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中日关系由前近代迈向近代的历程中，1870年柳原前光使节团使清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事件，它肇始了两国间一个世纪（直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纠葛与恩仇。柳原前光用典雅的汉文撰《使清日记》一卷三册记录此次出使¹始末。以往中外研究者多将《使清日记》视作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前两国正式交往的实录文献，既低估了其应有的价值，又限制了研究所能达致的深度。

关于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数量不可谓不多，但相关研究在对象选择上大多为宏观的、非具象性的，研究过程也相对缺乏对事件、人物等内在的、本源性的把握，从而导致研究结果往往是二维的和平面的，常有大而化之且陈陈相因的不足。如果只是将《使清日记》视作一个实录文本或文学文本，探讨其间呈现的中国形象等表层指向，《使清日记》得到客体化对待的程度不充分，也影响立论的公允度。

本书将对《使清日记》的分析解读分为两个阶段，分别用两种方法来展开：一是对文本的深入剖析，通过赋予言说以价值意义的文学性研读，梳理出《使清日记》所承载的历史图景，还原出处于这一时期的清朝官方和民间近乎真实的样貌，判断作为异域他者的柳原前光如何看待晚清中国这一历史镜像，是为“研究篇”。二是文本的一般性整理，对世界范围内尚无刊本的《使清日记》录文、标点断句、校记并作必要的笺注，是为“校注篇”；二者互为对照，表里求一，以期对关联研究、纵深研究生成绵密性和可持续性的助推。

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²以来，日记等非主流文献渐受学界重视，因其能与政治化、伦理化程度更高的正统文献互补，借助对它们的挖掘和解读，使对事物的观察会更立体，对历史的认识会更真切，对问题的思考会更通透。未刊稿的整理与研究并行，有助于提高写本文献（包括稿本和抄本）的利用价值。系统的资料整理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有助于研究者真正步入历史情境，形成回到现场、贴近当时的历史感，对研究对象也更容易形成同情的理解，进而深化对材料的分析利用，提升研究的深度。

本书抛开过去学界普遍视《使清日记》为一般外交史料的定式，在文学尤其是文人的内心情怀、初心流露等层面寻找端倪，为当时的历史（包括生活化的历史）提供更多维度的想象与推断，也努力在中日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中日关系研究方面做一点扎实的工作。针对《使清日记》文本结构较为松散的文体特征，将碎片化的片段描述适当缀合，化繁琐为专题，勉力呈现一时一地较完整的历史图景。“研究篇”以纵横结合、经纬交织的方式，整体观照与个案分析相统一，研讨柳原使团完成出使任务的始末，图解他们在华交涉的意图、策略、方式和效果，观照其公私交往，着意考察使团成员有意识的信息收集和情报刺探，将对日记文本的解读融入到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解之中，从一个侧面呈现晚清社会，并关注中日关系走向近代的发展变迁。

本书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分析《使清日记》文本的生成逻辑，日记中明确载有“削其可削”，也以隐而未显的方式表露事后增益的痕迹，徇此就日记所收资料的原始性、真实性进行研判，在辩驳中确认其不同部分不同程度的“信用等级”。特设专章研讨《使清日记》的叙事节奏、材料取舍与柳原前光自我塑造的关系，既关注日记中所写的内容，也留意有意不写的潜文本，深入探究日记书写记录的方式选择与表达效果之间的耦合、博弈、龃龉，从中管窥国内外时势与思想潮流之一斑，如以柳原前光为代表的日本少壮派官员的对华认识，日本明治政府初期的对华态度与方针等。

《使清日记》提供了丰富的跨学科的话题，是以本书致力于以跨学科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解读，涉及文献学、近代中日关系、文艺心理学、思想史等不同领域。本书运用知识考古的方式，将《使清日记》呈现的许多常规的人、事、物问题化，条分缕析地阐释“是什么”“有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并以《使清日记》为依托，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贯通，截取中国走向近代历程的横断面与纵剖面交织行文，力争文本分析与理论评议相兼顾。

借助旁观性思考，《使清日记》可以用作中国反观自身的镜鉴，有助于克服目不见睫的弊端。柳原前光来华之际，国人关于日本社会变革尤其是日本人的“世界观”了解得非常少，尽管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早已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眼看世界”，但在实践层面进展有限，而且当时国人并不看重日本。日本主动要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订立商贸协定等诉求和行动则是从幕府末期就开始着手。柳原前光代表日本外务省出使中国，而且在交涉中千方百计达到目的，满足政治、商贸等方面的诉求，足见柳原前光本人、使团随行人员乃至整个日本早有谋划，进而可以推知之后清政府在军事乃至外交上的失败绝非完全偶然。本书是以点带面地检证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以及民间的对日乃至对外态度的“非近代性”的尝试，也是追索那段屈辱史产生原因的另一种例证。

《使清日记》撰著时正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蕴涵一些事关中日文化和两国关系的大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某些思考对当下仍有启发意义。切实而审慎地认识当下的中日关系大变局，对于两国更好地把握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当前深入研究柳原前光《使清日记》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正所谓“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打通研究领域的创新尝试背后，无形中使得文学研究的意味变得稀薄，研究视野仍不够恢宏，与当时日本思潮的关联性分析尚显薄弱，这些缺憾只能留待后续新的研究来纠偏和补足。

1 这是柳原前光第一次来华，之后四年他几乎每年都被派到中国办理交涉，并于1874年5—12月任日本首任驻清国特命全权大使。

2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清议报》第90、91册（1901年9月）]，翌年发表《新史学》[《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号（1902年2月，3月，7月，8月，9月， 11月）]，批判传统史学，提倡新史学，希望通过重写中国史（为全体国民写史，写全体国民的历史）让民众从中得到教益，倡导进化论史观，注重发挥史学研究的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