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字军东征与宗教改革

自十字军东征以降，历经200多年，在变革的摧枯拉朽之势下，耶路撒冷最终还是陷落了。 13世纪中叶，蒙古旭烈兀建立伊儿汗王朝，并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杀死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叙利亚、巴基斯坦都受到威胁。埃及马穆鲁克王朝 ( Mamluk ) 苏丹拜巴尔斯一世击败蒙古军，并于1268年攻陷安条克。 1289年，马穆鲁克王朝攻占十字军重要据点黎波里，1291年，又攻占十字军在东方最后的据点阿克。至此，西亚大陆十字军国家全部灭亡。如果以成败论输赢，从十字军东征的目的而言，完全可以说十字军东征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论过十字军东征方方面面的影响。下面我们想要谈的是，十字军东征对于始作俑者——基督教会的影响。我们很快会看到其强大的反噬作用。

1．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

关于十字军东征，没有争议的说法是，只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获得胜利。最初，罗马教会的威望，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胜利而大大提高，教会和教皇的权力也因此得到加强，欧洲教权高于皇权的状态走向极端。但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权力鼎盛的教皇和教会迅速腐败，引发了教众对于教皇权力和作为上帝代言人的质疑，这种质疑最终导致宗教改革。由此开始，基督教会永远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十字军东征最大赢家的教会和教皇，最终成为最大的输家。

十字军东征使教会成为基督教世界首富。汤普逊指出，¹ 参加十字军的人必须携带一定现金，为此，需要抵押或出售财产。神圣道路不是供穷汉走的。结果，很多贵族、自由民负债重重而无法自拔。动产是高价的，不动产如土地、房屋庄园则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有钱的地主，特别是寺院住持和主教。只此一项，就使教会和主教财富大增。不仅如此，十字军东征使教皇的威望得到空前提高，成就了乌尔班二世、英诺森三世显赫的声名，罗马教廷的势力也随之大大增强。

在以后的东征中，教皇代表进入各国和各教区，直接招募新兵，为十字军募捐筹款，“他们的权威侵犯或甚至取代了当地主教高僧之权，信徒们几乎是透过他们，直接向教皇纳贡。此等募集捐款的作风，不久变成习惯，很快地也用在十字军以外的其他目的上”。² 教皇获得征税权，使本该进入国库的钱流入罗马，封建君主的利益受到损害，普遍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最终酿成教权与王权旷日持久的争斗，乃至成为中世纪一道壮观的风景线。

信仰本来是无价的，给信仰明码标价，也算是中世纪教会最大的创新工程。为信仰明码标价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发放赎罪劵。始作俑者是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乌尔班二世宣布，所有参加十字军的人，都可以获得赎罪劵。后来，十字军东征的国王、贵族、教士等见到了东方富丽堂皇的宫殿、豪华的生活方式、五彩缤纷的装饰画等，返回故乡后，一股东方文化旋风席卷西方，教皇、主教、国王、贵族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和教堂。经费不够用，便出售赎罪劵，赎罪劵成为教会搜刮钱财的工具。

假上帝之名生活的教士和教皇，生活准则同样是享乐主义的。 《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这样描述：“对于僧侣的寻欢作乐，人民创造了这样的谚语：‘喝酒喝得像教皇’, ‘忏悔师是馋痨鬼’, ‘修女吃斋吃得肚子都鼓了起来’, ‘僧侣说，我把自己钉上了十字架，说罢便把十字架放到面包、火腿和野味上’, ‘配得上主教的盛宴’等等。”³ 教会本应该是静修之地，然而此时，“修女和妓女往往是同义词。有句谚语说：‘她不是修女就是妓女。’另一句谚语说：‘她下面是妓女，上面是修女’”。⁴ 教皇和主教更糟糕，“意大利最最美丽的高级妓女是教皇宫廷和红衣主教府邸的常客”。⁵ “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封信谈到一位红衣主教举行的酒宴，说是酒宴上西班牙妓女比罗马男人多。”⁶ 教皇、红衣主教、僧侣，这些所谓上帝的仆人，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堕落成一味追求肉体享乐的登徒子。奢侈、享乐，没有巨大的财富做后盾是不行的。当上帝的仆人成为登徒子之后，利用权力搜刮民脂民膏便在所难免。政教合一的时代，一切都以上帝的名义进行，这便形成教会的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信仰的旗号下，从教皇、红衣主教、主教到普通的僧侣，“经常利用教会的权力、教会的统治手段来为他淫佚的生活服务”⁷。于是在中世纪末期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大多数修道院不是神圣的场所，不是在那里持斋、戒色、祈祷，而是在那里拼命享受生活的乐趣”。⁸

假上帝之名进行的卑劣活动，引起宗教人士和百姓的不满，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主要是针对赎罪劵，针对教皇到底有没有权力代上帝宽恕罪人而作。其第8条指出：“根据教会法规，悔罪条例仅适用于活人，而不能加于任何死者身上。”⁹ 第21条指出：“推销赎罪券的教士们鼓吹，教皇的赎罪券能使人免除一切惩罚，并且得救，便陷入了谬误。”¹⁰第27和28条直接抨击教会的做法。马丁·路德指出，赎罪劵的推销者说“当钱柜中的银币叮当作响，炼狱中的灵魂即会应声飞入天堂”, “显然，当钱币在钱柜中叮当作响，增加的只是贪婪和利己之心”¹¹。当教会腐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基督教现状不满的情绪也日益强烈，宗教改革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2．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始于16世纪，比文艺复兴略晚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关系，始终是学界争执不休的话题。尽管众说纷纭，然而对于二者不可分割的联系却也无人否认。特别是文艺复兴倡导的人道主义，文艺复兴回到希腊思想的尝试，为宗教改革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对于这些内容，虽然说法上有差异，却也没有太多的质疑。

