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这是我们的广州

英国工业革命的蝴蝶效应

英国作家盖斯凯尔夫人1832年于北部城市曼彻斯特与牧师威廉·盖斯凯尔结婚，1848年出版叙述曼彻斯特工人家庭生活与命运的长篇小说《玛丽·巴顿》，之后又写了因19世纪工业化导致诸多矛盾与信仰危机的长篇小说《北与南》，受到写过类似题材的狄更斯青睐。在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中，北部工业城市与田园风光犹存的英国南部存在强烈反差。与田园风光犹存的南方相比，19世纪的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几乎集中了英格兰所有棉纺织厂，这里烟囱密集伸向黑烟滚滚的天空，整座城市以至郊野充满刺耳的噪声，河水墨黑腥臭如同扒开的阴沟。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1835年赴英考察工业革命中的曼彻斯特，此地留给他的深刻印象是：“城市被黑烟覆盖，透过它看到的太阳是一个没有光线的圆盘。在这样的半日半夜的环境里，30万人不停地工作。上千种噪声在这个潮湿、黑暗的迷宫中扩散，这些噪声绝不是一个人在大城市中听到的普通声音。”“从这些肮脏的沟渠里，人类工业劳动的成果滋养着整个世界。从这条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的是纯金。人性在这里实现了最全面的发展，也显露出最野蛮的一面，在这里文明缔造了奇迹，但在这里文明人几乎沦为野蛮人。”¹

英国人对新技术的痴迷与天赋，是任何国家的棉纺织业者难以企及的。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使得织工生产率提高了1倍。詹姆斯·哈格里夫斯随后发明了珍妮纺纱机，从最初的纺8条纱线到后来纺16条甚至更多。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随着这些纺纱机的出现，纺织业从家庭转移到纺织厂。1779年，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了以水为动力的骡机。1785年，埃德蒙德·卡特赖特发明了效益更高的新型织布机，并为其注册了专利。工业革命使曼彻斯特出现了一大批企业主。1795年，一位名叫罗伯特·皮尔的企业主把他的工厂扩展到了23家。1833年，拥有5家纺织厂的塞缪尔·格里格雇用了2084名工人。生于1756年的学徒工出身的奥尔德诺，1781年回到家乡创业，6年后成为拥有29家细平布纺织厂的资本家，1793年建成投产的梅格尔德纺纱厂厂房有6层楼高。

棉纺织业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1831年棉纺织业占国民总产值的22.4%，同期钢铁工业仅占6.7%，煤炭工业7%，毛纺织业14.1%。棉纺织业集中在曼彻斯特所在地兰开夏郡，80.3%的棉纺织工厂所有者来自这个郡。当时的英国人口仅有866万人，消化不了数量如此巨大的棉纺织品，这些工业制成品的出路依赖外贸出口。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国库年收入增长了16倍，在这些年中英国有56年处于战争状态，出口棉纺织品获得的巨额顺差为英国对外战争提供了重要保障。

与在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获得顺差不同，英国与中国的贸易是一边倒的，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在英国很受欢迎，英国的棉纺品、毛纺品在中国则不受欢迎，造成巨额贸易逆差。这个完成工业革命后的岛国试图改变这样的局面，他们需要庞大的中国市场消化工业制成品，热切地期待中国开放对外口岸，并且葡萄牙人、荷兰人已先于英国人抵达中国。1787年，奉英王乔治三世促进两国贸易的命令，英国国会议员兼驻孟加拉军需司令加茨喀特中校率使节团赴中国朝觐乾隆皇帝。乔治三世让特使把他的信带给中国皇帝，信中写道：“吾等深信，陛下的圣意长久以来如同此政策，鼓励两国子民以信誉及安全之公正平等原则来进行商品贸易。”²遗憾的是加茨喀特病逝于途中，英王的信未能送达北京皇宫。

