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十年苦学

公元772年[1]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祖父家中，新郑是河南[2]的一个小县，位于黄河南岸。祖父白锽于773年去世，大约此时全家搬至新郑西边约二十英里的荥阳（郑州）。多年以后，白居易说自己“生长在荥阳”，直到“十一二”才离开。[3]由此可知，他一定是在782年或783年被带到了他的下一个家——下邽，这是渭河边的一个小地方，位于当时首都长安以东约三十英里处。白居易的曾祖父白温住在下邽，白居易很可能是去和一位舅爷或是和堂兄弟们住在一起。是谁将他带到下邽我们不清楚，他的父亲当时远在江苏的徐州任职，他的母亲可能也在那里。

这是一个政治动荡时期。东北部地区正在反叛唐朝，782年四个地方节度使（朱滔、田悦、李纳、王武俊）建立了独立行政权，并且僭用“王”的称号。[4]783年，德宗调遣西北边塞的一支军队镇压第五个反叛的节度使（在河南境内割据的李希烈），[5]但该支军队在首都长安外围驻扎时，因不满他们的长官而发生了哗变，他们冲进长安大肆洗劫宫殿，和他们一起作乱的还有当地的居民。唐德宗被迫西逃。“四王”之一的朱滔的兄长朱泚据长安称帝，看上去大唐王朝气数已尽，就像二十年前安禄山叛变时一样。但到784年秋天，组织涣散的叛军就偃旗息鼓了，德宗得以回到了长安。

正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白居易逐渐成为一名诗人。他告诉我们，早在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写诗，到九岁的时候已经“谙识声韵”。[6]在他的文集中有一组诗，被标记为写于800年二月以前。其中一首是为一位返回四川的武先生[7]送行，显然写于783年至785年他在陕西期间。这是一首常见的送别小诗，开篇是这样的：

花落鸟嘤嘤，南归称野情。

月宜秦岭宿，春好蜀江行。[8]

该诗最后一句是“人羡别时荣”。确实是这样，因为武士曹要去的成都远离北方的战乱频仍。属于同一时期的诗作还有《凉夜有怀》，排在白氏文集中上面引用那首的前面：

清风吹枕席，白露湿衣裳。

好是相亲夜，漏迟天气凉。

需要说明的是，“裳”并不是只有妇女才穿，“漏”是一种水钟，最后，这首诗显然不是一首爱情诗。

连续几年农业歉收。785年夏天和秋天发生了大旱灾，长安的井都干涸了。白居易在后来写的一首诗中告诉我们，因为“时难年饥”，大约在786年时家人分散了，“弟兄羁旅各西东”。[9]他大约“十三四”时被带到远离北方动乱的长江下游的苏州和杭州。正是在这一带（“江南”）他写出了第一首有明确时间标识的诗《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这里“兄弟”包括堂兄弟，很可能就是他叔叔白季殷家的孩子，叔叔当时是江苏西部离徐州不远的沛县的县令。

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

最后一行是老生常谈。此外白诗中的一些词句几乎一字不落地出现在二流诗人李端（732—792）的作品中，[10]后者当时在杭州任职。此后白居易有明确时间标识的作品是关于王昭君的两首小诗，这是一个传统的题材。故事是这样的：一位汉朝皇帝让画师为所有宫女画像，其他人都贿赂画师以求美化，只有昭君自信自己的美貌，没有行贿，画师恼怒之下大大丑化了昭君。没多久匈奴单于呼韩邪请求与汉朝通婚，在画像中寻找中意的妻子，皇帝觉得他正好可以借此打发昭君。当昭君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时，皇帝才发现他失去的是宫女中的第一美人，想挽回但为时已晚。下文是两首之一，当时白居易才十六岁：

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

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11]

除此之外，在早期作品中，白居易明确标明日期的只有《病中作》（789）：

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

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

“摄生道”的意思是我们所谓的“照顾好自己”，或者说得更宽泛一些，“保健”。首联白居易说的“劳生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很可能是指他在为乡试做准备。当时白氏家族经济困难，我们知道，经年内战，物价上涨了三倍。白居易这段时间很可能在当地官府做一些抄抄写写之类的杂役。

白居易早期的不少诗作都与离别相关，其中一首与众不同，不是真正地与远行者说再见，而是作为写诗的练习，题目是《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12]

