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民国时期女权当立

你若把封建时代的“枕边风”比作阴魂不散的幽灵，那它在民国时期可算是套上了时髦西装继续作祟。这老鬼倒也不全赖着旧把戏——新时代的太太们早把耳旁私语升级成了议会门前的抗议喇叭。

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自由平等的思想渐渐兴起，封建制度下那些严密的规矩，尤其是“夫人不得参政”的观念，已经被大大冲击。那时，思想文化的大门几乎是被打开了，像是法国的《女权宣言》那样的女权思想，渐渐在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找到了支持。妇女呼喊着争取权利，甚至成了追求新潮的标签之一。于是，那个时期，女权组织纷纷成立，什么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共和会，一时间热闹非凡。这些女性为了争取政治权利，奋起抗争，逐渐改变了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你说，妇女参政，也开始成了舆论里追求进步的时髦话题。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当时很有趣的政治思潮，叫“孙克主义”。孙者，孙中山，克者，克鲁泡特金，俄国的女政治家、无政府主义者。持这种思想的人认为，孙中山和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结合，治理中国一定能强盛。这种理论看似荒谬，但它反映了一点——在当时，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妇女参政的问题，那种曾经严禁的“禁区”，似乎也没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思想上有了松动，旧有的传统和政治机制却依旧把妇女参政的通道堵得死死的，现实中这种困境，依然非常明显。

在民国初年，南京的参议院就订立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然而，这时的妇女们可没有闲着。唐群英等20位女士，联名向参议院递交请愿，要求在约法中明确男女平等，尤其是要有条文规定，妇女可以参政。这一举动，算得上是当时女权的一次“正面出击”。但你知道吗，这些要求最后几乎都没被采纳，结果可想而知——女权主义者们气得不行，甚至直接上书孙中山，要求修正约法。可惜，提案一交到那些满口“民主共和”的议员手里，谁都没兴趣理会。终于，到了1911年3月20日，女权主义者们实在忍无可忍，冲进参议院，直接动手！可不，这一阵“粉拳风波”，可把那些顽固的议员吓得不轻。事情闹得如雷贯耳，震动了整个首都，连孙中山都不得不出面调解，答应提出增修相关条款，这才让事态平息。

不过，眼看事情终于有了点进展，没多久，袁世凯突然篡权，恢复帝制。这下，别说增修条款了，原先的临时约法都成了摆设。你说，这事儿，让人心里能不堵得慌吗？

不过女权运动可没有就此沉寂。五四以后，首先在北京就有了女子参政协进会和女权运动同盟等组织，接着，广东、湖南等地也相继出现了响应者。可北洋政府见不得这种活动，屡次进行干涉，结果，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的高潮到来，妇女参政才在广东的国民政府辖区里得以展现。虽然那只是昙花一现，但比起以前，多少算是挤出了点光亮。

要说民国官场的幕后风云，最妙的当属那群踩着高跟鞋搅动政坛的夫人们。她们手里的坤包可比丈夫的公文包还沉——里头装的不是胭脂水粉，而是半部民国野史。

南京城里流传着桩奇闻：三任市长马超俊逢人便夸“我家这匹老马，全靠夫人缰绳勒得紧”。这话要是搁在紫禁城里，早被御史老爷参了十八本。可民国的新派官僚们偏就吃这套，张道藩之流眼红“京兆尹”的乌纱帽时，怕是怎么也想不到，马市长的治国经竟是藏在沈慧莲的梳妆匣里。

这位喝过东洋墨水的市长大人，在劳工局练就的铁腕，回了家倒成了温顺的辕马。某日酒酣耳热之际，他拍着檀木桌笑道：“诸位可知何为‘并驾齐驱’？”话音未落，沈夫人端着新沏的碧螺春飘然而至，满座宾客顿时悟了——敢情市长府的公文，都是蘸着茉莉花茶批阅的。

