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不同的人生选择（I.5）

我们还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好奇，可以在多大程度用科学的方式讨论幸福，我们首先需要一些经验性的材料才能进行理论性的思考。我们需要确定那些与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问题有关的现象在什么领域。这个领域就是人生。

I.5.1095b14-1096a5：【1】人们似乎从他们的生活中得到他们关于好，也就是幸福的看法（这一点都没有不合理之处）。一般人，也就是没有教养的人，认为那是快乐。因此他们喜欢的生活是放纵的生活。有三种生活看起来非常显眼：我们刚提到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第三种是沉思的生活。【2】一般人似乎是完全奴性的，因为他们决定的生活是吃草的牲畜的典型生活。【3】更有文化的人（charientes）和行动者会决定选择荣誉，因为这大体上就是政治生活的目的。然而，它看起来比我们追求的东西更浅薄；【3a】因为它似乎掌握在给予荣誉的一方而非获得荣誉的一方……【3b】人们追求荣誉似乎是为了确定他们是好人，至少他们追求被明智的人、了解他们的人授予荣誉，追求因为德性被授予荣誉。很清楚的是，至少在他们看来，德性是更好的。【3c】……但是即便德性［作为目的］看起来也是不完全的，因为在睡觉时或者一生没有行动也可以拥有德性，【3d】或者在承受最糟糕的坏事和厄运时［也可以拥有德性］。【4】第三种生活是沉思的生活，我们会在后面加以讨论。

根据【1】的说法，试图回答关于幸福的问题，恰当的起点是人生。这么说有两个理由：第一，假如完全理论性的分析不能对我们实际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我们就不该认为它可以解释什么是幸福，这就好像自然科学家构造出了理论但是却无法解释自然现象。第二，只关注单个的行动也是危险的；相反，人生的概念包括了某种统一性，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给人生做大体和宽泛的分类，包括人们所有的生活方式，那么一共有三种。

第一种是追求快乐的生活，它基于看起来让人们奴性、不自由、让人只能过动物式的生活的快乐，仅此而已。因此，它不是关乎任何种类的快乐，而是关乎动物性的或者野兽式的身体快乐。这种快乐的特征是它们与当下直接联系，而无法把握未来的目的。几行之后，我们会看到，这种生活包括了某种自相矛盾，虽然它是人们选择去过的生活，但是选择了它的人却像动物一样生活（参见本书6.5节）。关于人类的这种败坏，我们之后会了解更多。

第二种是政治生活，它包含了我们在一个组织起来的政治共同体里和他人相关的行动。对于这种生活，我们——至少是所有聆听或阅读《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人们，都多少有所经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回答政治生活的德性是什么。

【3a】提供了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荣誉，也就是公共的承认，认为它是政治生活的根本价值。然而，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内容，这个回答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幸福是实现活动，而公共的承认不是我们自己做出的活动，它是别人给我们的，我们只是接受它而已。此外，【3b】指出，要让承认有价值，承认我们的人本身必须是有德性的，也就是有价值的。如果再加上我们配得上这种承认，我们就会看到，承认依赖很多因素。说到底，它依赖德性。但是这个说法也需要得到证成，因为德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毕竟，一个成功的窃贼，也就是总能够成功盗窃的人，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德性——让他成为好的窃贼的德性。在【3c】里，亚里士多德指出了另一种歧义性：德性可能仅仅是拥有（正义的人在睡觉的时候也是正义的），也可能是实现活动的性质（人们只有在做正义的行动时才充分展现他们的德性）。在睡觉时和行动时人们有同一种德性，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德性的定义依赖相关行动的定义。而这是那些对政治生活进行分析或者过着政治生活的人经常会忘掉的，因为他们更愿意把德性理解成永远拥有的，而非总是需要通过行动加以巩固和确认的。此外，【3d】还补充了一点，这些人没有看到政治生活的德性不是来自好运，而是展现一种应对运气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经常会混淆生活得好/幸福（eudaimonia）与好运（eutuchia）¹。