此外，还有几首是关于朋友的离世，以及痛苦的“寒食节”——在这个时节所有的灯火必须熄灭：

路旁寒食行人尽，独占春愁在路旁。

马上垂鞭愁不语，风吹百草野田香。[13]

白居易作品中首次涉及佛教，可能是一首关于芍药的诗，献给了一个叫正一的和尚：

今日阶前红芍药，几花欲老几花新？

开时不解比色相，落后始知如幻身。

空门此去几多地，欲把残花问上人。[14]

他还给另一个和尚写过一首诗，是在一次旅行途中寄宿于彭城（徐州）[15]的景空寺：

不与人境接，寺门开向山。

暮钟鸣鸟聚，秋雨病僧闲。

月隐云树外，萤飞廊宇间。

幸投花界宿，暂得静心颜。[16]

“病僧”估计是因为得了疟疾，这个病在当时很普遍。

白居易早期诗歌中的一个主题是和“骨肉”兄弟的分离，他们“羁旅各西东”“流离道路中”。另外一位诗人此时的诗作也多以此为主题，虽然他比白居易年长四十五岁。我是指韦应物，白居易于785年至786年在苏州时，他是那里的地方长官，“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多年后白居易回忆韦应物以及杭州刺史房孺复时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17]当时，书籍流通范围有限，白居易可能很晚以后才读到韦应物的诗作，但他肯定听人吟诵过一些。韦应物《寒食日寄诸弟》和白居易早期的作品很相似：

禁火暧佳辰，念离独伤抱。

见此野田花，心思杜陵道。

联骑定何时，予今颜已老。

白居易早期诗歌中没有快乐的篇章。一次，他和一位名叫崔存度的朋友在浙江东北桐庐的山馆中喝酒，写下一首诗来“散穷愁”，但这只是暂时的：

江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劝散穷愁。

夜深醒后愁还在，雨滴梧桐山馆秋。[18]

白居易在一首标记写于越州（今绍兴，距杭州东南大约四十英里）避难时期的诗中，说自己已经在沧海畔住了十年，但是在夜晚的梦中“归秦”，秦是陕西的旧称。[19]“十”只是一个概数，因为793年时他已经在位于绍兴西北四百英里的符离，显然是和自己的兄弟们在一起。战乱使大家族四分五裂，但至少有一个好处：让旅行者们涉足中国的不同地区。

794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在湖北北部的襄阳（符离西南二百英里）去世，六十五岁去世时只做到襄州别驾并不算成功，但白季庚有其荣光时刻。781年，约两万叛军从山东进攻徐州，他组织起了由地方官吏和农民组成的两千人志愿军，坚持抵抗了四十二天，直到政府军队的到来。这一事件导致徐州与发生叛乱的东平郡（治所在山东西部）从此分属两个行政区。

我们不知道父亲去世时白居易是否在襄阳。他早期的诗歌中没有提到这个地方，也没有提到浙江西部的衢州，在任职襄阳之前白季庚曾在此任职。关于白居易和父亲的关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见父亲的机会一定很少。我们从高彦休写于白居易去世三十年后的《阙史》中得知，父亲去世后，母亲艰难度日，白居易和弟弟“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这看上去是他们向外人乞讨，但我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兄弟俩（弟弟白行简生于776年）无疑是在不同的亲戚那里寄食。白居易在哪里度过了大约两年多的服丧期，我们不清楚。799年春，他和长兄在江西东北部的浮梁县，此前的行踪我们同样一无所知。三月底前他动身前往东都洛阳，在路上开始写《伤远行赋》，快到洛阳时完成了。[20]该赋语言刻板，在文学方面没有什么亮点，但提供了白居易这段时期生活的诸多信息。其中第一次提到了他的母亲，这时卧病在洛阳，白居易此行的目的是送去银两，以便她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大哥白幼文从自己的“微禄”中拿出了这笔钱，弟弟白行简在洛阳侍奉，尽心尽力，但“讵当我之在傍”。白居易感到母亲自从他“行役”后一直很担心。[21]从此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出，白居易这段时间在做一些小事。

《燕诗示刘叟》似乎是一个隐喻，白居易以此来为自己离家辩护。他要求燕子不要为雏燕离巢而怨恨，而是应该记得自己“为雏”时“高飞背母”的情形。白居易是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他在诗中提到“一巢生四儿”，显然是用来对应自己和兄弟们的。[22]但为了要让双燕的雄与雌相对仗，白居易这首诗应该写于父亲去世之前。

