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字军东征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译自“ Renaissance”，直译为再生。蒋百里先生将其称作“曙光”。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化，产生于两希文明之间，即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这是地中海文明。如果“文艺复兴”最原始的内涵是再生或者复兴，那么，自然是回到两希文明，复兴两希文明。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复兴就是复古。“所谓文艺复兴者，有复古之义；而事实上则分为二种：一为脱离宗教关系，一为发生新理想之生活。”¹ 希腊哲学、科学、修辞学、逻辑学、医学、艺术、雕塑等，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最为青睐的内容，在英、法、意、荷等国占据主导地位。回到希伯来文明，则是回到使徒时代的基督教，这一复兴被称作宗教改革 ( Reforma-tion) 。

文艺复兴是人们非常熟悉却也是争议最多的历史概念，它从何时开始，有多大范围，波及多少地域，涉及多少领域等，都没有明确的定论。本文所说的文艺复兴，是指广义的文艺复兴，即欧洲文艺复兴，从12世纪开始直至16世纪。因本书所涉及问题为欧洲人道主义、欧洲近代价值观念的发端，所以对十字军东征与文艺复兴的关系的探讨主要围绕相关内容展开。

1．亚里士多德主义进入欧洲

亚里士多德主义进入欧洲有两个渠道：东部和西部。东部主要是地中海东岸地区，西部主要是西班牙。

大约在公元5世纪，一批希腊经典被译成叙利亚文。叙利亚当时是基督教东部教会的一支生力军，他们的特点是，认为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重要。他们自觉地用亚里士多德逻辑解释基督教信仰。由于聂斯托利派受到君士坦丁堡当局的镇压，部分希腊学者经由美索不达米亚流亡到波斯，相当一部分留在叙利亚。由于波斯善待这些流亡的希腊研究者和宗教人士，因而也成为希腊文化的研究基地。

伊斯兰教征服叙利亚以后，首先从他们的被征服者那里获得了希腊哲学的知识，受叙利亚人影响，阿拉伯哲学家从一开始就认为，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重要，他们也像自己的被征服者一样，认为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是逻辑学。大约在公元8世纪中期，也就是开明的哈里发曼苏尔 ( al-Mansur, 754—775年在位) 时期，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从叙利亚文被翻译成阿拉伯文。随后的几任哈里发，也对收藏、搜集和翻译希腊文献持鼓励的态度。需要说明的是，阿拉伯哲学家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并不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复原，而是采取东方式的研究和观点，因而他们被称为阿拉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阿拉伯人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虽然起源于叙利亚，却盛行于东西两端：波斯与西班牙。尽管当时波斯人与西班牙人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但是，由于两个地区的文化基础有明显的差异，因而形成了两个有显著差别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东部亚里士多德主义和西部亚里士多德主义。

两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分别是波斯的伊本·西那 ( Ibn Sina, 980—1037)，拉丁文称作阿维森纳 ( Avicenna)；和西班牙的伊本·鲁西德 ( Ibn Rushd, 1126—1198)，拉丁文称作阿威罗伊 ( Averroës) 。 12世纪以后，随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由西班牙和东方流入西欧，他们受到基督教哲学家的高度尊重，并且成为西欧亚里士多德研究兴起的重要因素。

促成亚里士多德主义流入欧洲的主要力量是十字军。教士是十字军东征的一支重要力量，能够幸运地返回家园的教士、贵族等，将东方教会整理、保存并翻译的阿拉伯文的希腊典籍，特别是东部教会保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本带回欧洲。亚里士多德从阿拉伯世界进入西方，也必须将阿拉伯文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翻译成可以对换的文字，直接译成拉丁文或者先译成西班牙语，再由西班牙语翻译成拉丁文。经过转译，亚里士多德、阿维森纳、阿威罗伊、迈蒙尼德等人的著作进入西方。随着十字军东征和由十字军东征建立起来的东西方贸易，欧洲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搜集、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浪潮。

