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艺复兴研究者眼中“人的发现”

1．伏尔泰关注自由问题

根据西方学者的说法，伏尔泰是提出文艺复兴概念的第一人。他在《风俗论》中描述文艺复兴流行的拉丁文时说，十二、十三世纪的拉丁文赞美诗所用的韵脚，就是粗俗语言的标志。对理性和良好学风所造成的破坏，比汪达尔人和匈人更严重。意大利最初只有宗教神秘剧，内容多为《旧约》和《新约》故事。在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和伦巴第北部，仅有野蛮风俗、比武、经院神学和巫术。“在不少教堂，一直庆祝驴子节、愚人节和疯人节。人们把一匹驴牵到祭台前，唱赞美歌，开始的迭句是 ‘阿门，阿门，驴；哎，哎，哎，驴老爷；哎，哎，哎，驴老爷’。”¹ 驴子所以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因为它是圣母和耶稣的坐骑。信徒们从驴子想到的是圣母骑驴前赴埃及，耶稣骑驴在海面上行走，经威尼斯到阿迪杰河畔。这不是伏尔泰心目中纯洁的宗教，而是为迷信而迷信，受时代精神和粗野本能支配的愚昧。迷信蒙蔽理性，使人变得更加迟钝，诱发各种狂暴行为。伏尔泰不无感慨地说，回顾过去的时代，甚至从14世纪向前追溯到十字军东征，再到查理曼死后的时代，欧洲同样是灾难深重，而且更为野蛮。相比之下，伏尔泰认为，生活在他的时代 ( 18世纪)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伏尔泰并没有像布克哈特那样，完全从文化的角度看待文艺复兴，而是从政治、历史、社会的角度审视这一时期，他看到了文艺复兴不同于布克哈特的内涵。在混乱野蛮的欧洲，伏尔泰看到一束最幸福之光——自由。“在欧洲的普遍混乱中，在层出不穷的灾难里，诞生了自由的历史无价之宝，自由使帝国的城市和其他都邑逐步繁荣起来。”² 人们步履蹒跚，历尽艰辛，逐渐恢复了他们的天赋权利。

我们再强调一次，获得自由的历史进程，始于农奴离开土地。事实上，解除农奴的束缚不是从14世纪开始，而是始于1095年十字军东征。欧洲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是采邑，社会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农奴被绑缚在土地上，没有随意离开的自由。十字军东征需要将领、骑士和战士，在鼓动教民参加第一次东征时，教皇允许农民离开土地，向国王和贵族们承诺由教会代他们管理庄园。由此大批农民离开束缚自己的封建庄园和采邑。

农民离开土地时是农奴，而当结束东征回来后，有些人学会了东方的技艺，如绘画、雕刻、纺织、医术、理财，有些人发了财，有些人成为英雄。总之，他们不再是原来的农民。十字军中的农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作为自己天赋权利的自由。从此，他们不再是谁的人，而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人。

随之，诞生了自由城市。伏尔泰描述说，在法国，1301年自由城市产生三级议会，第三等级开始问鼎权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导论中已经讲过，于此再简单地重申一下。所谓第三等级，是从事商业、贸易、文化、技术、教育等工作的人，是介于王公贵族、军事权贵与僧侣集团之间的第三种力量。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自由职业。由于他们的存在，城市拥有封闭的乡村所不具有的自由，自由是当时城市的第一气质。中世纪的德国流行一句话：城市里流动着自由的空气。城市拥有自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城市不受封建领主的束缚。城市居民的生活是自治的，这与大量行会存在于城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能够在欧洲历史上书写“平民的传记”的集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社会集团，即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或称第三等级。这个等级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体现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这个观念的核心是“自由”。

虽然伏尔泰第一个使用“文艺复兴”一词，不过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伏尔泰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个历史时期，一个介于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时期。作为近代启蒙运动之父，伏尔泰对于自由的关注，对于政治构架、阶层、权力等问题的关注，远远大于对于人的问题的关注。如果说伏尔泰是站在第三等级的立场看问题，应该不为过分。当时的第三等级正忙于争取权力，政治色彩大于人文色彩。伏尔泰并不能算作文艺复兴的研究者，但是由于他率先提出“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简述其思想也是应该的。另需要指出的是，在伏尔泰那里，文艺复兴只是用来描述某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伏尔泰关注人的问题。

2．布克哈特和后布克哈特“人的发现”

在文艺复兴的研究者中，布克哈特的研究有着划时代的作用。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问世以来，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是在布克哈特的脉络中研究文艺复兴。就我们研究的主题而言，可以说，布克哈特的影响举足轻重。

