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校书郎

在白居易启程回家后不久，他的外祖母陈氏[1]在徐州附近的古丰去世，后来在为她写的墓志铭中白居易说她将自己和弟弟白行简“鞠养成人”。[2]我们记得，白居易的祖母薛氏在777年去世，而他的母亲（最迟从780年以后）一直在江苏和他父亲在一起。外祖母去世后不久，当时唐朝时常出现的叛乱在徐州爆发了。800年夏天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去世，此前曾任当地守军将领十二年，朝廷派来了一名临时指挥官（韦夏卿），正式继任者将随后任命。这位临时指挥官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将从东部路过此地的军队加入当地驻军中。原先的驻军发生哗变，杀死了韦夏卿，确立了自己的指挥官张愔，[3]政府最终被迫以张愔为留后。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白居易写下了《乱后过流沟寺》一诗：

九月徐州新战后，悲风杀气满山河。

唯有流沟山下寺，门前依旧白云多。

常见的情况是，省试及第的年轻人会被掌管地方事务的节度使或其他高级官员邀请作为助手。正是为了获取这样的职位，白居易写了一首长诗给崔衍（约730—805），当时他是掌管宣州在内广大地区的宣歙池观察使。白居易在诗中赞扬了崔衍的治理才能：

政静民无讼，刑行吏不欺。[4]

白居易的诗提示了一个事实：他虽然出色地通过了乡试和省试，却仍然没有得到一份工作，既无法侍奉母亲，也无法成家立业。但他的诉求此时似乎没有得到满足。

第二年年初，在他二十九岁生日，用中国的算法就是三十岁的时候，白居易写下了一首题为《花下自劝酒》的诗：

酒盏酌来须满满，花枝看即落纷纷。

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

801年春，白居易情深意长的一位堂兄在旅途中去世，地点离家遥远，“路无药石”。这位兄长终身在符离做一个小官，被葬在靠近符离的濉水南侧的“新阡春草之中”。[5]他的房舍很小，收入很少，无法举行一个更像样的葬礼。这位兄长可能是前面提到的白季康的儿子、白敏中的同父异母哥哥，正是这个白敏中成为白居易后半生的骄傲。大约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一位名叫明准[6]的和尚，在旅途中寄给他这首诗：

日暮天地冷，雨霁山河清。

长风从西来，草木凝秋声。

已感岁倏忽，复伤物凋零。

孰能不憯凄，天时牵人情。[7]

白居易接着问什么样的法术“易修行”，可以使他忘记得失，不生烦恼[8]。

导师一般不太喜欢被问及“易修行”的方法，白居易作为弟子的求教也就不可能得到任何激励人心的答案。明准后来和崔衍（就是白居易试图投靠但无结果的那位）一起做了不少善事，他被人关注主要是作为石料方面的权威，知道哪种石头用于雕刻佛经可以一直不会被磨灭，直到弥勒佛（未来佛）重新降临。明准在打坐冥想的时候，采石场的精灵似乎给了他超凡的指示，让他具有了超常的能力。但白居易的佛教启蒙老师不是这位卓越的工匠，而是洛阳一位叫作智凝的和尚。804年初白居易告诉我们，早在三四年前他即跟随智凝学习，向他寻求“心要”，被告以八言：观、觉、定、慧、明、通、济、舍。根据白居易的定义，“观”意味着“以心中眼，观心外相”，由此产生了对于内外不同之处的知觉，并且确定只有内心是真实的。这样的认识导致了“定”，而“定”产生了超凡的智慧，“如珠在盘，盘定珠慧”。“明”的状态是用内心“观览”世间万物，但并不做出任何反应，就像镜子不被它所映照的形象所影响。这种“明”不断加强，直到变成“通”——一种精神变化自在的状态。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发展出了巨大的慈悲，以一济万。最后是“舍”，意味着抛弃慈悲，因为最终意识到“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众生，实无度者”。[9]