从浮梁到洛阳的途中，白居易绕道去了安徽中部的宣州，799年秋天，参加了那里的乡试。他和宣州的联系大概来自叔叔白季康，后者在附近的溧水任县令。考试题为《射中正鹄赋》和《窗中列远岫诗》。这两部作品都保留下来了，用于考试的赋相当奇特。除了题目，还给出一句话，其中每一个字都必须作为韵脚来使用。这次考试给出的句子是“诸侯立戒众士知训”八个字，白居易的赋只有十一行，但他把这八个字都用上了。

白居易应试诗的主题异常契合当时的情形。“窗中列远岫”是谢朓（464—499）诗中的一句，谢大约于490年任宣城太守，写了很多诗描绘从他官邸看出去的风景，以及在宣城北部敬亭山的漫游。如果不知道这个典故，白居易肯定会被卡住。但这对他来说丝毫没有难处，因为谢朓的这首诗收入了《昭明文选》，这部六世纪的作品选集是科举应试者的常备读物。白居易应试诗的最后几行是：

碧爱新晴后，明宜反照中。

宣城郡斋在，望与古时同。

白居易的应试作品让考官很满意，由此获得了第二年春天在长安参加省试的资格。考生在正式文件中称为“贡”，和荔枝、柑橘、象牙等物品是一样的。新年之际这些物品会展示在皇帝的面前，而考察所贡之人则在此之后，至少唐朝早期的情况是如此。白居易早年诗歌中有一首标示为写于洛阳，可以确定是即将出发前往首都之前，题目为《冬夜示敏巢》：

炉火欲销灯欲尽，夜长相对百忧生。

他时诸处重相见，莫忘今宵灯下情。

诗名的构成说明他很可能是杨家的一员，[23]白居易最终成了杨家的女婿。

白居易在后来的一首诗中告诉我们，他一个人出门前往首都，“弊裘瘦马”，到长安时宵禁的鼓声已经响起：

冬冬街鼓红尘暗，晚到长安无主人。[24]

799年最后的日子里（几乎已经到了“春天”），他写了一首诗描绘了新建的马燧将军的墓。[25]马燧在平定781年至785年的叛乱中居功厥伟。795年秋天他去世后，宦官们诱骗他的儿子把在长安的园苑（后来更名为“奉诚园”）献给了皇帝。九世纪的诗人常常用这个园子来象征世俗财产和荣耀的转瞬即逝。白居易写道：“原上新坟委一身，城中旧宅有何人？妓堂宾阁无归日，野草山花又欲春。门客空将感恩泪，白杨风里一沾巾。”[26]这不算太好的诗。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明确地攻击了那些夺取马燧财产的人，也是对宦官的第一次抨击，可以视为白居易的首篇政治诗。

在那个时代，如果考生的姓名没有被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在主考官面前提及，他成功的机会是很小的。作为一名资深官员，陈京在如何安排皇家墓地问题上具有最大的发言权，800年元旦，白居易将下面这封信呈送给了他：

正月日，乡贡进士白居易谨遣家僮奉书献于给事阁下：伏以给事门屏间请谒者如林，献书者如云，多则多矣，然听其辞，一辞也，观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过有望于吹嘘剪拂耳。居易则不然，今所以不请谒而奉书者，但欲贡所诚、质所疑而已。……大凡自号为进士者，无贤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独慕耳。既慕之，所以窃不自察，尝勤苦学文，迨今十年，始获一贡。每见进士之中，有一举而中第者，则欲勉狂简而进焉。又见有十举而不第者，则欲引驽钝而退焉。

……

伏以给事天下文宗，当代精鉴，故不揆浅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无朝廷附离之援，次无乡曲吹煦之誉，然则孰为而来哉？盖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礼部高侍郎为主司，则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进也，可退也，切不自知之，欲以进退之疑取决于给事。给事其能舍之乎？

……

谨献杂文二十首，诗一百首，伏愿俯察悃诚，不遗贱小，退公之暇，赐精鉴之一加焉。可与进也，乞诸一言，小子则磨铅策蹇，骋力于进取矣。不可进也，亦乞诸一言，小子则息机敛迹，甘心于退藏矣。进退之心，交争于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间，敢伫报命。尘秽听览，若夺气褫魄[27]之为者，不宣。居易谨再拜。[28]