5年后英国派出了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使团，他们以大英帝国祝贺中国皇帝诞辰80周年的名义前往东方。这次的使节是曾任英国驻俄罗斯大使的乔治·马戛尔尼勋爵，他肩负乔治三世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嘱托，试图劝说中国开通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1792年9月26日，停泊在英国朴次茅斯港的“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战舰，在一片欢呼声中起锚驶向中国。阵容豪华的使团有一百多位成员，除了外交官还有青年贵族、学者、医生和艺术家，护送他们的则是六百多名皇家海军。马戛尔尼一行在海上航行近九个月，1793年6月19日抵达广州，北上至天津大沽要塞已是8月份了。马戛尔尼停留通州时与中国礼部官员商议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就行中国叩拜礼或英国单膝下跪礼一事磋商，这样的磋商从8月持续到10月，一直到爱新觉罗·弘历亲自参与，最终也没有形成共识。80岁的弘历把大不列颠王国定位为清帝国朝贡国，他乐于会见来自西方的朝贡国使臣，认为让马戛尔尼按中国礼制觐见，是教育夷人懂得区分华夷尊卑。弘历事先认真地读完乔治三世写给他的信，优美的辞藻和自负的腔调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信中写道：“我们掌握各种机会装备我们的船只，送出一些最有智能、饱学的人民，以探寻遥远、未知的区域。如此做并非为了征服，并非为了扩张如我朝所愿已足够宽广的疆土，不是为了获取财富，甚至不是帮助我朝子民的商业活动，而是以增进对我们所居世界的知识为名，遍寻天下各种物产，传递艺术与舒适的生活到那些至今鲜为人知的区域。”信末署名“大不列颠、法兰西、爱尔兰之王”“信仰之守卫者”“海上霸主”。³弘历读信后感到不快，给乔治三世回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他强调中国经济可以自给自足，没必要非得与英国贸易。

中国皇帝说得一点没错，东方帝国不需要西方岛国的棉纺织品。早在明代，中国就盛产棉花，还是东方的纺织大国。17世纪晚期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抵达上海，发现仅此一地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提供纱线的纺纱工人，中国制造的棉纺织品除了满足内需，还有一部分出口到欧洲。中国非但没有闭关自守，还和世界经济保持着密切关系，持续不断地出口丝绸、瓷器和水银，17世纪后还出口茶叶、锌、铜镍合金，这两种金属矿石在其他国家用于铸造货币。到了清代，棉纺织业更加庞大，早在1750年，中国的纺纱工和织工加工的棉花就已经是1800年英国的420倍。使英国人感到头疼的还有中国的银本位政策，东方帝国对外贸易完全使用银锭，英国购买大宗中国丝绸、瓷器的白银，须高价购自西班牙诸国，这导致国际银价大幅提高。尤其是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贸易额逐年递增，17世纪进口额仅占进口总额1%，到了18世纪20年代前后已增长到10%,1747年为20%,1760年激增到40%以上，马戛尔尼访华时英国对华贸易年逆差达二百多万两白银。中国对英国货物征收20％的进口税，高税率使英国工业制成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英国为了进口足够的中国茶叶，只能让东印度公司出口棉花到中国换取茶叶，以减少白银的支出。

在北京的马戛尔尼试图说服中国皇帝对英国开放更多贸易口岸，使两国贸易得以平衡，他一厢情愿的努力显然是徒劳的，东方帝国没有必须与西方岛国进行贸易的理由，工业革命造成的棉纺织品滞销，与能够自给自足的中国人又有什么相干。1793年10月7日，勋爵留下英王赠送给中国皇帝的礼品，失望地离开帝都北京。这些礼物中有代表英国最新科技的天文观测仪、地球仪、热气球、望远镜，还有加农炮和卡宾枪，这是贺礼亦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其威力要等到1840年英国军队远征中国时，中国君臣绅民才能真正领略到。

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给英国议会写了报告，认为中国是一艘破旧的大船，之所以没有倾覆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以及它的体积和外表。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这艘大船随时可能沉没。勋爵的预言源于未达成贸易协定的深切失望，以及经历漫长的航行后迈上神往已久的东方大陆时，看到的并非伏尔泰笔下盛世繁华的中央王国。

已被人遗忘的孟德斯鸠中国论，重新成为欧洲人的共识。孟德斯鸠赞赏英国当时所实行的君主立宪，认为这是“由法律维护的、以理性为原则的政体形式；与这一欧洲的希望之光相反，中国是一个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国家，而专制主义是一种令法律失效的制度，它的专制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愈演愈烈”。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也都认为专制主义是中国和东方政治的典型特征，不足以成为欧洲的范本，而欧洲即使是实行专制主义，也比东方要谨慎、节制和有分寸一些。孟德斯鸠还认为：“土壤和气候性质的关系造成了他们生活的不稳定，这使他们有难以想象的活动力（勤劳），但同时又有异乎寻常的贪得欲，结果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⁴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是那样地仰慕东方哲人，在1764年匿名出版的《哲学辞典》中他用生花妙笔写道：“我认真地读他（孔子）的全部著作并做了摘要，我在这些书里只找到最纯洁的道德，而没有丝毫江湖骗子的货色。”⁵他认为孔子律法时代是这个世界最幸福、最值得尊敬的时代。伏尔泰说的孔子律法即自然法，独立于政治、宗教的实在法，以道德准绳贯穿天地、君臣、父子、夫妻关系，长幼有序的礼俗和血缘宗亲结构使中华帝国成为宁静平和的大家庭，人们现在知道这位启蒙运动泰斗对中国也并非全然肯定，他认为中国人“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遥远的历史”,“进步却微乎其微”⁶，很晚获得知识的欧洲人则后来居上，在天文、历法、音乐诸方面超越早慧的中国，其原因是中国人故步自封，他们敬畏祖先，认为古老事物尽善尽美，不需要再做任何改变。伏尔泰还认为汉语表意系统存在某种缺陷，用文字表达思想本应是一种极其简单的手段，现在却沉迷在对于繁文缛节的表述，语言表意系统制约了科学思维的养成。