按照《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一书中的说法是：“应该把 ‘宗教改革时代’定义为新生教会采取攻势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应该 (按照一般传统) 始于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的年代 (1517)，一般要延续到16世纪50年代晚期。” ¹² 这是一次席卷整个欧洲的运动。杜兰特认为，马丁·路德关于宗教改革的文章，“是一种诚实的愤怒，而非内容空洞的无耻妄为。”¹³ 马丁·路德的呐喊“变成了日耳曼知识界的言谈资料。万千的人正等待着这种抗议，于是在发现了此一抗议之声时，几代以来，郁积胸中之反抗教会的心理，全都振奋了”。¹⁴

关于宗教改革，笔者将有专门章节进行探讨，在这里，就不打算详细叙述宗教改革的过程及其争论，只对宗教改革的特征和定性进行阐释。宗教改革的直接起因很难说清楚，通常公认的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教会腐败，引起信众普遍的不满，从而对教皇、教会的权威性产生怀疑，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将这种质疑表现得淋漓尽致，宗教改革矛头所向，即是质疑教会和教皇权威。第二，教权与皇权的斗争；教会直接征赋，损害了民族国家和世俗皇帝、国王、贵族们的利益，于是，“宗教改革往往伴随着对罗马的敌意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毫无疑问运动中夹杂着贪婪与嫉妒，其中还有权谋。但是不可否认，那些改革家所传讲的讯息满足了人们强烈的灵性饥渴，这正是官方教会未能做到的”。¹⁵ 宗教改革满足人们灵性饥渴的方式是回到使徒时代的基督教信仰中。

作为十字军东征的两个重要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其实质而言，是回到两希文明的尝试。蒋百里先生指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都是复古，一则复希腊之古，一则复耶稣之古，“然潮流之方向虽同，而其目标乃极端相反。则前者离宗教而入自然，崇现在，尊肉体；而后者，则尊未来，黜自然，以禁欲刻苦为事，而返之原始之真正基教也”。¹⁶ 他由此断定，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的反动。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并不总是向前看的，而且改革并不一定都是发展进步的。中世纪是欧洲的专制时代，在不具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改革只能在教皇、国王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改革不太可能突破现有的制度或思想体系。而改革“向后看”，回到耶稣时代的基督教，既是受到东正教的影响，也是最安全的做法。教皇的权威再怎么至高无上，也不及耶稣，教皇对教义所做的任何解释，也不比《圣经》更权威。在教会的禁锢下，回到耶稣是最安全的方式。宗教改革并不是争取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运动，由于宗教的和世俗的原因促成宗教改革，因而宗教改革“意在抵制一个特定的权威——教会与教皇的权威。但是几乎所有形式的新教都以某种其他形式的权威取而代之”。¹⁷ 既然回到耶稣时代，最高的权威，特别是涉及教义解释的最高权威，当然就是《圣经》。解释《圣经》只需要注重教义，无须借助教会的力量。对于教皇权威的否定，导致了教皇对新教改革的迫害，于是新教改革者不得不求助于世俗君王，而世俗君王也借宗教改革之势或反对教皇，或脱离教皇。这一关系充分体现在宗教改革奇特的态势上：同样需要灵性的抚育，但是结果却不同，宗教改革在有的地方扎根了，在有的地方却消失了。原因很简单：“凡是在世俗政权 (诸候或执政者) 赞成宗教改革的地方，宗教改革就能在那里维持下去，在那些世俗当局决心镇压宗教改革的地方，它便无法存在下去。”¹⁸在世俗君主支持下的宗教改革，其结果是形成了受世俗君主支配的国教。在谁的领地就信谁的宗教；一个政体中，只能有一个宗教。宗教的不宽容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宗教裁判所可以对任何被斥为异端的信徒实施残暴的刑罚。

鉴于宗教改革中书籍印刷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各国宗教裁判所纷纷建立书报检查制度。事实上，基督教早期，大约在公元150年，就出现了焚书传统，150年的以弗所会议禁止未经获准的圣保罗生平问世。 1140年，英诺森二世命令烧毁阿贝拉文稿；1230年格利高里九世命令烧毁犹太教法典……不过，那时只是烧书，到了宗教改革时期，特别是1559年罗马宗教裁判所成立时，既禁书，也禁作者。当英法德等国发起资产阶级革命时，思想家通常都会提倡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弥尔顿呼吁出版自由、洛克等人为宗教宽容呐喊、马克思终生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在当时，这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情，因为由宗教改革形成的、受世俗君主保护的新的政教合一，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尤为黑暗的时代。近代哲学先驱者们，以追求真理的勇气，用生命在黑暗中撕开了一个口子，他们倡导理性，讴歌人的自然本性，发出自由的呐喊。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作启蒙运动。西方近代价值体系的缘起，正是依托这一大背景。

1相关内容可参阅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300—1300年) 》上卷，第16章。

2杜兰特：《世界文明史》之《信仰的时代 (下卷) 》，第478页。

3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 (插图本) 》，候焕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4页。

4同上书，第360页。

5同上书，第368页。

6同上。

7傅克斯：《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第370页。

8同上书，第375页。

9洪永宏、严昌编：《世界经典文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122页。

10同上书，第123页。

11洪永宏、严昌编：《世界经典文献》，第123页。

12G. R．埃尔顿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2卷)：宗教改革 (1520—155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3杜兰特：《世界文明史》之《宗教改革 (上卷) 》，第261页。

14同上。

15埃尔顿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2卷) 》，第4页。

16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第178页。

17埃尔顿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2卷)》，第5页。

18 埃尔顿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2卷)》，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