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绪论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青玉案》

辛弃疾（1140—1207）是存词最多的宋代词人[1]，也是公认的最伟大的词人之一，长期以来广受读者和评论家的喜爱，其声名在二十世纪更是达到巅峰。

《宋史》中辛弃疾的本传以及其他的正史和野史所展示的辛弃疾是一位忠君爱国的英勇将领且有才干的官员。经过许多传记作家的热心修饰，其形象几臻完美：1140年，辛弃疾出生于金朝统治下的中国北方，二十多岁时参加了抗金起义，并且成为义军首领。在南下归正于宋朝之后，他始终不忘收复北方领土的重大使命。然而，他激进的抗金主张并未得到南宋君主的采纳。南归后的头二十年，辛弃疾虽被委以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转运使、安抚使之官职，但其坚定的抗金立场致其难以在官场立足。由于一再被当政的主和派诽谤和弹劾，他不得不在四十二岁时便退隐赋闲。此后，除了临近辞世时两次被短期起用（均因被政敌攻击而免职），他的余生几乎都在闲居中度过。[2]

辛弃疾人生中的英雄事迹似乎让不少评论家误以为对其作品的诠释可以是一项轻松的任务，辛词中的任何情绪，包括愤怒、悲伤、沮丧等，都可以用崇高的动机解释。于是，现代批评家不时地将辛弃疾与李白（701—762）、杜甫（712—770）这样的大诗人相提并论。不仅如此，由于拥有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这一标签，他甚至还拥有李、杜都不曾享有的特权，那便是几乎可以免于负面批评。

对诗人而言，如此的神化其实弊大于利。由于辛弃疾的词基本被解读为爱国情感的表达，词中抒情主人公复杂而迷人的个性总是被简单地当作高尚情感的抒发。正是由于抒情主人公被高高地供奉，甚至被剥夺了自己独特的身份特性，他便成为某一种类型而已。而对辛词的欣赏和批评也因此充满了最高等级的颂扬，却忽视了严谨的探究与分析工作。[3]

然而，辛弃疾高大的爱国主义形象并不能说明其作品的一切，于是“问题”出现了。例如，在一篇讨论辛弃疾的乡村词的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辛弃疾不去描绘农民生活不堪的一面，告诉读者他们被剥削到了何等程度？[4]作者努力解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但其实该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个问题。作者的疑惑背后似乎潜伏着这样的不安：辛弃疾是爱国者、人民的英雄，完美的英雄似乎是不应该对被剥削者如此冷酷无情的。也正是此种不安，令某些学者坚持认为，那些辛弃疾献给政治上的反面人物韩侂胄（1152—1207）的作品是伪作，应从辛弃疾的集子里剔除。[5]

如果一个理想的形象如此紧密地同实用的、政治的因素捆绑在一起，那么该形象也将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辛弃疾的形象起起伏伏。他先被说成是效忠于皇帝的封建官僚，以及残酷镇压平民起义的刽子手[6]；其后却又被尊为大法家，享有“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古人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7]。

进入后“文化大革命”时代，人们开始在这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的翻案。由于辛弃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境遇尚佳，尚无太多错误需要纠正[8]，辛词批评并没有出现像对其他词人的评价那样戏剧性的转变。然而，该领域依然颇为热闹。许多研究者继续沿着他们熟悉的老路线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也有部分研究者试图开辟新的天地，或者尝试像辛弃疾传记研究者那样，柔化辛弃疾的英雄形象，令其看起来更像真实的人[9]；或者将目光转向辛弃疾作品那些尚未获得足够关注的方面。但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们旨在从新的角度考察辛弃疾，然而一旦开始读起辛词，他们便发现，其解读很难脱离辛弃疾的爱国主义激情这一基础。[10]

辛弃疾批评中常见的循环论证显然是荒谬的。将辛弃疾光辉的人生事迹带入作品的阅读，使得相关批评仅仅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展开；而从词中挖掘出来的内容继续用于解释和美化他的人生，接下来其壮丽人生又反过来用于挖掘其作品中更多的爱国主义含义。经由此种方式，诗人的传记和作品的诠释均加倍远离真实。