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加州学派不这样认为，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或“多中心论”，称中国并未孤立于国际社会。贡德·弗兰克认为，亚洲，尤其是中国，1800年还居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19 世纪的欧洲搭上亚洲经济列车，才幸运地发展起来并最终超越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彭慕然认为，1800年以前世界是多元的，中国与欧洲在19世纪发生分流。日本学者近年也主张，亚洲历史曾经以奉行朝贡制度的中国为中心。滨下武志提出，朝贡制度除了在地缘政治中宣示中央帝国的存在，同时还是一个贸易体系，在朝贡制度下完成商业交易。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把朝贡国分成各种等级，首先是朝鲜和日本，然后是东南亚、印度、葡萄牙和荷兰，中国在朝贡贸易结构中享有定价权，白银成为中国持续贸易顺差的结算手段。在这样的贸易体系中，中国凭借无与匹敌的丝绸、陶瓷制造业，一度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中心。

英国人要打破这样的贸易体系，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绝不愿意做东方帝国的朝贡国，这个率先在欧洲崛起的岛国，除了拥有诞生于工业革命的棉纺织业、冶金业和远洋运输业等，还建立了武器精良的军队，用来争夺海上霸权并推行殖民主义，暴力强占印第安人土地，保护跨大西洋的贩奴贸易，开辟加勒比海沿岸棉花种植园，还致力于建构保护私人产权的法治，开启和发展保险业、金融业，创造有利于商业资本主义运作的环境。这是一个真正具有全球规模的帝国，是工业资本主义与战争资本主义混成的近代国家，这个既文明又野蛮的帝国不会任由世界白银流向中国，终究要以他们的方式瓦解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将其纳入欧洲人建构的国际贸易体系中。

英国人在改变中国之前已成功地改造了印度。印度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织品出口国，印度棉布在古吉拉特海港装船，经过印度洋后换乘骆驼穿越阿拉伯半岛，运往欧洲各大港口。印度美丽的轧光印花布、细平布、纯色棉布等柔软精致，质地胜过欧洲亚麻织物，售价仅为后者的三分之一，欧洲宫廷、都市和小镇曾满目皆是穿着印度布裙服的淑女。15世纪是大航海时代，达·伽马开拓了欧洲至印度的航线，葡萄牙人在印度西岸建立了贸易据点。16世纪末，英国、荷兰挑战葡萄牙在亚洲的垄断地位，瓜分了葡萄牙在亚洲的利益，印度纺织品贸易主导权落到英国人手中。1600年，125位英国商人在印度成立“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即东印度公司，随后荷兰、丹麦、法国也相继成立东印度公司。1727年，欧洲商人从印度进口了约3000万码棉布；18世纪90年代，增加到每年约8000万码。1685年，英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进口印度棉布征收关税。1701年，英国宣布进口印度棉布为非法行为，仅允许白胚棉布由英国作坊染色加工后在市场出售，而在这之前英国人已获取了印度布染色技术。1721年，英国颁布法令禁售印度棉布， 1774年才允许印度棉布在英国加工用于出口。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棉纺业快速发展，大量工业棉织品取代印度棉布垄断了世界贸易市场。这个时期英国棉纺织品出口额增加了二百倍，其中“94%的增长发生在1780年后的20年中，这一阶段出口激增16倍以上，从1780年的355060英镑增加到1800年的5854057英镑”。⁷来自英国的冲击波彻底摧毁了主导全球纺织品市场几个世纪之久的印度，1747年到1797年，仅达卡地区的棉布出口量就下降了50%，达卡地区1776年有8万名纺纱工、2.5万名织工，18世纪末因纺织业萎缩陷入贫困，大量房屋废弃变为废墟，许多失业的纺织工人在灾年死于饥饿。

现在轮到中国面对英国了。这个西方工业化强国从1770年到1841年的70年间，纺织业用棉量增加了100倍；1839年的煤产量是法国、比利时、普鲁士三国总量的3倍；1840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25%。如此旺盛的生产力就像炽热的熔岩，从火山口喷涌而出流向东方。马戛尔尼使团未能完成的任务，现在交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之初即获得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发的特许证，获得对清帝国贸易专卖权。1670年，英王查理二世授权东印度公司组建军队占据所在国之地，享有发行货币及民事、刑事审判权，可与他国结盟、宣战和签订和平条约。1833年，英国政府将东印度公司变成统治机关，即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