1947年的广州城，宋子文刚把禁舞令的朱批落下，珠江边的霓虹灯就炸了锅。舞女们踩着探戈步子杀到省府门前，领头的竟是中央委员李大超的夫人王孝英。这位烫着波浪卷的“侠女”掐指一算：五百舞女养着两千张嘴，禁舞等于给共产党送兵源——好个四两拨千斤的算盘！

李大超看着太太在记者会上舌战群儒，擦着冷汗给连襟们递烟：“内子这是替国舅爷防患未然呐。”转眼间，黄绍竑的算盘珠子、吴铁祥的税单本子全成了夫人的助攻道具。最绝的是街头巷尾飘着的粤语小调：“宋财神周末过香江，搂着洋妞跳探戈；羊城百姓喝西北风，不如反了他个扑街仔！”

宋子文在茶会上接过王孝英的贺岁酒时，腮帮子笑得直抽抽。他哪是在喝酒，分明在吞黄莲——这禁舞令拖延的哪是歌舞，简直是把国舅爷的面子钉在永汉戏院的广告牌上任人指点。

西北黄土坡上的贺耀祖怕是民国最憋屈的省主席。夫人倪斐君抱着《新华日报》往他公文堆里塞的模样，活像往胡辣汤里兑咖啡。某日谢觉哉的密信又到，贺主席刚要往火盆里扔，倪夫人眼疾手快抢了去：“老爷且慢，这信里可写着给甘肃百姓的救命药方！”

“你干脆给毛先生当秘书去！”贺耀祖气得摔了青瓷盖碗。谁知夫人真把这话当了真，转身就联络上了地下党。等贺主席从国外镀金回来，发现自家书房成了进步沙龙，夫人正给《新华日报》写专栏，标题赫然是《论官僚主义的裹脚布该扔了》。

最绝的是苏联药品专机事件。贺耀祖看着夫人连夜绣的“精忠报国”锦旗，迷迷糊糊就签了放行令。蒋介石的骂声从电话里炸出来时，倪斐君正在给《中央日报》写读者来信：“论某些领袖不如我家老贺明事理”。

重庆的雾都岁月里，倪斐君把慈善舞会办成了政治擂台。当宋庆龄的请柬送到贺公馆，贺市长盯着“破禁起舞”四个字直哆嗦：“夫人这是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推你？我这是拉你出泥潭！”倪斐君描着柳叶眉，转头就把市长府的请柬印成了传单。舞会那夜，嘉陵江畔的名流夫人们集体叛变——孔二小姐甩了貂皮跳恰恰，龙云夫人踩着军靴蹦踢踏。老蒋在官邸摔了茶杯：“他贺耀祖管不住婆娘，难道要我亲自教他振夫纲？”

这场闹剧以贺市长辞职告终，但夫人们的政治探戈可没停步。倪斐君回南京时，行李箱里装着半箱《资本论》——据说是给新市长的“见面礼”。

回看这些官太太的参政史，倒像在翻一本带香水味的《资治通鉴》。王孝英的唇印留在禁舞令的废纸上，倪斐君的眉笔描红了地下交通线，沈慧莲的茶香熏透了市政厅的窗纱。这些夫人哪是在干政，分明是把千年的男权官场当成了绣花绷子，一针一线绣出半边天。

某日马超俊看着新落成的市民广场，忽然对秘书感慨：“当年修中山路，慧莲非要加宽三米，说是留给未来女议员的游行队伍。”如今广场上真走过女学生方阵时，老市长摸着白须笑了——原来夫人参政这出戏，唱的不是宫闱秘史，竟是时代进行曲。

所以说民国的政治史，该用两种墨水来写：男人用狼毫批公文，女人用眉笔改章程。那些看似玩笑的“驭夫术”，实则是撬动千年铁幕的簪花杠杆。当贺耀祖们躲在书房哀叹“夫人误我”时，历史的车轮早被太太们的高跟鞋踢得滚滚向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