将一位名为辛弃疾的历史人物描绘成伟大爱国者是一回事，而用他传奇性的爱国事迹来系统化编辑其词作，使其成为理想的逻辑连贯的文本，则是另一回事。那些试图修补叙事裂缝，以及开解辛弃疾诗歌文本中的矛盾含义的做法，只会令辛弃疾的词作沦为其传记的注脚或是其生平事迹的诗歌版本，从而降低价值。

多年前，在历史和词学领域都颇受尊敬的学者缪钺这样评价辛弃疾的作品：

余读稼轩词，恒感觉双重之印象，除表面所发抒之情思以外，其里面尚蕴含一种境界，与其表面之情思相异或相反，而生调剂映衬之作用，得相反相成之妙，使其作品更跻于浑融深美之境。[11]

根据上下文来判断，缪钺所说的“双重之印象”很可能指由辛弃疾的多种风格带来的微妙的诗意效果。尽管如此，他所说的同样也适用于辛弃疾词的主题内容。缪钺的洞见提醒我们，如果只选择一个刻板的标准作为解读辛弃疾作品的指南，只寻找那些我们假定为显而易见的“表面”的东西，那么我们对“其里面尚蕴含的一种境界”或将无视，或视而不见，此无异于选择性地存心排斥一个“浑融深美”的诗意世界。假如我们不放弃这种惯性的思考方式，则难以指望在该研究领域有所突破，而我们关于辛弃疾的任何言说都会无关紧要，或者更糟——毫无新意。

英语世界中最早对辛弃疾做全面考察的研究者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指出，尽管“爱国主义”一词包含了中国传统中的一些恒常价值，但它其实是“一个现代的复合性概念，直到近些年才作为一个批评标准而出现”[12]。因此，罗认为用“英雄主义”来称呼那些著名的“充满爱国热情”的诗词的特征，会更准确一些[13]。接下来，他又从一系列与“英雄主义”有关的词语，例如“英雄”“豪杰”“风流”“豪侠”当中拈出它们所隐含的各种各样的价值和意义。这其中包括了那些往往被只想看到辛词中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的批评家所忽略的一些重要的道德中立的价值[14]。罗提醒我们，即便是在辛弃疾最“爱国”、最“英雄”的词作中，除了纯粹的高尚情感，仍有其他东西值得我们关注。这相当于指出，辛词批评中以爱国主义为唯一标准的实践是有问题的。

正是这种敏锐的批评[15]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研究辛弃疾这样的人物必定有新的方式。在探寻作为诗人的辛弃疾的显著特质时，笔者在其作品中发现了许多能说明问题的表征：高声疾呼、炫耀、哀叹、消沉、埋怨、嫉恨，在这些表征之下，躁动着一个不能也不应该被一套暗示主观的价值判断的冠冕堂皇的话语所简单概括的心灵主体。当笔者仔细研究这些表征时，不仅看到了其试图表达的东西，还看到了其试图压抑的东西。这些表征以富有韧性的模式一再出现，动人心魄，一个躁动不安而又令人激动、予人愉悦的英雄的狂傲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将读者深深吸引。

辛弃疾的作品是如此多面的一个整体，任何一项单一的研究都无法涵盖其所有。但笔者相信，辛弃疾那奇特而迷人的抒情自我，以及这一自我的强有力的表达，是其区别于其他诗人的最突出特征。对该问题的深入考察，将有助于对辛弃疾作品的整体性理解。

庄子的《秋水》篇有一个极有见地的关于认识论真理的段落。尽管庄子说的是关于言不尽意和人类视界的有限性问题，但它无疑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认识论本质的一个常识：

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16]

物体的粗糙或精细，人们可以通过视觉和触觉去感知。但是，粗糙和精细仅为事物的众多品质类别之一二，而那些不可视或不可触的品质又如何能被感知呢？例如，我们能用尺去测量味道或者气味吗？有些人只愿意把辛弃疾视为一个时刻追求完美道德情操的诗人，其问题就在于仅有一个衡量标准，却宣称抓住了事物本质的全部。他们根本不明白辛弃疾作品的特征就包括那些最为私密的、强烈的，永远不会只屈服于公共道德标准的，而常常是与道德判断无关的情感。