东印度公司对付中国的手段不多，中国不需要任何英国工业产品，包括棉纺织品和毛纺织品。英国不能像毁灭印度纺织业那样毁灭中国茶叶种植业和丝绸、陶瓷制造业，东印度公司的唯一选择是增加对华出口印度鸦片。早在17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就在中国、印度和英国之间，建立了呈三角关系的海上贸易航线，在中国唯一的对外口岸广东，用白银换取茶叶、丝绸等中国商品。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对华输入鸦片，最初的鸦片交易通过走私进行。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赴华前，内政大臣亨利·登达斯提醒他，此行是为谋求中国开放贸易口岸，即便中国禁止英国把印度鸦片销往中国，也不要冒与其发生冲突的风险。内政大臣还提醒这位使者，英国在印度生产的鸦片实际上销往中国的不在少数，如果中国政府提要求不能把鸦片运入中国，使团表面上可接受，不要因为强调贸易自由而失去实际利益，孟加拉邦的鸦片的贩售或可在东海海域以分散迂回的途径销往中国大陆。

东方帝国对罂粟情有独钟。中国人沉迷于鸦片之前，先是爱上璀璨夺目的罂粟花，将其视作观赏性植物。南北朝时罂粟由西亚传入，陶弘景在所著《仙方注》中称，“其花美好，名芙蓉花”。到了唐代，罂粟依然被视为佳花名木，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描摹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髇头箭，中有细米”，将其称作米囊花。诗人雍陶在行途中以罂粟花消解乡愁，深情地吟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诗仙李白视罂粟花为烟花女子，怜其身世之苦，在题为《妾薄命》的诗中写道：“昔作芙蓉花，今为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宋代发现鸦片具有药用价值，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记载：“罂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食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宋人将罂粟籽、罂粟壳当成滋补品，苏轼诗曰：“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苏辙撰文：“畦夫告予，罂粟可储。罂小如罂，粟细如粟。与麦皆种，与穄皆熟。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养肺胃。”元人开始服用鸦片，这些鸦片是蒙古人从印度缴获的战利品。明人掌握了鸦片制作技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早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他所称的阿芙蓉就是本土鸦片。到了明初，暹罗、爪哇、榜葛剌等朝贡国将鸦片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因稀少珍贵，市面价格等同于黄金。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富绅服用鸦片者为数不少，鸦片贸易逐渐增多，明廷1615年起对鸦片交易课税。清代，印度鸦片由葡萄牙人经澳门传入广东、福建，清人对鸦片更为迷醉，赵学敏在其编纂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述，鸦片“价值千金，手蘸少许吸入鼻中，能骤长精神”,“其性大热，乃房中药也”。热爱鸦片的人们发明了烟枪，吸食用火加热后的鸦片蒸发出来的气体，这种气体具有强烈的致幻性，使沉迷其中的吸食者难以戒除。随着吸食者日趋增多，从富裕阶层普及至各色人等，不分满汉、官阶、行业，许多人最快乐的事就是握着长杆烟枪吞云吐雾，与此同时白银由他们付给烟馆，由烟馆付于烟贩，由烟贩付于船员，汇成银色的巨河流入东印度公司的金库。

马戛尔尼中国之行的遗憾，终于由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予以弥补。1781年至1793年，英国出口中国的全部工业品总额，仅为进口中国茶叶的六分之一，造成英国白银大量流出。到了19世纪初，鸦片走私改变了对华贸易逆差的状况，每年从广州口岸流出的白银约在100万两至400万两之间，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白银流出量稳定在每年200万两至300万两以上。在西孟加拉大量种植罂粟并向中国输入鸦片制成品，成了英国对华贸易主要政策。适合中国吸食者口味的鸦片，由东印度公司以高于成本10倍的垄断价格卖给英国烟贩，这些烟贩将之销往中国能赚取50%以上的利润。英国政府和鸦片商人的努力没有白费，在鸦片战争发生前的四十年中，英国先后运入中国的鸦片达四十多万箱，从中国掠走约三四亿银圆。

鸦片贸易阻止了英国白银外流，这是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在英国人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黑瘦矮小的低种姓印度人用滑竿抬着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去到恒河南岸，西孟加拉的阳光刺穿白色礼帽下的墨镜，蓝色虹膜因摄入过多的紫外线缩成细孔，一望无际的罂粟花曼舞于血管纵横神经密布的视网膜，在湛青天空雪白云朵下美得无以名状。

1 [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

2 [加]卜正民主编、[美]罗威廉著：《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李仁渊、张远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30页。

3 同上书，第131页。

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08页。

5 [法]伏尔泰：《哲学辞典》，法国伽尼耶出版社1967年版，第481页。

6 [法]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15页。

7 [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