这封信给人印象不佳。白居易之所以写，部分出于获取剪拂和照顾，虽然他声言自己并无此意。信的语气带有谄媚卑下的味道，让人不舒服。但我们必须理解当时的风气。一个年轻的无名之辈给一位大人物写信只能如此，[29]如果不采取谦卑奉承的态度将被认为是无礼的。他是否收到了给事的回信，我们不知道，即使收到了也不会是鼓舞人心的，这从白居易考试前的最后一首诗可以看出，该诗很可能写于他二十八岁生日那天。

轩车歌吹喧都邑，中有一人向隅立。

夜深明月卷帘愁，日暮青山望乡泣。

风吹新绿草芽坼，雨洒轻黄柳条湿。

此生知负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30]

“向隅立”用我们的话来说，意味着“遭受冷落”（left out in the cold）。白居易在长安找到了什么样的住处，境况如何，我们都不清楚。

几周后，他写了一篇《中和节颂》，中和节是二月的第一天，[31]从794年起成为一个公共节日，此前这段时期的假日只有三月三日的上巳节，而上巳节常常和寒食日叠加。

巍巍我唐，穆穆我皇。

纂承九叶，照临八方。

白居易在文中写下了很多这类常见的爱国颂词。

当时在制度上设有多种考试，但实际进行的只有两种：明经和进士。前者的考试范围是五经，后者只考一部经典，但需要写诗赋各一篇。两种考试都需要就道德原则和现实的政府管理写出策论文。参加明经考试的人很少，只有官方认可的解释才被接受，所以这个考试主要靠记忆力。而进士考试则被认为是对才能和创造力的考察，通过的人会看不起明经，认为他们只是在做苦工。白居易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参加明经考试，但通过考试后个人的上升渠道很窄，白居易自然选择了参加进士考试，这可以给他的诗赋写作才能提供发挥的空间。赋的题目是《论语·阳货》中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用于作为韵脚的格言只有六个字，[32]但必须按照顺序依次出现，不像在宣州参加乡试时那样可以随意使用，篇幅则不得少于三百五十字。

诗题为五个字的《玉水记方流》，这是颜延之（384—456）一首诗[33]中的第一句，在上下文中的意思是“河中有玉水流转角成方”。如果应试者不知道这句的出处，很可能会出现多种误解。比如，“玉水”是山东的一条河流，也完全可以是住在河边的某人的笔名；而“方”除了“正方形”也意味着“当地”。这句诗很可能被理解为：“玉水先生记录下了当地河流的情况”。就像乡试中的诗题一样，这一句所在的诗篇也出自《昭明文选》，对此白居易无疑早已烂熟于心。他的应试诗在很大程度上不好翻译，其中包含了一些优美的对仗，如：

似风摇浅濑，疑月落清流。

考试还需要写五篇论文（“策”）。前四篇是关于总体原则。虽然进士考试的要求是熟悉一部经典，但是这四篇论文的题目均含有典故，如果考生不熟悉《周易》《尚书》《论语》及道家经典，就不知道如何下笔。

考题是根据汉代经学（约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观点设计的，认为老子是孔子的师父，并且企图融合老子的形而上学体系和孔子的伦理学体系。考生们需要知道如何调和两种学说之间的矛盾。白居易面对的是这样的问题，老子说“绝学无忧”，而孔子说“不学将落”，[34]如何解决呢？他的答案是沿着我们可以预期的思路：老子的话乃是对博学者发出的警告，而孔子的话则是警告那些“废圣哲之道”的人。

道家的自然观是机械的，尤其表现在王充（公元一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论衡》中，考官问道，既然“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那为什么邹衍（公元前四世纪）吹律而寒谷暖，为什么鲁阳公可以挥戈回日，为什么《庄子》中的那个人可以在吕梁蹈水仿佛走在平地上。[35]白居易站在了流行传统的一边，认为“天地无常心，以人心为心”。

另一个考题与《诗经·大雅·烝民》中的两句有关：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这和《论语·卫灵公》中的“无求生以害仁”如何协调呢？我们的答案是两者无法协调。诗歌中的主人公仲山甫，生活在公元前九世纪，根据当时的标准是一个好人，因为他按照规矩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作为回报祖先也给予他佑护。为原则而献身是后来才有的概念。白居易肯定不能以此作答。他采取的解释路线是，仲山甫效力于明君，无须为自己的原则做出牺牲。进一步说，在任何情况下，牺牲自己的原则为了存活，实际上在道德上已经死亡了；而为了自己的原则牺牲生命则可以获得永不磨灭的荣耀，从而“存活”在人们的心中。这样的解释并不能令我们满意。