其实，理解辛弃疾的作品需要做的并不太多，只要抛弃单一维度的标准，即那些来自作品文本之外的各种预设前提。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会发现辛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并不是一个类型，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敏锐自我意识的个体，他渴望实现自身作为人的潜能，为自己独特的个人特质而欢欣鼓舞，并且在自我的表达中获得最大的享受。

因此，本书的第一章将讨论如何以合适的视角来取代那些与辛词不相干的批评标准，从而发现诗人在作品中真正表达的东西。笔者将尝试证明辛弃疾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这是一个狂傲的或者说一个特立独行人物的奇特人格，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强有力的罕见的表达。接下来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笔者将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来展示，这一不同寻常的迷人个性是如何出现在词人狂傲的自我形象之中，并通过词人特有的狂放不羁的声音传达出来的。最后，在结论章，笔者将辛弃疾置于深受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影响的中国诗歌发展传统的大背景之下，考察其独特的贡献及存在的意义。

注释

[1]辛弃疾的作品包括629首词和121首诗，其词的代表性笺注本有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共辑录626首词作。该著作的底本主要有两种：（1）《稼轩词》四卷，汲古阁藏1188—1203年抄本，清初汲古阁汇编；（2）《稼轩长短句》十二卷，1299年广信书院刊本。现代刊本中，梁启超、梁启勋的《稼轩词疏证》（1931年刊本）和蔡义江、蔡国黄的《稼轩长短句编年》（香港：上海书局有限公司1979年版）值得留意。邓广铭《辛稼轩诗文钞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辑录了辛弃疾的107首诗和一些文章。1980年孔凡礼发表的《辛稼轩诗词补辑》（《文史》1980年第9期，第241—244页），则从《诗渊》（北图抄本）以及其他文献辑佚，增补了3首词和15首诗。

[2]关于辛弃疾的人生经历，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Irving Lo（罗郁正）所著的英文传记Hsin Ch'i-chi,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71，pp.22—36.

[3]这种理解辛弃疾词作的方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很难想象它其实是近七十年来才大行其道的。此前，在词人去世之后的七百多年里，对辛词的评价各有不同。在那些倡导以强劲节奏与散文化笔法为特征的阳刚风格的词人与批评家看来，辛弃疾无疑是与比他早一百年的苏轼（1037—1101）相似的天才，不仅拓宽了词的范围，而且给词体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然而，辛词过于雄壮的风格并不符合南宋后期另一词派的趣味，他们的审美理想是通过细腻的情感和含蓄的表达形式来实现的雅。不过，除了张炎（1248—1320？）曾明确批评过辛词不够雅（夏承焘《词源注》，与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合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词评家普遍认同辛弃疾是杰出的词作大家。在他们多数人看来，辛弃疾是如此真实可感。十分有趣的是，他们崇拜的并非辛弃疾的完美，甚至可以说，他们崇拜的正是辛弃疾的不完美，即他的奇特个性以及他过于强烈的抒情表达——爱国主义甚至都不是话题之一。

二十世纪初，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经典文学研究的批评概念和批评标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26年，胡适（1891—1962）在其《词选》序中重新评价了词从萌芽到宋末的发展。一方面，他声称唯一真正有价值的词作类型（所谓“诗人的词”）始于王安石（1021—1086），经“绝顶的天才”如苏轼的发展，最终集大成于辛弃疾。另一方面，胡还把苏轼之前的艳情小曲归入“歌者的词”，而把辛弃疾之后的词贬为“词匠的词”（参见胡适《词选》，《胡适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2—556页）。

