎一直属于冷门课题。较早注意到团练运动的是外国学者，早在1966年，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便出版了《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以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展示近代中国的某些演变趋势。此著以珠江三角洲地区团练发展演变过程为突破口，描述并阐释发生于中国近代史的“在世界主义基础之上的‘地方主义’”¹²，团练组织的运作、与地方的关系、对外来势力的态度等基本问题都有所涉及。

1970年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是团练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著作，该书由作者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修改而成。与魏斐德聚焦于鸦片战争当中的反洋团练不同，孔飞力着重研究江忠源、曾国藩、胡林翼等湖南士绅为抵御太平天国军队进入湘地，通过各样纽带组建团练武装，从而改变了基层政治社会结构的过程。这些科举精英依赖的诸多资源中，最为重要的是宗姓族亲关系网络。在孔飞力的论著中，团练运动的崛起被赋予了“传统国家的崩溃”和“中国近代化的开端”的重要地位。然而尽管孔飞力对晚清团练做出精细梳理，但由于未能区分乡勇和团练之间关系等种种情况，诸多结论存在可以商榷的空间。爱德华·麦科德（Edward McCord）便指出孔飞力过高评估了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地方军事化”的规模强度，内战结束后团练组织整体上呈衰疲涣散之态，已无法左右地方军政事务 ¹³。

海外学界中除魏斐德、孔飞力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团练运动，例如萧公权的《十九世纪的中国乡村与帝国控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团练运动的乡村背景、政治环境做出补充说明。只是这些著述大多在讨论其他问题时连带论及团练，未对晚清团练展开专门的研究。正如龚咏梅所述：“1900—1970年间，美国出版了大约500本有关‘民兵’的著作，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美国民兵的”，涉及中国民兵的著作很少，“中国的民兵组织及其制度”，是绝大多数“美国历史学家非常不熟悉的一个问题。”¹⁴

国内学术界对团练问题的关注相对较晚。罗尔纲在民国时期研究湘军时对团练现象有所注意，总体上则一笔带过未作深入探研。大陆学界在一段时期中强调阶级斗争论，将团练简单定性为“地主团练”“反动武装”，作为农民阶级对立面予以批判。改革开放以来学术观点多元化，出现科学看待团练现象的论文和专著。张研、牛贯杰的《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突破传统政治史和地域社会史之间的界限，认为地方团练崛起动摇了清廷长期以来“稳定”“均衡”的双重统治结构，改变了中国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传统关系，其影响波及中国历史进程。崔岷的《山东“团匪”：咸同年间的团练之乱与地方主义》，深度剖释绅权过度扩张的负面作用：山东团练以暴力手段夺取属于官方的地方税赋权、司法权，地方主义者对权力运作和利益分配存在利己主张。台湾学者郑亦芳的《清代团练的组织与功能——湖南、两江、两广地区之比较研究》¹⁵，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几个南方省份团练的组织方式和社会作用。

历史研究以及著述方式应是多元的，可依照学术规范罗列材料论证观点，亦可突破规范边界更为生动地、带有温度地描摹人事诠释历史真相，将特定历史时期作全相呈现。全相历史写作的典范之著，有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太平天国》、裴士锋（Stephen R. Platt）的《天国之秋》，著者精心编织史料，将当时人物、历史事件用戏剧矛盾冲突、情节线性发展的叙事方式展开，时空转换、心理描写亦运用其中，这样的写作既面向专业学者，同时接纳更宽泛的阅读者。鉴于至今尚无全相式书写晚清团练的专著，本书试图在这个方面做出一些探索和尝试。

不过，全相式叙述风起云涌的团练运动、剖析其整体演进脉络的同时，更应该面对无数微观个体，不遗忘被岁月埋没于地表下的个体生命，他或她即便轻如微尘，也曾有过体温有过血泪有过情感。

历史学者王笛曾说过：“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我们都可以从那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有意义的内涵。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而发现了这个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所关注的默默无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依然有着遥远的距离。”¹⁶王笛谈及罗威廉所著《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称此书“从‘小历史’观察‘大历史’的眼光，显示了作者精湛的历史写作技巧和对历史的深刻认识”。

历史并非完全由上层政治人物和社会知识精英合成，宏观历史现象中的微观个体，他们的经历履痕心迹、文化性格价值取向，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阐述诠释晚清团练运动，从缘起滥觞、高潮迭叠到衰减式微，以仅存之果湘淮军作为休止符，这个过程即便完整亦并非全部，是数千万个体生命涌溅出的汩汩鲜血，把湘淮集团拱推到团练这棵巨树的树冠顶端。这场历经“15年的屠杀和饥馑，使中国付出1000万到2000万生命的代价”¹⁷,“中国这场内战的死亡人数至少是美国内战（南北战争）的三十倍之多”¹⁸。一切都无法挽回地发生了，历史能做的就是把冰冷的数字记录下来。

