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袁世凯东山再起
晚清宪政鼓吹者—杨度
1895年的春天，甲午战事的阴云笼罩在北京城的上空，各省参加春闱的举人们似乎忘记了迫在眉睫的大考。会馆里、茶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们聚集在一起大谈国事。一个容长脸儿、瘦削身材、年纪不过二十岁的士子也厕身其中，慷慨激昂针砭时弊。
这个颇为活跃的士子便是日后晚清乃至民国政坛上赫赫有名但毁誉参半的杨度，杨皙子。杨度187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祖父曾随湘军作战，官至四品。杨度十岁丧父后被过继到伯父（曾任绿营总兵）户下，在伯父的抚养下，自幼聪颖的杨度，文章更是作得花团锦簇。受祖父和伯父影响，选择向学之路的杨度骨子里却始终保留着一份坚毅、执拗的军人气质，而这多多少少影响了日后他对政治强力的“迷信”。
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入国内。杨度与湖南士子联名上书，随后还参与了康有为组织的公车集会，反对签订条约。此时的杨度满腔热血，但无奈科场失利，令空有一身才华的杨度生出报国无门之感慨。
返乡后的杨度作了一个重大决定，以举人身份拜衡阳第一大儒王闿运为师，专攻帝王之术。在王闿运的倾囊传教下，本就高自标置的杨度点评风云大事更加挥斥方遒。王闿运预言，他的这位高徒将是一位千秋王佐之材的“潜龙”。
有了王闿运的倾囊相授和鼓励，自诩为“山中宰相”的杨度游走于公卿之间，大谈抱负：“余诚不足为帝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什么意思呢，尽管我杨度成不了帝师，但如果有王者之才，一定会来找我取法，我也能为其勾画。
然而，胸怀经世治国理想的杨度再次科场失利。接下来在一段短暂的北漂时间里，满怀失望和愤懑的杨度开始从西学中寻找人生出路。他不仅接受了喝洋酒、吃西菜等西洋生活方式，而且广泛涉猎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学说，为将来积蓄学术之资本。
返乡后的杨度主动学习“新学”，流连于书店购买各种新学书籍，热衷于交往结识新学朋友。当再与恩师讨论夷务应对之策时，他已经表现出对王闿运答复的不以为然。不久，在留日风潮的影响之下，杨度以当往日本求学说异同为由，不顾王闿运的百般劝阻，毅然决定自费赴日留学。
1902年，杨度入日本弘文书院学习教育。该书院是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专门为培训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学校，课程以日文和西学基础知识为主。在新式教育理念影响下，杨度主张教育平等，挑战了传统“君子”教育培养模式；以某种骚动的进步主义者身份，支持以激进的改革手段拯救中国。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大家都认为杨度必将走上一条对抗清廷的道路时，1903年，深受新学影响的杨度，在张之洞的推荐下，归国参加了清廷组织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这场考试，杨度高中榜眼。本以为是守得云开见月明，杨度却又一次折戟沉沙，而落榜的原因竟是朝廷怀疑他参与革命党人活动，是“康梁余党”。杨度不仅丢了功名，还面临清廷通缉的威胁。杨度被迫重返东瀛避祸，只不过此时的他尚不知重走日本将会是自己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怀着对朝廷的失望，1904年，杨度再次来到日本避祸。这一次他选择进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立志探求中国出路问题。杨度断定腐败无能的清廷“王气”有如斜阳之下的衰草，他开始重新思考夷务应对之策。
留学期间，杨度的朋友圈异常活跃。他在保皇派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发表《湖南少年歌》，直抒胸臆，颂扬湘人反抗精神，鼓舞国人斗志，二人因此惺惺相惜；他与革命党人孙中山畅谈三个日夜不眠，道虽不同却定下了日后相助之誓约；他关注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1905年3月发表《粤汉铁路议》，当选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
经过各种思想的碰撞，杨度宪政思想日趋清晰。1906年9月，清廷下诏启动预备立宪，让坚持“不当以理论决，而当以事实决”的杨度更加坚定了君主立宪思想。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曾经被清廷通缉的“革命党”摇身一变，反而成了撰写各国宪政考察报告蓝本的主笔人之一。
与清廷迟疑的态度不同，杨度却是雷厉风行为宪政奔走呼号。1907年1月，作为主编，他在留日学生改良派创办的《中国新报》上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宪政思想，也就是所谓的“金铁主义”。他认为：当时中国国民民主意识低下，经济不发达，军事不强大，民族问题复杂，断言民主立宪在中国行不通；只有辅佐有能力的君主实行君主立宪，开国会，行民权，才能实现救国安邦之目的。12月，杨度借回乡奔丧之机成立湖南宪政公会，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联名众湘绅请愿，成为清季“国会请愿运动”第一人。