布克哈特认为，在中世纪，人的意识被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所编织的纱幕笼罩着，透过纱幕向外看，世界和历史如同幻象，人本身迷失在纱幕的幻象中。而此时的人是什么呢？人是一个民族、党派、家族成员或社团一员，唯独不是他自己。或者说，人是一种身份认证，因为一个人或属于一个民族或属于一个宗教团体或属于一个信仰族群、一个家族，离开这一切，他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依据。到文艺复兴为止，人始终需要通过某个一般的范畴寻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据，希腊人也不例外。文艺复兴时期，这一切发生了变化，人首先要做自己，于是每人在认识自己的与众不同中也发现了自己。

(1) 着装的个性化

人的发现，首先是人的个性的发现。就文艺作品而言，无论是但丁还是彼特拉克，无论是14行诗，还是小说、绘画等，无不显现出创作者丰富的个性。最重要的是普通民众的变化，从行为举止到言谈语吐，无不充满了鲜明的个性。最为醒目的莫过于生活中外表的变化。布克哈特描述道：“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开始充满具有个性的人物；施加于人类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别的形态和服装出现在人们面前。”³ 没有人害怕自己的穿着打扮与众不同，人人追求特立独行。服装样式不断变化，赏心悦目，为当时的欧洲之最。布克哈特用了一章的篇幅，讨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服装、装饰、化装、社会交际等问题。他的结论是“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早期，外表生活的美化和提高是世界其他民族中间所没有的”。⁴

服装、装饰等问题，何以和“人的发现”扯上关系呢？

中世纪的基本特质是禁欲主义。著名的摩西十诫是信徒的行为准则。说到中世纪，总不免会让人想到宽大的袍子、刻板的举止、呆滞的表情。信徒力图抑制人的欲望，存天理，灭人欲。

就经济社会史而言，中世纪是庄园制。庄园主、贵族与农奴和奴隶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在法律上，后两者是不自由的。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是保守且墨守成规的。由于生产工具落后，也由于繁重的地租和十一税，农民的生活艰苦而单调。“那些农民所处的苦难而又残酷的境遇，使他们的感觉性变得如此迟钝而又麻木。”⁵ 天气炎热之时，男人一丝不挂地在田间和妇女并肩工作着。汤普逊惊呼：“近代生活中最主要的礼貌是被漠视的。”⁶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劳动成果仅仅够果腹蔽体时，着装美饰显得是何等奢侈！

就政治而言，“文艺复兴意味着资产阶级世界的诞生、幼年和少年，换句话说，意味着市民阶级的诞生和初露头角”。⁷ 在爱德华·傅克斯看来，狭义的文艺复兴，仅把文艺复兴理解为艺术上发生的事情，那么它确实应该介于哥特时代与巴洛克时代之间。广义的文艺复兴，其范围前推到意大利，后延至西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欧洲文艺复兴，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他认为，广义的文艺复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手工业即行会占优势；第二个时期则是以商人为主”。⁸ 广义地看，文艺复兴不仅仅是艺术领域发生的事情，而是一次历史变革，它的经济基础与中世纪采邑、庄园经济截然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出现了城市。关于城市问题，我们在“导论”中已经有过讨论，这里从略。

再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即服装、装饰等问题，何以和“人的发现”扯上关系呢？笔者赞同爱德华·傅克斯的观点，服装、装饰的变化，意味着人们美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不是形而上的，而是源自生活，是形而下的。审美观变化的基础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化。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变化正在发生，不过根本性的变革还没有发生。爱德华·傅克斯明确指出：

社会的根本改造在于：随着新经济原则的诞生，形成了具有不同利益因而不同观点的新阶级；其次，这个新因素或者使社会的旧阶级瓦解或者以适当的方式改造他们。这两个现象都是进化的必然的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社会存在的整个旧面貌都必定会改变。⁹

这一提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当经济基础开始发生变化，却没有完成变化时，作为经济基础变化最外有的表现，作为社会存在变化伊始的末梢，审美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变化，它是一种感性的变化。

在这方面，文艺复兴不是特例。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有类似情况。 “文革”结束时，中国的着装被称作“共产主义蓝蚂蚁”，即整齐划一的中山装、军便服，配以单一的蓝、黑、灰、国防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启了改革开放。 80年代初期，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像火山喷发一样，最初的表现，依然是在着装方面。时代的变迁，往往是从末梢率先表现出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2) 人格的发现

人格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类：类型理论、分析理论和折中理论。类型理论产生于古希腊，由希波克拉底提出，后为盖伦系统阐释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的气质一般可分为四种类型：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抑郁质。分析理论的创始人是弗洛伊德。 20世纪以来盛行折中理论。