本书不是佛教的专题研究，因此我不能详细论述这一精神上升所蕴含的所有意义，以及达到各个层级的顺序问题。人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世界的困难可以通过合理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来解决，另外一类则认为除了精神层面，其他方面难有真正的进步。不管这两种理念的得失如何，一个靠施舍、寄居（退避）在舒适的寺庙里的人容易（可能太容易）接受后一种观念。白居易本人从来没有成功地达到第八级“舍”。在他的作品中，对于人类苦难的同情所占的比例超过其他诗人。他成熟期的诗文——歌行、讽刺、祈愿，很多都带着同情怜悯的基调，甚至晚年（此时人很容易无动于衷）也是这样。838年那个艰难的冬天，他为自己在炉边享受温暖感到羞愧，此时他想到了，“何处征戍行，何人羁旅游？穷途绝粮客，寒狱无灯囚”。[10]801年秋天，白居易再次动身前往长安，在路上写了不少旅行的诗，和他早年的作品很相似。

进士及第者如果只是顺其自然，常常需要等好几年才能有被任命的机会。那些不愿意等待的人可以参加我所谓的安置考试（Placing Examination），由吏部主持。考生必须首先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他的父亲不能是商人、手工业者或罪犯。五位官员必须为他担保，其中一位必须有所交往，而且这名考生必须和其他四人一起报名形成一个五人组，互相担保各种行为端正。通过考试的人将立刻被授予官职。可供选择的考试形式有多种，白居易选择了书判拔萃科。选择这一科的考生要求决断三件事，可能是法律、道德、仪式方面的，或者也可能只是小的社交礼节。答案必须用“判体”这种特殊格式书写，对仗、雕琢、古旧的文字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形式主义使书判成为中国文学中最为掉书袋和做作的文体。刘迺（725—784）曾呼吁取消这一考试，他大胆地质问，如果孔子必须参加这项考试，必须用这样一种古怪的文体来表达他的思想，情况会是怎样。[11]

将这种风格翻译出来是不可能的。我们自己的法律术语和它完全不搭界，因为它的词汇是文学的、半诗歌的，而不是技术的。中国当然有技术的、法律的词汇，但在“判”中不予使用。我们的诺曼法语技术术语（继承了一套国外的法律词汇）在任何方面都无法与“判”的古风相比，“判”源于中国整个的古老文学传统。我尽量能做到的是给出一个差强人意的英文版。有些画报会登载“社会困境”这样的专栏，如果不考虑古风，有点让人想起“判”。比如一个困境是这样的：A和B在一起时，丢失了她的戒指，那天晚上吃饭时A发现戒指戴在B的手指上，她想报警，但C小姐劝阻了她。如果用“判”的古雅节奏，大致会是这样：“Never synne sarer than reving of high prys,ne thralldom near than bindeth heath to hearth.What will my shiner on thine hand's extremitie?Shall town-watches then be cald?Nay,in sooth,Rites helpen B,but Code wardeth A.So straitly stood,liefer me were to bide by C her consaile.Thus is my point published.”。当然，真正的“判”是这个长度的十倍。

白居易在这次考试中写了三篇“判”，其中之一被保存了下来，题目是这样的：“太学博士教胄子毁方瓦合司业以非训导之本不许。”白居易站在了博士一边，用了大量复杂缠绕的古文辞和典故，完全无法翻译成英文。