研究者已经准确地指出，胡适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宋代评论家胡寅（1098—1156），同时也受到王国维（1877—1927）的影响，后者对南宋辛弃疾之后词人“隔”的风格评价不高（参见施议对《吴世昌传略》，《晋阳学刊》1985年第5期，第54页）；施议对《词体结构论简说》（1990年美国布雷肯里奇词学讨论会论文）。然而，我们有必要考虑到以下事实：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他激进的词学观也是其新文学理论的一部分，这样才可能理解其观点的真正含义。早在1916—1917年，胡适便在其系列论文中宣称，由于“文胜质”的有害倾向（《吾国文学三大病》，《胡适古典文学论集》，第14页），旧文学已经衰朽，因此，文学革命的目标是追求“活文学”，即摆脱那些过于精细的文学形式的束缚，因为其阻挠了作者情感与个性的自由表达（《寄陈独秀》，《胡适古典文学论集》，第15—18页；《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古典文学论集》，第19—35页）。而辛弃疾的创作符合胡适所倡导的从传统文学的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活文学”理想，恰可成为这种新文学的诗歌楷式。

胡适的判断对后来的辛弃疾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点显见于在胡适1926年的文章之后问世的一批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例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三卷本，香港：古文书局1961年版，第674—683页；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香港：古文书局1964年版，第261—296页；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53—663页）。之后，胡适所强调的两个阵营之间的差异——即真正天赋的、创造型诗人（苏轼、辛弃疾等）与乐工歌伎以及南宋后期词匠的差异——被胡云翼重新定义为：豪放悲壮的男性风格与凄婉绰约的女性风格之间的对立（胡云翼《中国词史大纲》，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140页），最终成为豪放派与婉约派之间的对立（胡云翼《宋词选》序，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5页）。得益于这一发展，辛弃疾的爱国诗人形象被完全建立起来，而他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得到极大的加强。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学者们开始挑战二胡的理论，甚至指责其导致了词学研究的所有错误认识（例如，吴世昌《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第43—45页；吴世昌《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第18—24页；施议对《词体结构论简说》；万云骏《论近人关于宋词研究的一些偏向》，尹达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册，第789页）。不可否认，二胡给他们不喜欢的一“派”词人贴上带有贬义的“婉约”标签的做法，给这些词人的研究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很显然，二胡那种基本上是以论争为目的，因而是偏颇的观点，不可能占据词学研究的主导地位长达数十年之久。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一系列的辛弃疾研究论著问世。其中有程千帆《辛词初论》（作于1957年，《词学研究论文集（1949—19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64—382页）、唐圭璋《辛弃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龙榆生《试谈辛弃疾词》（作于1957年，《词学研究论文集》，第383—394页）、吴则虞《辛弃疾词论略》（作于1957年，《文学遗产增刊》第6期，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203页）、夏承焘《辛词论纲》（作于1959年，《月轮山词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37页）、邓广铭《略论辛稼轩及其词》（《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4页）。得益于这些作者的专业学识（他们多数为词学研究的权威学者），他们对辛词风格的研究翔实客观，然而一旦谈及辛弃疾的“进步性”，这些学者的论著中也充满了那个时代很难避免的带有特殊政治色彩的批评话语。除了“爱国主义”之外，有学者更在辛弃疾的词中发现了他的一个特殊品质——同人民性的契合（吴则虞《辛弃疾词论略》，第201页）。有的将辛弃疾归入“现实主义者”，认为辛弃疾“在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行列里，是最突出的”（唐圭璋《辛弃疾》，第82页）。辛弃疾也被描述为以词为“斗争武器”的诗人（夏承焘《辛词论纲》，第37页），他的榜样“教导了作家们如何从事生活实践，从而使自己的作品为先进的政治服务，如何打破传统的束缚，从而大胆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程千帆《辛词初论》，第381页）。

通常，这些论著首先介绍辛弃疾作为爱国主义英雄的一生，接着用他的词作来说明其人生经历。当分析词作时，他们尽可能结合词人的传记资料，挖掘词作的主旨和可能的寓意。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文学作品“表达了什么”，而非“如何表达”。有一位学者说得很明白：辛弃疾的词主要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教科书”（程千帆《辛词初论》，第364页）。

这种便捷的批评模式随后被广泛应用，并成就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批评事业。根据马兴荣的研究，在1949—1979年的三十年间出版的词学研究论著中，辛弃疾的研究占了六分之一（马兴荣《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编《词学论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3页）。