所有这些依然有些模糊。然而，我们看到政治生活在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是简单的层面，它诱使人们认为政治生活的核心是荣誉；另一个是更高的层面，它吸引那些认为政治生活的中心是德性的人（这既适用于公民的政治生活也适用于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因此，我们可以在政治生活之中看到某种区分。即便我们反对荣誉是最高的好的内容，德性是最高的好的恰当内容至少到目前为止依然应该被看作有效的。

然而，奇怪的是（这个点直到最后都会“奇怪地”萦绕在我们脑海里），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政治生活不是一个人可能过的最完满的生活。最完满的生活是理论生活，而它的高峰是沉思活动（contemplation, theôria），也就是实际进行的理论思考活动。Theôria这个词有很多含义，比如（a）运用关于永恒和不可变的事物始点的知识，这些对象是神学、天文学、数学这些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知识的对象；（b）运用像生物学这样的自然科学知识，虽然它们处理的是可变的对象，但也是理论性的知识；（c）运用关于制作和道德行动的知识；（d）包含某种知识和判断的任何理性活动，比如有教养的戏剧观众的活动。在当下的语境中，沉思生活与政治生活相对，应该被理解成（a）或者（b）的含义，指的是投身于相关的理论活动的生活（不管这个“投身于”意味着什么）。

在做出了这个澄清之后，沉思生活令人生疑的本性也就显露了出来。第一个疑难是，实际从事这些理论科学保证了人们的幸福，然而这些科学本身却并不研究人类的幸福，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处理人类事务。政治学才处理人类事务，但是我们已经了解到，政治学并不能保证最完满的幸福。这样看来，我们要实现最完满的幸福，反而要把目光从人类事务上移开。

第二个疑难来自《政治学》里的一句话，那里说理论生活是一种退出政治领域的生活或者是与政治领域切断了联系的生活：“异于和脱离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VII.2.1324a16-17）。从这个角度看，沉思生活看起来和人的本性以及它的政治性存在矛盾，迫使人的本性超越它自己。

第三个疑难来自沉思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虽然沉思生活被认为是最完满的，但是政治生活被认为拥有更多权力，至少就拥有政治学知识的人而言。因此，这两个立场如何协调一致，那些拥有更大权力的人怎么能够接受有人比他们地位更高？如果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只体验过政治生活，他们如何能够认识到沉思生活的价值或者至高性？

这些疑难对于我们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都是根本性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意在澄清这些问题，最终在第十卷里，他会对幸福以及沉思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关于人生的事实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注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里，这个经验性的基础都被说成是hoti（是什么，that），或者hyparchonta（实际发生的，what actually happens），它是政治学的确证领域：“实践问题中的真必须要从产品和生活的角度判断，因为这些拥有主导性的投票。当我们考察人们之前说了什么，我们必须要考虑它给产品和生活带来了什么，如果与这些一致，我们就应该接受，如果冲突，我们就应该认为它们仅仅是些言辞而已。”（X.8.1179a18-22）确证政治学结论的唯一方式就是考察它们是否与整体的人生一致，因为单个行动并不总是能够清楚地表明一个人是否幸福。在《政治学》里，要考虑的经验基础，也就是hoti，更加宽泛：当时的和古老的政体、人们直接认识到的和从历史知识里了解到的政体、成功的和失败的政体，所有这些都会被包括进来（X.9.1181b15-22）。

1 希腊文的“幸福”（eudainonia）是由“好”（eu）加上“神灵”（daimôn）组成的，字面意思是“有好的神灵眷顾”，因此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这也是希腊人常见的对幸福的看法，但是亚里士多德显然不认为人的幸福取决于神灵，而是取决于自己的实现活动。“好运”（eutuchia）是由“好”（eu）加上“运气”（tuchê）组成的，运气确实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力量，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有德性的人虽然也会受到运气的影响甚至打击，但是会尽可能好地利用运气这种偶然因素。——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