八位考生通过了，[12]其中一位年轻人叫元稹（779—831），他是五六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北魏宗室鲜卑拓跋部后裔。和一个被推翻的外族政权联系在一起没有提高他的社会地位，但在另一方面也不意味着他被视为一个外来者。当拓跋王朝549年被推翻时，北魏鲜卑人家族已经彻底汉化了，只被当作“洛阳人”看待。元稹的境遇与白居易相似，其父做到了比白居易父亲大一点的官，但在元稹仅七岁时去世，使妻儿处于困难的境遇。元稹早熟，十四岁就通过了省试，是可以参加这一考试的最小年龄。但和白居易不同，他参加的是明经考试，而不是进士考试。他很早就开始写诗，每天跟随著名诗人杨巨源（约760—832）学习。在吏部考试中遇到白居易的时候，他刚刚二十三岁，已经写了“几百首诗”。白居易和元稹的友谊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考试后他们都被授予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校书郎薪水很低，每月一万六千钱，大约相当于五英镑。但还有谷物的补贴，而且每个月只需要去秘书省两次。白居易的同僚是十多位青年才俊，实际上校书郎的职位是为了储备人才，留作日后发挥作用。大约在这段时期白居易写了百篇“判决文”，用上文描绘的奇特的风格写成。他写这些文章部分原因是准备吏部考试。但我们被告知它们同时在书肆出售。人们通常认为，古代中国作家不靠写作挣钱。总体来说，这是对的。写作的报酬常常是间接的，文学受到很大的尊崇，如果一个有地位的作家没有被给予合适的职位，对于政府来说是不光彩的事情。但有时人们也为了报酬而写作。比如，失去亲人的家庭会邀请著名作家撰写墓志铭，乃是很普遍的现象。这种情况经常被提及，我们知道一个叫李素的人812年去世后，他的家人送钱给和白居易同时代的著名作家韩愈（768—824），请他写墓志铭。[13]诗歌也可以卖钱，比如，这个时期的两位作家李贺（791—817）和李翊（？—827）就不断地把自己的诗卖给教坊，由乐工们将之谱曲。因此有理由认为，白居易是将百篇判决文卖给了书肆。我们知道，801年他出发前往长安时“无一囊钱”，[14]他写这些判决文一方面是为了准备吏部考试，另外也是在被授予官职获取俸禄之前维持日常生活。802年白居易没有写一首诗，但是《白氏六帖》[15]辛苦的编写工作很可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白居易只需要一个月办公两次，显然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做此事。这是篇幅为三十卷的文学类书，分在不同的词头下（这类书常见的情况），以“天”开始，以“草木杂果”结束。大部分例句来自经典，但对其他著作也有征引，其中有些今天已经见不到了。白居易无疑借助了不少已有的类书，有些他引用的比较冷僻的书很可能未曾寓目。该书的目的是帮助文学创作。比如你在写一首关于凤凰的诗时，想征引有关凤凰的著名文句，但不可能都记住，如果此时你查看《白氏六帖》中关于鸟的部分，就会看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论语·微子》）、“凤凰于飞，翙翙其羽”（《诗经·大雅·卷阿》），以及其他类似的经典语句。现在只需要将这类典故尽可能多地拖进你的诗中，就可以冒充一个有学问和品位的人，显得对于过去的文学信手拈来。白居易将这么多精力用于如此机械的工作，是一点不让人奇怪的。当时的习惯是在诗文中填进大量深奥的典故，因此这样的著作有广大的需求量。白居易的朋友元稹编写了《元氏类集》，达到了惊人的三百卷之多！但该书似乎需求量不大，到宋朝就失传了。《白氏六帖》要幸运很多，一直是标准的参考书。860年盛均为之续作，十二世纪时孔传（孔子第四十七世孙）从最新的典籍中摘抄文句，做了第二次续编。原作和孔续现在通常印成一本书。从十八世纪开始，学者们将《白氏六帖》作为校对旧书异文的一个资料来源。该书在中世纪的日本极为流行，为《源氏物语》这类著作做注释时经常被引用。

《白氏六帖》这样的书有时被“献给”皇帝，如果得到赞赏，作者将被升官。但是德宗皇帝年纪大了，意倦神疲。他这个时期的愿望是“不被打扰”，白居易没有把他编的类书呈上是明智的。我们无法明确知道他是否把书卖给了书商，但如果他没有这么做，我们将无法理解它为什么会在市面流通，因为此时白居易几乎不可能找人进行抄写。