[4]夏承焘《辛弃疾的农村词》，存萃学社编《辛稼轩研究论集》，香港：崇文书店1983年版，第70页。

[5]例如沈开生《世传辛弃疾寿韩侂胄词辨》，《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第79—80页；辛更儒《辛稼轩颂韩侂胄词辨伪》，《北方论丛》1984年第1期，第61—67页。

[6]参见郁贤皓《辛弃疾在南宋阶级斗争中担当什么角色——评近几年来出版的几本辛弃疾专著》，《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66年第1期，第21—27页；杭文兵《为什么替封建官吏辛弃疾唱赞歌——评邓广铭同志在辛弃疾研究中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光明日报》1966年4月3日，第4版。

[7]参见王延梯《辛弃疾在民族斗争中的法家路线》，《文史哲》1975年第1期，第64—70页；钟文《辛弃疾的爱国主义与尊法反儒精神》，《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第73—76页；马兴荣《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第436页。

[8]辛弃疾是毛泽东主席（1893—1976）最喜爱的诗人之一。根据刘修明的研究，毛泽东晚年从辛词中获得不少慰藉。参见刘修明《毛泽东与“大字本”》，《中外论坛》1994年第3期，第1、7页。

[9]参见刘乃昌《辛弃疾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版；蔡义江、蔡国黄《辛弃疾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钟铭钧《辛弃疾词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0]例如卫军英在其系列论文中尝试以西方悲剧理论来诠释辛弃疾，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观点。他注意到辛弃疾具有强烈的内在孤独感，同外部世界形成对照，有助于展现一种崇高的特质。虽然其研究方法看起来非常新颖，但是总体上存在严重的问题。首先，如果我们试图把某个西方的概念，如悲剧，应用于中国诗歌研究，那么必须要阐明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但在卫军英的研究中，悲剧的含义混杂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恩格斯等观点之中。在我看来，正是为了令其可疑的理论奏效，作者有意不给出这个关键概念的清晰定义。其次，由于悲剧理论要求研究对象具有显见的可展开的情节，为了努力使辛弃疾符合悲剧理论的框架，作者给辛弃疾的作品强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具有清晰的戏剧发展脉络的故事结构，而他也只能通过模糊辛弃疾作品和传记之间的界限来达到此目的。因此，尽管他不时引用辛弃疾的词作，其所分析的“悲剧性发展”最终不过是勾画了辛弃疾人生的“悲剧”而已。换言之，辛弃疾的作品被他根据传记资料编撰成诗歌形式的人生故事了。详参卫军英《稼轩词的悲剧效应及崇高意义》，《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第159—161页；《稼轩词悲剧意绪的发展》，《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第101—106页。

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旨在展开综合的研究，他意识到“机械反映论”妨碍了对辛弃疾的准确、深入理解（第四、五章）。他认为仅仅谈辛弃疾的爱国主义已然不够了，故而提出应该研究这位伟大词人的“词心”。他认为，反映于词中的只可能是词人的心灵史，而非历史真实（第五章，第1—51页）。他的基本理论是，文学作品反映现实，但其反映方式是间接的（第六、七章）。抛开刘扬忠自己的辛词分析也有时退回到“机械的反映论”不谈，他提出的区分诗歌主题和历史真实的观点是很有意义的。

刘扬忠的“词心”研究也得到其他学者的呼应。试举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一位批评者认为辛弃疾的作品与其非同寻常的“气质”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因此研究其生理感受上的“幽默”可能是有意义的（参见常国武《辛稼轩词集导读》，《辛稼轩词集》，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70—71、107—108页）。尽管听来略显荒诞，至少显示了反映论所缺少的一种敏感性。另一位学者杨海明也响应了刘扬忠的观点。他在研究中说，即便是在对待像辛弃疾这样的作品涵盖了广泛的社会生活的词人时，“我们的注意力也仍应当放在它的抒情方面而不必过分地去寻究它究竟反映了多少方面的生活”（《唐宋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6—447页）。提及词的文体特殊性，他说：“它本质上仅属于一种‘心灵’或‘心绪’的文学，它的主人公应是‘自我’，而不是客观世界——虽然它又通过着‘自我’而去间接地拥抱或感知着客观世界。”（第446页）杨将其理论付诸实践，集中于辛弃疾有力的情感，特别是其词中表达的狂放（第447—452页）。他相信，只有完全理解了辛弃疾狂放的精神，才可把握辛弃疾作品的复杂性。带着这样的理解，杨已经在往揭示辛弃疾作品内核的方向靠近。然而，当他开始考察狂放精神的来源时，他又情不自禁地回到了辛弃疾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于是，那个我们已经听了无数遍的爱国英雄的人生故事被再一次讲起。