在蛮族入侵、蒙昧时期降临之时，还有一些古典文献尚存于原宫廷贵族或者基督教团体中。那些热衷于古代希腊哲学且学识渊博的人，付出极大的努力来保存这些流行的希腊典籍，这些通常都是希腊文著作。以当时著名学者波爱修 ( Boethius, 480—525) 为主的一些学者，原计划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全部译成拉丁文，但是受条件限制，只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中《范畴篇》 (加注释)、 《前分析篇》 《后分析篇》《论辩篇》《正位篇》这五篇论文。不过，《前分析篇》 《后分析篇》 《论辩篇》 《正位篇》直到12世纪才被人发现，被称为“新逻辑” 。在亚里士多德主义进入西方之前，这些著作成为仅存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当阿拉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进入西方时，西方人突然发现自己不仅无法阅读阿拉伯文的著作，而且看不懂希腊文了，那些希腊文的经典成为古董。当时在西方通用的科学、哲学、神学的语言是拉丁语，甚至懂阿拉伯语的人都比希腊语的人多。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基督教求助于西班牙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甚至向穆斯林求助。就这样，所有的语言能力都被聚集在一起，组成许多翻译团体，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克吕尼修道院。

基督教学者通过翻译给西方基督教世界带来了一大笔丰厚的古典遗产。它们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学、数学，托勒密天文学，希波克拉底和加伦的医学，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这些学说进入西方无疑“是一次震动，是一剂兴奋剂，这是一种学说，它是古希腊文化在历经东方与非洲的长途旅程后，又传送给西方国家的”。 ²西班牙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去西班牙求学者大量增多。与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人去埃及和波斯，18世纪和19世纪日本人去西方，19—20世纪东方人去欧美的情形十分相似。西班牙和意大利对古代希腊的典籍进行了粗加工——翻译，而那些求学若渴的西方学人——僧人和俗人，则痛快地汲取着这些粗加工产品，他们不仅把这些翻译作品带到西方，而且对其进行消化吸收，古代希腊文明的真正继承者在西方出现了。这些文献的相关内容成为12世纪兴起的西方大学教育的基本内容。也许文艺复兴并没有使西方人回到希腊的世界——也回不去，但是却使希腊文化恢复生机，迸射出璀璨光芒。

自基督教统治西方世界以来，哲学与神学有过两次大的契约合作，第一次契约合作是奥古斯丁与柏拉图主义，第二次是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主义。

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方兴起以后，经过12—13世纪基督教世界哲学家惊人的努力，促成了理性与信仰之间在中世纪的第二个契约。关于第一次契约的结果，笔者赞同巴雷特的观点，他指出：

圣奥古斯丁认为信仰和理性，亦即生命的和理性的，终将和谐地汇聚在一起……这种模式或公式在奥古斯丁之后成了“信仰寻求理解”：这就是说，把信仰当作一种根据，个体存在中一个被给予的事实，然后试图尽可能理性地把它本身详尽地阐述出来。³

第二个契约中，阿奎那则把人撕成两半，格劳秀斯比喻说，人实际上成为在自然和神学层次之间被分割开的生物。但他不是对半分开的。因为阿奎那在自己的学说中，反复强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理性是我们真正的和实在的自我。在《神学大全》中，强调理性是人的最高功能的说法几乎俯拾即是。尽管阿奎那也承认，理性的动物处于自然层次上，而自然的层次依赖于超自然的层次。在信仰时代“舆论的气候”之下，阿奎那对于理性的肯定已经做到了最大限度。与奥古斯丁式的契约相比，阿奎那更体现了希腊人所说的“人是理性动物”这一根本的价值取向。阿奎那的契约实际上把理性提高到了几乎与信仰比肩的位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阿奎那的思想是信仰时代的理性主义。用巴雷特的话来说，信仰和理性的差别就是有生命力的东西与合理性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差异的核心在于，人的人格中心应该放在信仰上，还是应该放在理性上？奥古斯丁是将其放在信仰里面，阿奎那则是放在理性里面。从亚里士多德的兴起，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近代理性主义的脚步声，随着理性主义的崛起，近代价值体系的变迁开始发端。