到这时为止白居易一直借住在华阳观，一座为了纪念华阳公主而建立于777年的道观。803年春，他在属于前宰相关播（719—797）的一处宅邸中租住了一个亭园，处于长安东市的东部。在白居易的时代，东市已经留存不多，交易市场移至西市，所谓东市已经几乎完全成为住宅区了。

长安城大约有一百万居民，它南北约三英里，东西的长度也差不多如此。我们在书上读到的很多长安庭园一定很小，即使如此，这么密集的人口在欧洲是难以找到城市与之匹敌的。长安被一条大道分成两部分。在大道的两旁是五十个“坊”（里），周边用墙围起，墙门到了夜幕降临时会被关闭。白居易的庭院靠近东墙，正好处于首都一处游览观光胜地——曲江——的北面。另外，附近还有赵景公寺，其中著名的壁画（一条龙）出自中国最为人所知的画家吴道子（约680—759）之手。灵花寺中有一座来自于阗的古代黄铜像。这些寺庙周边安静，远离位于长安北部的宫殿及其周边的政府机构，但是离春明门、通化门很近，通过这两个门可以前往白居易祖先所在的下邽。搬进新居之后，白居易发现在庭院的一角有竹林的零星遗存。一个曾经在关播手下做事的人告诉他，竹林是关播亲手栽种的。但是他去世后，房子被租给了陌生人，大部分竹子被砍下来做了篮子、扫帚等物品，只存留了一些可怜的短桩，周围长满了杂草和小树丛，已经几乎看不出竹子来了。白居易开始整理，很快，“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16]。

白居易的诗歌中的音调也开始变得欢快起来：

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

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

工拙性不同，进退迹遂殊。

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

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

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

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

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

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

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17]

这首诗是写给元稹和多位朋友的，其中几位和他一起参加了最近的吏部考试。特别是王起（760—847）和崔玄亮（768—833）成为白居易终身的朋友，后者在下面的章节中会不断出现。

803年夏白居易拜访了一位名叫张敦简的画家，为呈送给他的画作写了一篇札记，在其中他写道，“厥有山水、松石、云霓、鸟兽，暨四夷、六畜、妓乐、华虫咸在焉。凡十馀轴，无动植，无小大，皆曲尽其能。……迫而视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至若笔精之英华，指趣之律度，予非画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觉其形真而圆，神和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张始年二十馀，致功甚近，予意其生知之。艺与年而长，则画必为希代宝，人必为后学师。……”[18]

正如您已经注意到的，白居易基本认为绘画的唯一目标是“以似为工”（正如我们说肖像之类），这也表明他奉行的是当时通行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张敦简的画说过“形真”不能只通过技术熟练来获得，更需要“神会”。但是他没有像几个世纪后的艺术评论家那样进一步明确指出，画家在模仿自然的同时，也表达自我的情感。

在任何情况下，从白居易的著作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对绘画感兴趣要么是把它当作记录（首要的是关于自己不同时期生活的记录），要么是作为佛教热情的体现。但对于在唐代很多作家作品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书法，他几乎不涉及。

看上去803年的秋天他休假了。他的叔叔白季轸最近从徐州升迁至河南中部的许昌担任县令。县衙在八世纪末的战火中被焚毁，叔叔刚刚重建。借着这样的机遇（也可能就在现场）白居易写了篇重建记（803年10月），[19]对于叔叔的政绩予以表扬。804年年初他到了洛阳。大约在这段休假期间他在徐州和刺史张愔一起吃饭，谈起了一段往事：“徐州故张尚书（张愔之父张建封）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予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多年后，白居易听说了盼盼的最新消息：“尚书既殁（806），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20]

803年的最后一个月，高郢和郑珣瑜（738—805）同时成为宰相，前者是白居易进士考试的主考官，后者则是他参加吏部考试时的负责人。为了表示对两位恩师的祝贺，白居易写了《泛渭赋》，在“序言”中，他说804年春天，自己“始徙家秦中，卜居于渭上”，无疑是指和下邽的家人住在一起。在赋中，他再次说明每个月只需要两次去办公（三旬而两入）。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不需要继续租住长安常乐里的亭园了。下邽离长安城只有半天骑马的路程，而且如果时间晚了的话，他经常可以在华阳观过夜。