屠杀发生在满汉之间，也发生在汉人之间。1842年3月英军进攻镇江，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副都统海龄还纵使旗兵“城上开炮开枪，击杀平民，指为汉奸”¹⁹。同年8月清廷因战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团练“像杀英国人一样，也开始屠杀‘汉奸’”²⁰。1853年1月太平军攻陷武昌，进入满城屠杀满人。同年3月攻占南京，胜利者再次杀光满城所有人，“贼破内城，屠戮尤惨，男妇几无孑遗”²¹。1861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此前曾国藩先后两次写信给曾国荃：“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²²安庆城破，近万名战俘被杀。瓯郡瑞安天远地偏，团练杀起战俘来也毫不留情，1861年12月7日瑞安乡绅团练与平阳工商市民团练互斗，瑞安团勇“生缚贼五百人送县城，杀之城东小教场，皆破其腹而斩之。小教场贼尸如山，血流入河，水皆赤”²³。1864年7月湘军攻夺南京，曾国荃奏称：“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²⁴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述湘军纵火抢劫，逼使战俘、市民挖掘财物挑往军营：“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²⁵南京少女黄淑华被湘军掳往湘南，她在途中杀死劫持者，把遭遇写在纸上后上吊自杀。黄淑华控诉闯入者：“杀二兄于庭，乃入括诸室。一壮者索得余，挚以出，弟牵其衣，母跪而哀之。彼怒曰：‘从贼者，杀无赦，主帅命也。’遂杀母及弟。长嫂至，又杀之。掠余行，而仲嫂则不知何往。余时悲痛哭，詈求速死。彼大笑曰：‘余汝爱，不汝杀也。'”²⁶战时及战后的帝国大地，对于黄淑华们而言是狰狞可怖的地狱。黄钟大吕庄严恢宏自有高妙之处，但这个世界同时还有亡灵的哭泣声，心存爱意的怜悯者会不断倾听。

人性弱点也会在战时显露出来。杭州城陷落敌围，浙江巡抚王有龄向湘军求援，曾国藩因王有龄与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交好，非但不让湘军驰援，还力阻由王有龄奏准任浙江布政使的湘系将官李元度率部赴浙，以至城破浙抚自杀。南京政权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约定合攻武昌，陈部抵达武昌之际李部还裹足不前，以至于军事计划付诸东流，缺乏契约精神的结果是两位最有军事才能的名将，在之后的一系列战役中各自为战，直到两支最精锐的太平军主力部队被湘淮军全部歼灭。政治立场、军事策略、性格差异等说辞，解释不了同道同僚之间为何下得了如此重手。历史叙事的完整性，正在于触及人性内在的细微幽暗处。

历史书写，是为长河钩沉，是为求得启迪。

1 《新唐书·志三十九下·百官四》。

2 《宋史·兵志四·乡兵一》。

3 （元）徐贲：《送王团练赴边》,（清）钱谦益编《列朝诗集》甲集第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34页。

4 《兵科抄出革任候拟辽东团练镇总兵吴襄奏本》《，明清史料》乙编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出版。

5 李治亭：《吴三桂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02页。

6 《清史稿·列传三十一·成性传》。

7 《清史稿·列传六十三·蒋陈锡传》。

8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一百三十九，《兵部二十九》。

9 （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6页。

10 《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一·徐广缙传》。

11 《清宣宗实录》卷三四四。

12 李雪涛：《增订版序：冲击——回应说的社会史解读》,[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王小荷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13 [美]爱德华·麦科德：《清末湖南的团练和地方军事化》，周秋光译，《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3期。

14 龚咏梅：《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15 郑亦芳：《清代团练的组织与功能——湖南、两江、两广地区之比较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二十八编》33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6 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

17 [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18 [美]裴士锋：《天国之秋》，黄中宪译、谭伯牛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英文版自述”第4页。

19 （清）周顼：《常镇通海道周顼谨禀》,《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十五，第2119页。

20 [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第47—48页。

21 《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八·祥厚传》。

22 （清）曾国藩：《致沅浦、季洪弟》,《曾国藩全集·家书》卷七，第7689页。

23 （清）孙衣言：《会匪纪略》,《孙衣言集·文钞》卷二，第328页。

24 （清）曾国荃：《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疏》,《曾国荃集·奏疏》，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4页。

25 （清）赵烈文：《赵烈文日记》，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171页。

26 （清）黄婉华：《题壁诗》，钱仲联编《清诗纪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9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