名声在外的杨度自然引起了朝廷改革派的重视。1908年4月，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名保奏，称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因缘际会之下，杨度以候补四品京堂官衔，“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兼任颐和园外务部公所讲习。虽然是个闲差，但通过袁世凯、奕劻的关系，杨度得到了在颐和园为亲贵讲解宪政知识的机会。从一介布衣到朝廷讲师，杨度终于在“帝师”梦想上前进了一大步。
人们常说时来运转，按理说，有着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加持”，再加上宪政编查馆参议和该馆考核专科总办的身份，杨度会在清廷修宪中大有所为。但实际上，真正主持编查馆日常事务的是背后的皇室力量，杨度根本无法左右修宪大局。之后，随着袁世凯的失势和张之洞的去世，杨度也失去了春风得意的势头。
对杨度而言，京城一行最重要的收获也许就是结交了袁世凯。当时的袁世凯是各派政治势力公认的干才，革命党人黄兴甚至称他是拿破仑、华盛顿一流的人物。所以杨度自然也认为，袁世凯就是那个能够成就霸业的“非常之人”，也就是他于乱世寻觅的“非常之人”，更是助他日后居庙堂高位之“非常之人”。即使不久之后袁世凯被解除官职、赋闲于老家养疾时，杨度仍然与之保持着联系，并为其复出积极奔走。
大事年表
1895年 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1901年 9月，清帝发布广派游学谕，鼓励士子出国留学。
1902年 杨度入日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
1904年 9月，围绕粤汉铁路修筑权，杨度联合在日留学生成立鄂、湘、粤铁路联络会，开展废约自办运动。
1907年 3月，清末立宪派团体“宪政公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12月，杨度与谭延闿在长沙成立湖南宪政公会。
1908年 6月，全国掀起立宪请愿高潮，杨度任宪政讲堂讲师。
7月，清廷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12章62条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150条，吸收官绅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参加议政。
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小常识 1：废除科举制
科举制度是自隋朝开始实施的一种考试选官制度，因分科取士而得名。晚清，新式人才需求日增，张之洞等朝臣奏请朝廷改革科举，讲求实学。1901年，清廷实行“新政”，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鼓励高等学校学习新学。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联合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制、兴办学堂，慈禧太后宣布：“自丙午秋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封建旧教育管理体制的瓦解，推动了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小常识 2：国会请愿运动
清末立宪派通过请愿方式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的活动。国会请愿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7年到1908年，立宪派以各地立宪团体为主组织请愿活动；第二阶段从1909年到1910年，随着各省咨议局的相继设立，立宪派以咨议局为活动阵地，联合各界人士组织请愿活动，最终迫使清廷作出让步。
相关链接：围绕粤汉铁路修筑权而开展的废约自办运动
1898年和1900年，美国美华合兴公司相继与清政府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和“粤汉铁路借款续约”，其实质性内容是，承诺五年内建成粤汉铁路干线，且不得将此合同转让他国或他人。后美华合兴公司以经费困难为由，未经中方同意擅自将粤汉铁路股权陆续转让给比利时公司。美国公司的背信弃义激起湘鄂粤三省人民的愤怒，尤其激怒了一贯主张自办铁路的湖南士绅。1904年5月，湖南士绅提出废约自办的倡议，该倡议得到了湘鄂粤三省人民的支持和海外留学生的拥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声援废约自办运动的高潮，最终迫使清政府作出让步，成立官督商办性质的“湖南粤汉铁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