这篇赋描写了白居易在渭河上泛舟的田园生活，渭河离他的家门只有一百步。他对于德宗有所溢美，说在他的治理下“华与夷而无氛埃”。确实，804年是特别平和的一年。但事情并不总如渭河的风光那么诗情画意。就在几个月前，由于803年的歉收，老百姓必须“揭瓦”以支付赋税，一个叫成辅端的艺人（或者应该叫杂耍艺人，这时候还没有正规的戏剧演出）在他的一次表演中毫不留情地予以了揭露，结果被抓起来并杖击致死。[21]著名作家韩愈被贬官至广东的阳山，因为他提出了冬季赋税延期缴纳的建议。

804年，白居易的朋友元稹在远方的洛阳住了很长时间。在这之前他只是白居易吏部考试和秘书省众多熟人中的一位。但到804年春天他已经在白居易的情感世界里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这段时期白居易写过一首《曲江忆元九》：

春来无伴闲游少，行乐三分减二分。

何况今朝杏园里，闲人逢尽不逢君。

804年还有一首，题为《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

前年题名处，今日看花来。

一作芸香吏，三见牡丹开。

岂独花堪惜，方知老暗催。

何况寻花伴，东都去未回。

讵知红芳侧，春尽思悠哉。

“芸香”是指秘书省。“暗”我想是指白居易的眼疾，两三年后我们经常听到他谈及视力障碍问题。805年的《赠元稹》也可以归入这一类：

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

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

……

不为同登科，[22]不为同署官。

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

805年的第一个月德宗去世，享年六十三岁，他统治了二十五年——在唐朝算得上相当不短的一个时期，他登基时的情况白居易只依稀记得。他的功过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他统治期间取消了各种杂七杂八的徭役，建立了一个总的税收体系——用钱来计算，使中国摆脱了中世纪的财政制度；另一方面，他赋予宦官军事大权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控制权。德宗之后是一个奇特的政治插曲，它的结束标志着唐朝历史的一个关节点，也适合用来结束白居易生平的一段历程。

注释

[1]这个外祖母是白居易祖父的侄女，这意味着白居易的父亲娶的是自己的甥女。唐朝法律对此是严格禁止的（参见《唐律疏议》卷三），但没有证据显示这一婚姻遭到了任何反对。法律只是道德问题的判断标准之一。——韦利原注。

[2]《唐故坊州鄜城县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铭》。

[3]张建封之子。——韦利原注。

[4]《叙德书情四十韵上宣歙崔中丞》。

[5]《祭符离六兄文》。

[6]关于明准，参见《宋高僧传》卷二十七。——韦利原注。

[7]《客路感秋寄明准上人》。

[8]Klesa在梵文中的意思是“烦恼”，中国人一般也是这么理解的。我不确定，但可能是在巴利文佛典中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畸变。——韦利原注。

[9]《八渐偈》。

[10]《新沐浴》。

[11]《旧唐书·刘迺传》。

[12]书判拔萃科六位：白居易、元稹、崔玄亮、李复礼、吕颖、可舒恒；博学鸿词科两位：王起、吕炅。

[13]详见韩愈《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铭》，《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14]“归无一囊钱”，参见《秋暮西归途中书情》。——韦利原注。

[15]《白氏六帖》十世纪中期刊印于成都。参见《宋史》卷四百七十九《世家传》。——韦利原注。

[16]《养竹记》。

[17]《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一起吕二炅吕四颖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刘三十二敦质张十五仲方时为校书郎》。

[18]《记画》。

[19]《许昌县令新厅壁记》。

[20]《燕子楼三首并序》。

[21]详见《顺宗实录》卷一。

[22]白居易这里说的当然是进士、明经考试。对于同时参加吏部选拔考试的人来说没有特别的纽带联系。——韦利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