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人格理论是希腊的四种气质学说。流行的四种气质学说却常常与迷信星宿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因此，布克哈特宣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格的彰显，不是通过心理学理论，而是当下鲜活的生活内容。由于自然的发现，人们发现了自然美，于是在人寻求自然美的同时，亦刻意追寻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自然美。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作中，可以看到大批对于内心生活的奇妙观察和独到的描绘。例如，但丁的十四行诗和短歌：“以大胆的坦率和真诚来流露他的种种欢乐和悲哀……主观的感受在这里有其充分客观的真实和伟大。”¹⁰ 薄伽丘的十四行诗虽不大著名，却脍炙人口，如《回到被爱净化的地方》《春的忧郁》 《诗人老去的悲哀》等。描写爱情是一种使人趋于高贵和纯净的力量，读这些诗，你无法想象它们是出自《十日谈》作者的手笔。叙事诗以生动的故事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的性格做更为深刻地刻画，如阿里奥斯托《愤怒的奥兰多》描写浪漫骑士的生活，充满了冒险与爱情故事。传记题材更是鲜明生动，如薄伽丘所著《但丁的生平》辞藻华丽，虽充满主观臆测，却使但丁的个性栩栩如生。文学艺术作品对于人的外貌的描写有令人惊讶的敏锐和准确。

总之，人的鲜明个性、丰富的生活和内心世界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被清晰地显露出来。与之相比，中世纪的驴子之歌则显得格外贫乏，可笑亦可悲。文学艺术表现的人有爱有欲，有喜怒哀乐，是日常生活中的凡人。¹¹

(3) 人的价值观

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时期极尽溢美之词，却独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价值取向，特别是道德问题持审慎的保留态度。布克哈特认为，16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已经达到最高峰，而道德却在堕落，他引用文艺复兴时期一个人的话 (未具名): “我们在个性上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我们已经突破了我们在未发展的情况下看来很自然的道德的和宗教的限制；我们轻视外部法律，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不是正统合法的，而他们的法官和官吏都是坏人。”马基雅维利也补充说：“因为教会和它的代表们给我们树立了最坏的榜样。”¹² 文艺复兴确实是彰显个性，追求与众不同的时代，作为“自然的发现”的孪生现象，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崇尚在文艺复兴时期也颇成气候。可以说崇尚自然是健康的、阳光的，也可以说它是充满物欲、肉欲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时代，而“一切创造的时代都喜欢奢华和挥霍无度”。¹³ 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西塞罗等人曾经说过的话：“人的全部光荣在于活动。”人的欢乐不在于闲散和无所事事，而在于工作和活动。“由于这些理论，上千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禁欲主义逐渐瓦解了。”¹⁴ 这意味着统治欧洲近千年的基督教价值观念正在趋于瓦解，也可以说当时的状况是“礼崩乐坏”。

毫无疑问，中世纪基督教价值体系是禁欲主义的。欲，指物欲、肉欲等。后布克哈特时代最重要的文艺复兴研究者丹尼斯·哈伊提醒人们，基督教对于财富的态度在《圣经》上写得很明白：“如果你想成为完美无缺的人，你就去卖掉你的财产，……跟我走。”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¹⁵ 贫穷、苦行似乎是进入上帝天国的门票。一些受人尊重的作家，在作品里颂扬古代生活的纯朴、贫穷。“严格的节制生活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理想。”¹⁶ 财富意味着欲望、贪婪、罪恶。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第三等级的出现，由于城市生活、行会、贸易和金融的发展，市民社会便诞生了。于是，市民的生活、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开始出现：既享受财富和富有的生活，又过着一种有美德的生活，甚至可以说，富有的生活就是一种享有美德的生活。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生活。一些人文主义者不仅公开倡导这一价值取向，而且大胆地对早期的宗教价值提出疑问。

L．金描述说，波焦·布拉乔利尼 ( Gian Francesco Poggio Bracciolini)的对话体著作《论贪婪》 ( De Avaritia)，设计了三人辩论：两人谴责贪欲，告诫人们一定要远离贪欲——这一破坏灵魂的罪恶根源，一人为贪欲辩护。下面一段话，颇有些挑战人的道德底线的意味：“事实上，贪心是一个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没有它，‘各种辉煌、各种高雅、各种装饰都将失去。如果人们都对自己感到满足了，就没有人会去建造教堂或是柱廊，所有的艺术活动都会停止。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和公共的事务就会发生混乱’。‘如果没有贪欲加工场’，城市和国家何以存在？”¹⁷

布拉乔利尼断言，几个世纪以后，贪欲将会显示其价值。 18世纪初，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很顺口地表达了相似的理念：“个人的欲望，公众的福祇。”布拉乔利尼也谈到瓦拉的《论快乐》 ( De Voluptate)，他的对话以斯多亚派与伊壁鸠鲁派的不同口吻展开。前者要求自己必须像个基督徒那样克己自律，后者则鼓励教徒们去享受适度的生活愉悦，而不必惧怕死亡和来世的报应。

