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当第二营队官，本营管带名叫回富兴，为人忠厚怕事，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不是一个有为的人。平素他认为官长不可信赖，常派几个亲信的头目，到各队中监视，这是他带兵的秘诀。
冯玉祥带领的队伍中有一个头目名叫张青云的，就是回富兴派了来的。因为张青云偷东西，被冯玉祥查明，立即把他开除。他就回去见回管带，于是回管带又让他重返原任。
冯玉祥当时非常气愤，戴上帽子，拿着刀，就去见回管带。见了面，回管带说：“张头目犯了错，你应当教导他，使他学好才是，开除是不可能的。”
冯玉祥说：“这种害群之马，非铲除不可，像他这种人，不但扰害别人，而且使别人受他的恶影响。如果不办，将来队伍里什么事都不能办了。”
说着冯玉祥把帽子摘下，连刀一起扔到回富兴的怀里，回头就走。同时一边走，嘴里还气愤愤地这样说着：“能给好汉子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
后来由统领王化东从中一再苦劝，两人才和好无事。冯玉祥当了队官以后，这一次又算是同管带闹了一场。
关于带兵，有几点应注意的事，冯玉祥进行了总结提炼。
第一，士兵知识浅陋，有什么隐衷，都不能一个人解决，或适当地应付。当官长的必须时常和他们接近，洞悉他们的苦衷，随时替他们解决，或是予以安慰，否则就很容易发生弊端。
有一次，冯玉祥营里后队有一个兵，在屋内上了吊，企图自尽，幸而被人发觉，未酿事端。消息一经传出，标里协里镇里都派人来调查原委。
原来这个兵，这天因为他的父亲从家里来，找他要钱，他就到左哨他朋友那里去借，他的朋友把一份整饷借给他。他心里很高兴，就把借得的钱，连同他自己的饷包放在一起，和那朋友谈起天来。
不料转眼之间，两个饷包竟从桌子上不翼而飞。两钱包丢了，除他父亲没法打发以外，他还欠棚子里一元菜钱，棚头正逼着他要，并且恐吓他，说如果不还菜钱，以后就不许他吃菜。
后来大家都出外上操去了，只留他一个人在屋里。他想：父亲怎么打发呢？菜钱拿不出，以后自己又怎么吃伙食呢？他想来想去，没有办法，一时情急，所以上吊了。
这事当时虽然没有闹出人命来，然而已经弄得人言啧啧了，说一定是官长打了他，不然，他为什么自尽？所以当官长不但不可压迫士兵，就是疏忽大意，也是极不妥当的。
第二，带兵的人互相闹意见，队伍就永难带得好。冯玉祥这一队的二排排长徐得胜，原来是从队官降级下来的。因此他一天到晚不高兴，最好同大家闹意见。
有一次徐得胜督工，一个患病的士兵向他挂号，说去解大便。过了一会儿，又要挂号，一连挂了几次号。徐得胜就不耐烦，大骂他故意捣乱。
这天因为下雨，中途收了工，士兵回来，从营房后门过，这儿有一口井，刚走到这儿，患病的那个兵，一时气急心窄，忽然向井里跳了进去。
大家见状大骇，急忙打捞，幸而人多手快，没有出事。不过后来队伍中就嚷开了，说后队的排长逼成士兵跳井的事。锣鼓不齐没有法子唱好戏，假如营长同连长闹意见，那更是怎么也带不好兵的了。
第三，营中的军医长应当慎重选择，万不可滥竽充数。有一天冯玉祥检查内务，发现六棚有一个士兵名叫褚怀军的，身染时疫，于是立即派人请军医长来看病。
军医长来到，诊完脉，一副药吃了下去，当即把那个兵打发了。当时那兵断了气，大家都不知道，只听见他吃下药去，直嚷肚子疼，以后就再没有做声。
大家都以为他睡着了，等到出早操的时候，协统跑来查营房，大家急忙整顿内务，一看屋内还有一个人没起床，喊了半天，不听见声音，走近去一看，原来早已没气了。
当时气得冯玉祥急忙去找军医长。他军医长是协统的儿女亲家，外号叫催命鬼。冯玉祥问他：“好好的一个兵，不过生了点小病，你一服药怎么就把他吃死了？你这是怎么治的？你这算什么医生？”
催命鬼听完质问后，军医长竟这样回答：“我是治病，可治不了命。”吵了半天，也没有结果。
冯玉祥就说：“你不过是协统的亲家，哼！……”那时军队中用人，大多凭靠亲戚关系，滥任私人，学识能力，往往不大管的。下级官长和士兵气愤不平，也只好闷在肚子里，无可奈何。
清末，国家军务组织中有军学司的设置，位职很高。这时任军学司的是冯国璋。他不知怎么犯了神经病，忽然上了个奏折，大意是：行伍出身的只能当到司务长为止，排长以上的官长须任用军官学校或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消息传到各处，队伍中立即沸腾起来。
冯玉祥对于这件事情当时发生两种感想：第一，其时军官学校太少，而且开办不久，一时训练不出那么些毕业生，以毕业人数论，平均一营也派不着一个。事先没有详细的计划，就贸然提出这样的建议，摇动军心，不能不算是失着。
第二，奏折的用意，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根本没有给穷人设想。因为能上军官学校的，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家权贵的亲戚。并且升入陆大，必须有军官学校毕业的资格。试想穷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能力？这类折虽然没有立即施行，但因此军队中的穷苦弟兄们，都对冯国璋大大不满，并且进而迁怒于昏庸的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