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家牌法

明代中叶，朝廷的基层社会组织制度里甲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在赣、粤、闽、湖广交界地区，群山连绵，地广人稀，处于无政府状态，盗贼、义军占山为王。王阳明在调查中发现，过去官府屡次征讨而不能肃清盗贼的重要原因是，山上的盗贼往往派出奸细、探子下山打听情况，他们常常混杂在城乡百姓中，而百姓中也有暗中与盗贼串通的人，所以往往官兵还没行动，山上早就知道情况了。而当地群众又为“山贼”提供粮食、情报，甚至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吏成了“山贼”的内应，对于官军的行动，“山贼”了如指掌。王阳明认为：“必以治内为先。”因此，要铲平“山贼”，非得健全基层社会组织不可，从而使民众不敢接触“山贼”，切断“山贼”的信息渠道和粮食等物资供应，把“山贼”孤立起来，为日后用兵平“山贼”做好准备。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下旬，王阳明以南赣汀漳巡抚衙门的名义，在赣、闽、粤、湖广交界的府、县发布了告示《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

告示详列了十家牌及各家牌的样式。十家牌的样式是：

十家牌式

某县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头某人

十家牌法的“牌”写明下列内容：

每家每户都有一块粉牌，粉牌右边写明“某县某坊民户某人”，确定以牌为编排单位；

该户属某坊、某都、某里、里长某人等详细情况——

军户：写明属某千户、某总旗、某小旗、队长某人；

匠户：写明某里、某甲下、某色匠——木匠、石匠、铁匠、泥瓦匠；

客户：写明原籍某处、某里、某甲下，是何种户，在本地何里、何甲居住，从事何种职业；

官户，写明在某衙门某官下，何种职业；

在本地购买了土地，要写明土地原来的主人，以及买地时的保人是谁；

家有男丁几人，在家几人，外出几人，以及各人的名字、年龄和从事职业；家有妇女几人；

家有房屋几间，是自己的还是租用的；

寄宿的客人，要写明客人的原籍在某处，来做何事。

告示规定，每十家为一甲，发一块木牌，写好信息，十家轮流掌管。每天酉时（下午5-7时），当值的户主持这块牌子前往所在一甲的其他九家巡视，根据各家粉牌查审：某家今夜多了某人，是何姓名，从何处来，来干何事，等等。巡视结束后，连同自家的情况，通告各家。如有可疑处，应立即告知官府；如果有意隐瞒，事发之后，十家一同治罪。

王阳明的十家牌法，实际上是秦朝商鞅实行的什伍连坐法的翻版。对于向来毫无约束的山民来说，这就像身居牢狱，他们岂能不强烈反对？连地方官吏对此也不热心，官员们都知道什伍连坐是秦朝苛法。为此，王阳明不得不再次发布《申谕十家牌法》，对有抵触的地方官员提出警告：“本院所行十家牌谕，近来访得各处官吏类多视为虚文，不肯着实奉行查考，据法即当究治，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谕。”王阳明严格要求各分巡道指令所属府、县，由掌印官亲自负责，依照样式制作十家牌，沿街沿巷，逐乡逐村，挨次编排，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要求各道严加督查，对依违拖沓、过期未办者罚，对编排及时者奖。王阳明意识到实施十家牌法的阻力很大，对地方官员的消极对抗可以强制执行，但对山民只能说服教育，所以在告示中一再申辩：“今为此牌，似亦烦劳。尔众中间固多诗书礼义之家，吾亦岂忍以狡诈待尔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尔良善，则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体此意。”

王阳明在十家牌法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保长法，即《申谕十家牌法增立保长》。保长法要求府、州、县在各乡各村推选出一位德才品行为众人所信服者为保长，遇上“盗警”时统率各甲进行逮捕。同时，要求城郭坊巷及乡村在要地置鼓一面。村与村之间离得远的，要建鼓楼，遇有盗贼，便击鼓报警。一巷击鼓，各巷齐应；一村击鼓，各村齐应。听到鼓声，各甲居民各执器械，由保长指挥捕盗。如有听到鼓声却藏匿不出或故意后出者，保长与同甲邻里举告到官，要加重处罚。

王阳明的十家牌法与保长法不仅健全了基层社会组织，使乡村安定了，而且还有效地阻断了山贼与村民的联系，使山贼失去了后方支援，失去了村民的支持和物资供应，失去了情报来源，从而为王阳明扫除山贼铺平了道路。

王阳明施行的这些“法”，是他乡村治理计划的一部分。他在南赣实行的乡治计划，与客家的宗族管理有殊途同归之妙。王阳明说，施行十家牌法的目的是“防奸革弊，以保安尔良善”，要求各家“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而客家“族规”中有“国课早输，谓之上农”，犯“匪僻奸邪”等重罪者，“合族鸣官究治”等类似条款。不过，为什么王阳明的乡治计划重点是“牌”和“约”，而很少运用“宗族”力量？因为他要采取新型乡治方案，就必须重组乡村的权力结构。宗族内部有过多的共同利益，内聚力强，对外排斥性也强；不如以“牌”和“约”来重新约束，国家权力更容易伸展。况且，王阳明的乡治计划并未将客家宗族作为直接打击对象，而是默许它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只不过，官府占据了乡村治理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的顶端。

明代哲学家李贽曾经对王阳明的十家牌法作过中肯的评价：今人若推行十家牌法，不利于稳定民生；王阳明推行十家牌法，则利于富国强兵。若能形成全民皆兵之势，则不必借助“狼达土军”，即可消除匪患。若不借兵，则无须制兵、调兵；若无匪患，则无须养兵、用兵。如此一来，国自富，民自强。这个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十家牌法对于乡村社会治理是十分有效的。后来，这个方法一直延续下来，据《惠州府志》载，和平县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行保甲法：“十家设一牌长，十牌设一甲长，稽查严密，匪徒敛迹。”这里沿用的就是王阳明推行的十家牌法。