有的批评者选择通过辛弃疾的词体特征来探讨其复杂性。虽然类似胡适和胡云翼的研究尝试将辛词的风格简单化，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大多数批评者仍认为辛词风格不应该被贴上单一的标签，有不少论著聚焦于辛词如何做到既豪放又婉约的问题。然而，这种“辩证”的观点本身又成为人们所热衷的另一种批评模式套路。出于对此种模式的不满，一些批评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超越豪放与婉约范畴的辛弃疾风格研究方法。例如上文提到的刘扬忠便提议对辛弃疾的风格进行一次必要的阶段性重审（《辛弃疾词心探微》，第147—150页）。

更有宏志的当数施议对，他试图建立自己的辛词风格理论，认为理想的词体研究应该是“本体论”的结构研究，即通过归纳词人特殊的形式特征而揭示其“整个的人”（《词体结构论简说》，第7页）。施发现辛弃疾的词是多重组合的结构形式，由许多组包含着两个相互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体构成，例如，并存的刚与柔、动与静、大与小、严肃与滑稽等。这些对立组在各式各样的组合中相互作用而形成“深层结构”，从而解释了辛弃疾词令人炫目的复杂性（《论稼轩体》，《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第157页）。施议对研究的优点在于他看到了词学研究从词体外围转向词体本身的必要性（《词体结构论简说》，第7、14页）。

事实上，在施议对提出词的“本体论”批评之前，尽管不少学者并不知道“本体论”一词，但他们所做的不少工作已经为词的本体论研究铺平了道路。例如，夏承焘在他的《唐宋词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和《月轮山词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透过多位词人作品的细致分析，对词的色调模式的发展做出了颇具启发性的发现。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稿》（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龙榆生《词曲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讨论了宋词中的声、情关系。吴世昌《论词的章法》也考察了颇具意义的文体结构特征（《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66—68、79页）。关于词的结构元素，像领字、托字，以及其他结构问题，也在其他论著中得到讨论[据施议对所说，这些成果将收入即将出版的《词学导论》，他已经完成了该书的初稿，并且在其《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有所引用，第201—205页]。人们或许好奇，为何这些卓有成效的研究没有发展形成一套系统、完备的“本体论”批评？主要原因或许在于反映论主导着词学研究，不鼓励任何对艺术形式的认真研究。当人们将政治和功利主义的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时候，真正的“本体论”研究是无从谈起的。

[11]缪钺《论辛稼轩词》，第50页。

[12]参见Irving Lo,Hsin Ch'i-chi,p.55.

[13]同上，第54页。

[14]同上，第58—60页。

[15]叶嘉莹的文章《论辛弃疾词》给我们提供了相似的批判性见解。在文中她强调了其所谓“本体之呈现”的特别重要性，即辛弃疾崇高伟大的志意和理念同其全部生命融为一体的“本体之呈现”。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叶先生不仅将辛弃疾视为诗言志传统中的杰出人物，还注意到辛弃疾崇高情感的能量来自其人格的生命力。最重要的是，她强调辛弃疾词作的力量在于结合了道德意志与生命力的“本体之呈现”。她之所以如此突出“本体”（该术语在论文开头被至少使用了八次），原因之一是想强调辛弃疾的词作并非偶然反映，而是必然地呈现着他的整体。这意味着研究诗人的高尚情感必须研究他的整个自我，例如其个性、气质、独特生命力，所有诗歌中固有的东西。参见叶嘉莹《论辛弃疾》，《唐宋词十七讲》，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01—407页。

[16]王叔岷《庄子校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册，第593—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