另一个考题（实际上是五道中的第一道）和现实事务有密切的联系。《周礼》中的一段似乎忽略了商业和贸易的存在，[36]而《论语》中“因人所利而利之”（《尧曰》）的话被认为是赞成商业和贸易的。此外，《周易》中说神农（中国的文化英雄）确立了“日中为市”的制度。[37]考生被问如何协调《周礼》与《周易》《论语》之间存在的明显的矛盾之处。白居易的回答是，田畜蚕绩是到处都可以从事的活动，而贸易只适用于产于一地的物品，这就是为什么《周礼》只列出了普遍的农活，目的是反对游手好闲。白居易很可能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周礼》开篇将商人列为社会九个阶级中的第六个，[38]《论语》中谈到“利”也是在一般意义上，不是专指贸易。因此，几个文本之间并无特别的矛盾之处，关于贸易在国民生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也没有什么争论。统治阶级利用他们的地位已经取得了各种贸易垄断权（比如酒的专卖），所以一致反对商人阶级，主张非官方的贸易应该予以弹压。

第五道题完全关系当下。736年，唐政府采取了一种称为“常平”的政策：在丰年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谷物，防止农民受到低价的损害，而在荒年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出。考生需要回答是否赞同这一政策。白居易当时还没有什么行政经验，采取了完全赞同的态度。多年后，他认识到（详见下文），如果卖给政府谷物是强制性的，而政府支付的不是货币，而是价值不明的物品（如几匹数量不少、质量低劣、已经不值钱的丝绸之类），那么常平买卖很容易演变成变相的征税。[39]

前四个考题为观察那个时代的思想生活提供了有趣的视角。一大批著述，虽然时间相距千年，内容涵盖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但都被作为智慧的渊薮平起平坐地看待。这些文本放在一起比对时，自然会显示出一些令人尴尬的矛盾。人们越来越感到需要建立统一的思想体系。方案之一是在儒学内部寻求“正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已被一些论调和异端思想所遮蔽。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佛教此时已经抓住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心，以至于任何思想信仰如果不融合佛教形而上学的基本理念，就不会在中国获得普遍认可。一批改革者已经准备融合儒家思想和佛教哲学，到后来发展成为人们所说的“新儒家”（理学）。我们将会看到，白居易和这一运动有所联系，但始终处于边缘，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全盘接受佛教。

由于父亲去世和家庭经济困难，白居易参加科举考试比一般情况晚了八年。但他是幸运的，因为此前很多年考试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私人关系——考官的偏爱和考生的游说。800年的主考官高郢（740—811）是一个刚正无私的人，他决心“拒绝请托”，也不理会考生们各种自卖自夸的行为，包括事先散播自己的文学创作（在这方面白居易同样未能免俗）。800年是多年以来一个难得的机会，让贫穷且无朝廷援手的人有了成功的可能。

白居易在不自信和压抑中生活了很多年，其影响不是马上就能克服的。即使被录取张榜揭晓后，白居易仍念念不忘自己的“固陋”“惧不克副公之选”。发榜后的第十天，他写了一份《箴言》，其中充满了这类文字：“公之德，之死矢报之。报之义靡他，惟励乃志，远乃猷，……庶俾行中规，文中伦；学惟时习，罔怠弃；位惟驯致，罔躁求。……无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广自满。”

这个时期，考试上榜者与考官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成功的考生成为考官的政治跟随者，即使他们后来位高权重，也不能忘记旧恩。他们实际上构成了考官的一笔政治投资。有一则关于白居易的朋友崔群（772—832）的故事：他的妻子问他为什么不像其他成功人士一样投资地产，崔群回答说自己已经做了更好的投资，意指经他之手刚刚通过进士考试的学子。不用说，考生彼此之间的纽带也是同样紧密的，会由此形成政治团体和阴谋团伙的基础。

几周后，白居易出发去洛阳。《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一诗结尾处用欢欣雀跃的语气一扫早年生涯的持续阴郁。我们必须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亲”，因为大家一定记得，白居易的父亲在794年已经去世了。

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

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

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

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

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

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

注释

[1]我这里所说的“772年”是指西历，虽然比中国旧的纪年法中的772年早一点，但基本上是对应的。——韦利原注。

[2]现在的省份，如河南，在九世纪是不存在的。我使用现在省份的名称只是为了方便对于中国地理有所了解的读者。——韦利原注。

[3]白居易在《宿荥阳》中写道：“生长在荥阳，少小辞乡曲。迢迢四十载，复向荥阳宿。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