哈伊说¹⁸，当时流行的一本伪亚里士多德著作《经济学》断言，对外部财富的占有，提供了实施德行的机会。亦有“穷困可以限制德行的发展”的说法。阿尔贝蒂说：“财富的日益增长是家庭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富是友谊、颂扬、名声和权力的源泉，无论对个人和国家来讲都是如此。”¹⁹ 快乐是一件真正的善事。这多多少少有点亚里士多德“幸福即是最高的善”的味道，而幸福度与财富的比例紧密相连。

基督教的特征是爱，这是耶稣曾对自己的门徒说过的。基督徒要选择爱的生活，“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²⁰ 不难看出，作为基督教核心价值的爱，是圣洁之爱，爱上帝，爱邻人，甚至爱敌人。可以说基督教崇尚的爱，是纯粹精神性的，是非自然的，是由基督教信仰所致。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爱的追求没有丝毫减少，不过内容却发生了变化。不知何时，爱主要是指性爱。当人的自然本性成为人们的新宠时，自然的爱当然会受到人们的青睐。自然之爱、肉体之爱，本来就是人的天性的一部分，禁欲主义是抑制人的自然天性的结果，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文明是压抑人的天性的结果。随着自然的发现，人的自然天性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被发现了。于是爱成为性爱、爱欲。不要说基督徒式的爱，就是柏拉图式的爱也变得不那么时尚了。在道学先生的眼中，当时的文艺作品显得有点无耻。据布克哈特的描述：“当我们更仔细地去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恋爱道德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一个鲜明的对比而吃惊。小说家们和喜剧诗人们使我们了解到爱情只是在于肉欲的享受，而为了得到这个，一切手段，悲剧的或喜剧的，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越厚颜无耻和越肆无忌惮地使人感兴趣。”²¹ 爱德华·傅克斯说，着装也透出这样的信息，男子的服装告诉女子：“瞧我这小身板，生来……啊，哈哈哈。”而女装也毫不掩饰地告白：“对面的兄台看过来，没问题呀。”今人可以认为这是率真、大胆、自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历史地看这些现象，它们出现于文艺复兴，而所面对的历史境况和价值体系都是中世纪的，不难想象，它们会遭遇多么大的攻击。爱德华·傅克斯断言：“文艺复兴时代不仅仅是肉欲横流。因为是上升的阶级胜利了，所以它既没有羞耻心，也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无所畏惧地把自己的意图贯彻到底。”²² 毫无疑问，这个意思可以用最顺嘴的词表示，如伤风败俗，厚颜无耻，暴发户行为等。于是时装问题变成爱的问题，爱变成欲。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时装是色情问题。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第三等级的崛起，随着人文主义思潮兴盛，人们的生活情趣被引向世俗生活，于是出现了世俗生活的内容与基督徒圣洁的生活分庭抗礼的情势。与两种生活内容相关的价值取向，在欧洲主要国家并存。随着自然的发现，被造世界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对于被造世界自然美的欣赏和迷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念。第三等级所代表的世俗生活无所顾忌、大胆露骨，带着无畏和无耻，带着虎虎生机走来，人天性中自然主义的力量，如火山爆发般地喷发出来，奔涌向前，势不可挡，对中世纪的核心价值有摧枯拉朽之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价值与中世纪告别了。“人们隐晦地、有时也是公开的抛弃与超物质的宗教结合在一起的禁欲主义原则。那些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宣扬天主教苦行主义的修士和神父，现在也开始追随不同样板的圣徒尘世间取得的成就和知识，以及尘世的道德是同禁欲主义的生活相矛盾的。”²³ 从文艺复兴的价值取向中已经能够清晰地听到近代的脚步声。

1伏尔泰：《风俗论》中册，第251页。

2同上书，第257页。

3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26页。

4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69页。上述相关内容，根据此书第五篇社交与节日庆典的第一章、第二章概括而成。

5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 300—1300年) 》下卷，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78页。

6同上。

7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第80页。

8同上。

9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第86页。

10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06—307页。

11以上内容根据《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四章概括而成。

12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422—423页。

13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第156页。

14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第129页。

15《圣经》和合本之《马太福音》, 19: 23、 19: 34。

16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第129页。

17玛格丽特·L．金：《欧洲文艺复兴 (插图本) 》，第73页。

18相关内容可参见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第130页以降。

19同上书，第131页。

20《圣经》和合本之《马太福音》, 22: 37-40; 《马可福音》, 12: 30-31。

21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431—432页。

22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第157页。

23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