2．欧洲大学产生

西方近代人道主义、近代价值体系的产生，大学是不可不提的重要因素。英国著名哲学史家拉斯达尔 ( Hastings Rashdall) 在其鸿篇巨制《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大学的起源》开篇指出，“圣职主义、帝国主权以及高等学业，这三者曾被一位中世纪作家赋予了至为神秘的力量与 ‘德行’” 。⁴ 不过，在12世纪以前，西方没有大学。古代希腊罗马有各类学园，那算得上是高等教育的场所，但那不是大学。“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伟大教师，不会发给学生毕业文凭；假设现代的一个学生拜在苏格拉底门下三个月的话，他一定会向他索要一个证书，一个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实的、外在的东西——顺便插一句，这将是苏格拉底对话的一个绝佳主题。”⁵ 11世纪以前，欧洲也有学校，但都是主教坐镇的学校或者修道院学校。大学与教会一样，是中世纪的产物。

大学最初的含义是“公会群落” ( universitas vestra)，这个词的意思是“你们全体 ” ( the whole of you) 。公会意指一个合法的社团或法人，在罗马法中，它与合议制社团 ( collegium) 的意思相当。直到12和13世纪，这个词才开始用于教师团体或学生社群。⁶ 公元11—12世纪，随着十字军东征返回故土的将士进入城里，席卷整个欧洲的行会组织开始在城市大集结。学者行会也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且在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最初的大学：11世纪博洛尼亚大学诞生，12—13世纪，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相继诞生，其共同特征是“有组织性教育，即以系科、学院、学习课程、考试、毕业典礼和学位为代表的教育机构” 。⁷ 大学教育，不是所谓“七艺” ( the seven liberal arts) 教育，而是传授新知识。这些新知识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欧几里得几何学、托勒密天文学、希腊医学、新算术、古罗马法等。从事大学教育的主体不再是僧侣教士，而是知识分子。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⁸ 十字军东征，致使大量自由民进入城里，成为商人、手工业者、画匠、乐手等专业人士。在诸多专业中，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们专业是写作和教育，他们的组织也是行会。

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阿尔卑斯山南麓与北麓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阿尔卑斯山北麓国家，如法国、德国，古罗马文化在蛮族入侵时便消失殆尽。几乎目不识丁的查理大帝，是在意大利执事、文法家比萨的皮持门下完成扫盲的。他们的学校基本上是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这造成法国和德国教育与教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的知识生活基本上都发生在修道院。希腊思想为他们带来的是经院哲学的诞生，其最著名的教师是罗瑟林和阿伯拉尔。

在意大利，教会虽有强大势力，但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教育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事实上，教会学校在意大利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当希腊罗马思想进入意大利时，原本有鲜明世俗色彩的学校一下子活跃起来，成为研究、教授、传播希腊文明的重镇。不仅如此，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学，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复兴和拓展。欧洲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虽然是学科最完备的大学，但是真正让她享誉世界的却是法学。博洛尼亚大学被欧洲人视为罗马法复兴中心。

法的精神在近代思想和政治体系中举足轻重。西塞罗曾经说过：“正义的来源就应在法律中发现，因为法律是一种自然力；它是聪明人的理智和理性，是衡量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但在确定正义是什么的时候，让我们从最高的法律开始。”⁹ 用法律寻求正义、保障正义，是西方文明的传统。尽管西方学者对这一传统也有诸多说法，但是法的精神成为西方近代以来最重要的精神传统，法的精神是西方政治制度的支柱，却是不争的事实。大学在法律文献的整理、研究、传播和复兴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它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学术方面，而且延伸至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从西方文艺复兴到近代，乃至现代，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大学始终扮演着多重角色。如果说西方近代思想的特征是自由、理性、科学、民主，西方近代建立的政治制度是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前提、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民主，那么大学的作用在于为其奠定了知识的基础。甚至可以说，西方大学的崛起，对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近代的启蒙以及民主制的建立，具有无可置疑的影响。

1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2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14—15页。

3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02—103页。

4海斯汀·拉斯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大学的起源》第一卷，崔延强、邓磊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5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王建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6上述内容可参见拉斯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大学的起源》第一卷，第3—4页。

7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第2页。

8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4页。

9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8—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