[4]朱滔、田悦、李纳、王武俊自称“冀王”“魏王”“齐王”“赵王”。

[5]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平息叛乱的是姚令言。

[6]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

[7]白居易在题下注中说，这个武先生是被刺杀于815年的宰相武元衡的哥哥（“士曹即武中丞兄”）。他可能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提到的“武谭”。——韦利原注。

[8]该诗题为《送武士曹归蜀》。根据清朝学者汪立名的《白香山年谱》，该诗作于元和元年（806），地点是长安。

[9]该诗为《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时难年饥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10]如李端《江上逢司空曙》：“共尔髫年故，相逢万里馀。新春两行泪，故国一封书。”又如《晚夏闻蝉寄广文》：“故国白云远，闲居青草生。因垂数行泪，书报十年兄。”

[11]《王昭君二首》作于贞元四年（788），诗题下白居易自注：“时年十七”。另外一首为：“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12]诗的尾联将“离别”与“春草”联系起来，化用了著名的《楚辞·招隐士》（约公元前二世纪）中的语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这篇作品收入《文选》卷第三十三。关于这首诗有一个故事（存在不同版本）：白居易十四五岁时将《赋得古原草送别》呈送给著名诗人顾况，后者虽然对年轻诗人一直心存偏见，但被这首诗深深打动。这个故事很可能不足为凭，因为如果确有其事，白居易一定会在某个地方提及，比如《与元九书》。——韦利原注。

[13]《途中寒食》。

[14]《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

[15]有一种观点认为该诗为贞元十年（794）在襄州作。

[16]《旅次景空寺宿幽上人院》。

[17]详见白居易《吴郡诗石记》：“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

[18]《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

[19]《江楼望归》：“满眼云水色，月明楼上人。旅愁春入越，乡梦夜归秦。道路通荒服，田园隔虏尘。悠悠沧海畔，十载避黄巾。”

[20]“赋”常常以散文开始，渐渐进入韵文。——韦利原注。

[21]《伤远行赋》有如下相关信息：“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予负米而还乡。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阳而归洛阳。……况太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谅夙夜而忧伤。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测而可量。虽割慈而不言，终蕴结于中肠。曰予弟兮侍左右，固就养而无方。虽温清之靡阙，讵当我之在傍？……”

[22]全诗如下：“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衔泥两椽间，一巢生四儿。四儿日夜长，索食声孜孜。青虫不易捕，黄口无饱期。觜爪虽欲弊，心力不知疲。须臾十来往，犹恐巢中饥。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喃喃教言语，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树枝。举翅不回顾，随风四散飞。雌雄空中鸣，声尽呼不归。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燕燕尔勿悲，尔当返自思。思尔为雏日，高飞背母时。当时父母念，今日尔应知。”

[23]这是一种可能，因为白居易的妻兄名为杨慕巢，但也有可能是白居易自家兄弟。

[24]《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

[25]所有版本的白氏文集都称他为“高将军”（此诗题为《过高将军墓》），显然是“马将军”的误写。“高”“马”两个字在草书中很相似。这两个姓氏的混淆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如孟浩然《醉后赠马四》一诗的题目，《唐百家诗》本、活字本等作《醉后赠高四》。白居易在《秦中吟》第三首（《伤宅》）中对马燧园苑被骗取充公再次进行了批判。——韦利原注。

[26]《过高将军墓》。韦利此处只翻译了大意。

[27]“夺气褫魄”出自张衡《东京赋》，收入《昭明文选》卷第三。——韦利原注。

[28]《与陈给事书》。

[29]三年后韩愈的《与陈给事书》（《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七）也是如此。——韦利原注。

[30]《长安早春旅怀》。

[31]贞元五年（789）设立。

[32]“君子之所慎焉”。

[33]《赠王太常》，收入《昭明文选》卷第二十六。

[34]分别出自《老子》第十九章和《左传·昭公十八年》。

[35]详见《论衡·寒温篇》《淮南子·览冥训》《庄子·达生》。

[36]“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周礼·地官司徒下》）——韦利原注。

[37]《周易·系辞下》。——韦利原注。

[38]“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详见《周礼·天官冢宰上》。

[39]白居易更详细的回答，参见《礼部试策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