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关于白居易只有简单的记录，没有完整的传记。最长的记录是《旧唐书·白居易传》，[1]只有二十页，其中约一半是摘抄他的文章。但传记的阙如不是因为材料少，实际上他的大量作品被保存下来，其中不少带有自传性质，所以我的主要困难反而在于如何控制本书的篇幅。另一个困难是如何让读者不被过多的人物关系所困扰。中国人的名字很难记住，特别是那些面目模糊的。对于白居易亲朋好友中个性鲜明的，我给予了重点描述，而那些不太鲜明的则做了简单化处理和适当删减，特别是他妻子杨家的七八个亲戚，虽然关于他们有不少轶事，但我感觉难以给读者留下清晰和有趣的印象。

本书只是一部历史，我没有编造任何的事件和思想，偶尔会推测白居易没有明确表达的考量和意图，这种情况我会说明。小说风格的传记即使不编造人物和事件，也存在很大的弊端。那些添加给人物的想法和问题（诸如“他现在应该怎么办？犹豫不决将是致命的。”），反映的是传记作者对奇特情节的追求，而无助于读者真正了解传主。总体上来说，我对于白居易生平的描述主要依据他的诗文，包括标题和序言。中文作品的“题”不仅是标题，常常说明诗文写作的背景，而“序”内容则更为丰富。因此从一个作家的诗歌中可以获得切实可靠的传记信息，往往比官方史书中的记录更值得信赖，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他诗歌中的每一句都当真。

白居易的大量诗作可以准确地系于某年，或前后一两年。原因之一是，与其他中国诗人相比，他更爱提及自己的年龄。另外，《旧唐书》“本纪”部分对中唐时期政权的记录特别翔实，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白居易诗中提及的友人被授予官职的确切日期。白氏的著作虽然大致按照年代编排，但根据内容、声律被细分为几个类别，因此同一时期的作品常常散在各处，只有费一番卡片检索的功夫才能大致按照年代顺序阅读其全部作品。我在没有坚实理由的情况下不会轻易地将作品系于某年，但反复说明“大约这个时期”“现在或稍晚一点”也会让人厌烦，因此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交代一首诗“作于824年”，而实际上“作于824年或825年”是更为准确的表述。

有些问题本身很有趣，但我故意回避了。如果无法引用中文原作，讨论白居易本人以及他前后的诗人如何用韵基本上就是徒劳无功。对于他身后直到今天的声名我也只是一笔带过。因为要想令人满意地讲清这一点，光是交代有哪些著作显然远远不够，必须说明是哪些批评家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得出了相关的结论。或许有人认为，从入选诗文集的篇目多少，以及作品被印刷的频率可以推定白居易在各个时代的文学地位。但早期的不少选集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也并未掌握各种版本，至于每一版印多少册则更是不得而知。

对于白居易和佛教的关系我同样只是简单论及。他的作品是了解中唐佛教史的重要文献资料，佛教史也是我的一个研究领域，但佛教术语过于专门，在这本主要面向普通读者的书中不太适宜作详细讨论。虽然我把本书命名为《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但不准备把他一生中所有的政治事件一一呈现，而只是提供上下文必要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我在1946年出版了《中国诗歌》（Chinese Poems）一书，其中翻译了大约一百首白居易的作品，在本书中我尽量不引用那些旧作，除了对解说他生平实在绕不过去的几首。本书第一章和第十一章的部分内容曾在《康希尔》（Cornhill）和《芭蕾》（Ballet）上刊载过，非常感谢两份杂志的编辑部同意授权再次发表。

感谢早稻田大学的特蕾西（Honor Tracy）女士从日本寄给我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阿瑟·韦利

1948年1月

注释

[1]详见《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一十六。——译者注。以下“译者注”不做标记，原书作者注标记为“韦利原注”。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